我和蔡青並不熟。見到他或聽到他都是通過藝術的機緣——主要是通過他的行為藝術。因此現在想來，我們之間能夠有這種斷斷續續、不期而遇的關係也可以算是他的藝術活動的一個成果——因為他在本書裏反覆強調的一點就是行為藝術的互動性，主要是人的互動。沒有互動就沒有行為藝術，或是有行為而無藝術。 這篇短序可以説是由他開啟的，我們之間互動的延續。我和他第一次接觸是通過《生存痕跡——中國當代藝術內部觀摩展》。時間是1998年，地點是北京朝陽區三環以外4.5公里處姚家園村內剛剛建立的一個名叫“現代藝術工作室”的大院，原來是村裏一家工廠的車間和倉庫。這個展覽是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蓬蓬勃勃的中國當代藝術另類展覽中相當突出的一個，其獨特之處在於利用北京城鄉交接的地理位置探測時代與藝術家個人脈搏的共振。兩年後我在一本名為《在中國展覽實驗藝術》（Exhibiting Experimental Art in China）的書裏對它做了介紹和討論。展覽中有不少出色的作品。蔡青的是開幕式上做的一個名叫《耕種》的行為表演：在大院中間劃出一片農田來開荒種地，將大把大把的硬幣撒在犁出的溝裏，大約是給當時全民共做的發家夢提供一個形象比喻。但他在這個展覽中的身份不僅僅是位藝術家，同時也是展覽策劃人和圖錄編輯者之一（另一策劃人和編輯者是馮博一）。 此外他還是展覽所在地“現代藝術工作室”的創立者——那時他從德國10年遊歷回來，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專業藝術基地以推動高水準的當代藝術實踐。但是他也沒有真的回來：“現代藝術工作室”聯繫方式中的兩個地點是德國科隆和法國巴黎，在地聯繫人都是蔡青自己。我在這裡特別提到這個展覽，是因為我後來逐漸知道，這種多重地點、複合身份、全球游動、在性質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若干平臺上同時工作的方法，可以説是他的一貫特色。他本來是學版畫的，1984年畢業于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在校期間正是浙美思想最為活躍、孕育著85新潮一代弄潮兒的時刻。 1989年他移居德國，先就讀于斯圖加特美術學院，進而在歐洲當代藝術的熏陶下從1994年起投身於行為藝術。初期作品包括《1+1》，以貼著中國人面孔的超市包裝盒為構成材料，使其疊積、散佈和漂流在歐洲的城市、田野和水域裏。在1996年的《塵積與抹擦》中，他裝扮成一個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千年沉睡後逐漸甦醒。這個作品施行于德國一家歌劇院的中場休息時段，在古典歌劇和當代行為這兩種“表演”之間造成微妙的張力。 1998年《生存痕跡》展後，我在吳美純、邱志傑策劃的《家：當代藝術提案》展裏看到了他的裝置行為作品《尋找我二叔》。蔡青的二叔兼具英雄與瘋人兩種身份，二者到達水乳交融、不辨彼此的程度：以軍醫身份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此後一直給毛主席寫信提出種種建設祖國的宏偉計劃。1989年入獄，出獄後在鄉里仍孜孜撰寫有關人類現狀與未來的宏偉著作。把這個狂熱、扭曲、病態的靈魂推到現實中的前臺，蔡青所反思的是過去幾十年來理想對人性的異化。這些早期作品已經顯示，在“複合身份、多重地點、全球游動、遊移平臺”這幾個特點之上，蔡青的作品還具有另一個傾向，即題材和所指的多向性：他的種種計劃並非是單一主題的持續和延長，而是在歷史、現實、文化、城市、自然之間不斷游動，隨時尋找著參與和互動的契機。 2001年移居紐約之後，他的活動範圍愈益擴大，互動的觸點也越來越多樣。他的行為作品的實施地點包括了北京、成都、西安、長沙、桂林、重慶、澳門、台南、紐約、倫敦、盧森堡、巴黎、特裏爾、維多利亞、卡塞爾、曼谷、馬尼拉、新加坡、緬甸、越南、湄公河等。其內容和合作者也是形形色色，藝術計劃常常突出與地點、現場和時事的關係。幾年之後，他的身份和事業發生了又一個重要變化：他從獨立藝術家暨策展人進入到“學院”和“研究”的領域。從2007年起他開始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藝術學院任教，對學術的興趣進一步引導他回到母校中國美術學院攻讀博士。 2011年獲博士學位，論文隨即成為這部《行為藝術與心靈治愈》的底本。而其姐妹篇《行為藝術現場》則是他在2007年到新加坡任教後，對所參與的東南亞和中國的各種行為藝術節以及自己實施和策劃的行為藝術計劃所作的一份完備記錄。不加誇張地説，在行為藝術這個領域裏，這兩部書是我所知道國內出版的最成熟和最深入的一套著作。尤其是《行為藝術與心靈治愈》，更將學術性與實踐性二者做了系統、獨特的結合，同時提出了有關行為藝術功效的這一獨特理論。“引言”部分對行為藝術的定義和歷史做了相當冷靜的概述。其後的“上篇”繼續了這種學術論述的風格，引證中外實例探討行為藝術的核心——即它的各種互動方式。 “下篇”則推出著者有關行為藝術運用於心理治療上的理論。其基礎觀念是藝術可與人類心靈相通，而以人體和行動為媒介的行為藝術則能夠最直接有效地觸及自我和對象的心靈，産生舒緩和安慰的作用。這一理論明顯與精神分析學及其在藝術的運用有密切關係，可以説是這種運用在當代藝術中的發展。對我來説，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於它的理論闡述，還在於它對大量行為藝術作品的介紹和分析。由於作者本人是實踐行為藝術家，對這門藝術有著切身而深入的理解，也由於他的分析是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中、結合各種概念和不同觀察角度做的，因此讀起來與以往一些書刊中對行為藝術的泛泛介紹相當不同，觸及到許多作品的深層的社會和人文意義。從這個角度説，這本書，以及《行為藝術現場》，對研究和書寫中國和世界的當代美術提供了經過消化的材料。以另一個角度讀《行為藝術與心靈治愈》，從“引言”到“上篇”、“下編”和“附錄”，作者的身份從客觀分析者向主觀參與者逐漸轉化，觀察的角度和敘述的聲音越來越具有主體性和判斷性，書的性質也不斷增加互動的涵義。 最後，蔡青以個人名義給世界上的一些優秀行為藝術家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直接徵求他們對於本書提出的兩個核心問題的反饋。這兩個問題一是這些藝術家如何考量他們自己作品中的互動成分，二是他們是否同意行為藝術有溝通心靈和治愈的作用。本書50余頁長的“附錄”包括了他所收到的回答。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項帶有相當實驗性質的寫作計劃：書尚未發表之時，已經含有了著者與讀者的互動。 2012年3月于芝加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