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水手。像魯賓遜一樣,他常常在雅莫斯(Yarmouth)的各條河流中航行,難得回家一趟。他回到家中,總能讓自己過得開開心心。我推測,他可能從事著與聽證會相關的業務,可這種猜測從來沒有得到證實。我母親對此也不太關心。外祖父在家的時候,對母親和她妹妹寵愛有加,除非她們有含糊其辭或説不著邊際的話的傾向,因為這對孩子而言不可原諒。一次,他敏感地察覺到母親對他撒了謊,隨即命令僕人買了足夠做一把掃帚的枝條,捆綁在一起,鞭打母親。提起這段往事,母親説:“他們本不應該拿一整捆掃帚枝條來鞭打我的。”“但是我從中也獲得了不少好處。”母親隨即補充道。我的外祖父在32歲時因騎馬意外去世。那次,他沒有像往常一樣走路回克羅伊登郡,而選擇了策馬回家。他的腿被馬撞擊到墻上。最後,他被劇烈的疼痛折磨致死。當時,我母親才七八歲的樣子。 外祖父去世後,她和姨媽一同被送進了一個當時在克羅伊登郡相當時髦的日托學校——賴斯女士創辦的學校。在那裏,她學習了福音派原則,成為學校裏的繡圖女孩和最好的針織女;而姨媽堅決拒絕接受福音派原則,成為學校的災難和痛苦。母親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卻不驕傲,她在自己勤奮的事業中越來越傑出,她妹妹很愛她,但經常嘲笑她。她妹妹擁有更多的才智、更少的驕傲,但沒有什麼善惡觀念。最後,已經成為一名完美家庭主婦的母親被送到蘇格蘭,去照顧爺爺的房子。爺爺年復一年摧殘自己,最終摧毀並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時,我父親來到倫敦,在一位商人家裏做簿記員,做了九年,其間沒有休息過一個假日。隨後,他開始著手經營自己的生意,償還他父親遺留的債務,並和他克羅伊登郡身為模範女性的表妹(也就是我母親)結為夫妻,組建家庭。同時,姨媽留在了克羅伊登郡,嫁給了一位麵包師。 我4歲的時候,父親在倫敦生意場上的地位有了顯著提升(這是可以查證的)。記憶裏,他對我很嚴厲,至少對於孩童時候的我來説很嚴厲,完全無法理解;他就像是從布倫瑞克廣場亨特街到克羅伊登郡馬克特街上最不可能有膽怯之色的人。但是,每當父親生病時,繁重的工作和悲傷在他身上和臉上留下的印記就會一一顯現出來。 這時,我們全家都會去拜訪克羅伊登郡的姨媽,在都帕斯山(Duppas Hill)上散步,在阿丁頓(Addington)的石南叢中穿行。姨媽居住的小房子至今(至少四個月前)還是馬克特街上最為時髦的房子,商鋪上面的二層有兩個真正的窗戶。但我從未為公寓這個特色感覺困擾,除非我父親偶然來了興致,想要用印第安墨水作畫,我還要恭敬地坐在旁邊觀看。不用陪父親作畫的時間,我通常穿梭在商店、烘烤房,以及在後門那裏環繞著清澈泉水的石頭中(以前,清澈的水流最後會流入現代下水道)。大多數時候,姨媽的狗陪伴著我。這條狗原本在街上流浪。姨媽收留它的時候,它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了。姨媽收留了它,把它培養成了一條勇敢而和善的狗,正如她對遇到的每一隻流浪動物做的一樣。姨媽這樣的善舉保持了一生。姨媽的房子裏,可以時不時朝伊甸河(rivers of Paradise)瞅上幾眼,這讓我心滿意足。 我在布倫瑞克廣場亨特街住到4歲多,一年中的大部分時光都在那裏度過。夏季我們有幾週要到小村舍(真正的村舍,不是所謂的別墅)去住宿,呼吸新鮮空氣。我們住的小村舍要麼是漢普斯特德(Hampstead),要麼是達維奇(Dulwich),或是瑞德里(Ridley)夫人的旅館。從瑞德里夫人旅館後面的弄堂出來,就進入達維奇領土範圍的另一邊。那裏的春天,漫山遍野是小野花,秋天則處處是黑莓。但我現在能拾起的那些日子的回憶總與亨特街連在一起。母親照看我的總原則,是保證我遠離可以預計的痛苦和危險。此外,她就讓我盡情地玩,前提是我既不焦躁也不主動製造麻煩。但原則是這樣的:我必須尋找自己的娛樂。任何種類、任何形式的玩具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我克羅伊登郡的姨媽對我修士般的貧窮給予無限同情。有一次我生日,姨媽為了動搖我母親拒絕誘惑的果決,跑遍了所有的集市,挑選了她認為最閃耀、最惹眼的潘奇(Punch)和朱迪(Juday)(此處指玩偶),如真實的潘奇和朱迪大小,身著紅色與金色的服裝,綁在椅子腳上還會跳舞。姨媽描述他們的眾多優點和美德時,我一定感到非常震驚,要不然我不會對那兩個人物臉上的表情記憶深刻。我母親很高興地收下了。但母親過後悄悄地告訴我,我不能夠擁有他們。後來,我就再也沒見過姨媽買的潘奇和朱迪了。 我從不敢希望、不敢奢望,甚至都不敢幻想能夠擁有在玩具店裏看到的玩意兒。我擁有的“玩具”就是一串鑰匙,這是母親唯一允許我佔有的閃閃發光和叮叮作響的玩具。再長大一點,我有了一部水推車和一個球。五六歲時,我的玩具庫裏又增添了兩盒切割精細的木磚頭。儘管這些“玩具”非常簡陋,但是我對它們擁有絕對的佔有權(雖然我哭鬧的時候,得到的總是一頓鞭打),整體來説,擺弄這些玩具總比我坐在樓梯上嚎叫或跌倒要好很多。很快,我就掌握了如何平和、理智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和情緒的方法:我能夠在簡單重復的遊戲中歡歡喜喜地度過一天,如描繪方形輪廓,比較地毯的顏色,觀察木質地板裏面的釘子和楔子,數對面房子所用的磚塊數量;我興奮地用水推車的皮革管子在人行道旁滴水的鋼管處接水,激動地看著水推車慢慢灌滿;我幾乎對掌管水龍頭開關的過程産生了崇拜——我一直擰啊擰啊,突然,街道中間就噴射出一注噴泉。但是,我玩耍的主要玩具是地毯、在床單下找到的東西、衣服和墻紙。我喜歡去觀察這些觸手能及的東西,而且對這些物品的興趣很快就獲得了認同。我三歲半時,諾斯卡特(Northcote)先生給我畫了一幅肖像畫。我和他待在一起還不到十分鐘,就問他為什麼他的地毯上有那麼多的洞。這幅肖像畫畫的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小孩,黃色的頭髮,像小女孩一樣穿著白色的罩袍,搭配著巨大的淡藍色腰帶,與之呼應的是藍色的鞋子。小孩的腳很大,與小小的身體極為不成比例;而腳上穿的鞋子更是大得離譜。我的日常衣著被這位老畫家用現實主義手法完美地表現。它們在畫上,比擺放在我的兒童房裏更奪人眼球。畫中的我正在一大堆木材邊緣奔跑。木材上特有的樹木條紋清晰可見,吸收了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首任院長約書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勳爵的繪畫風格。應我的要求,老畫家在畫面中遙遠的地方添上了兩座圓圓的山頭,用的是和我鞋子一樣的藍色。為什麼要添加兩座山頭呢?我去過蘇格蘭一兩次,每次我們走近特威德河(Tweed)和埃斯克河(Esk),我的蘇格蘭保姆總會哼起下面的歌謠: 蘇格蘭,我的情人,完全裸露在你的視野中,沒有任何遮掩,山巒青翠如黛。
遠山的構想,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腦海中描繪的在蘇格蘭姨媽家極其幸福圓滿的生活景象,種滿醋栗的花園,醋栗叢隨地勢傾斜,一直延伸到泰河。但是,當年邁的諾斯卡特先生問我希望在畫中遠處添上什麼時,我裝模作樣地思考了一小會兒,以便給老畫家一個確切的答案。我本應該説“青翠的山”, 而不是“醋栗叢”。對一個年僅三歲半的兒童來説,我並沒有凡事都以自我為中心的病態傾向。相反,這充分證明我只是對世界充滿好奇,並非一無是處。我認為,我之所以能夠獲得老畫家的喜愛,是因為從小培養的平和個性。這得歸功於我獨特的家教。如前文所述,我只要製造麻煩,就毫無例外地得到一頓鞭打。我和老畫家共處一室時,心平氣和、心滿意足地數著他地毯上的洞,或靜靜地看著他把作品從袋中慢慢取出。在我眼中,後者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優美的動作。但是,我記得我對諾斯卡特先生在畫布上運用的顏料沒有任何興趣。從這個方面來説,我對色彩明快的畫作的構想是這樣的:一個大大的顏料罐不可或缺,裝滿最明亮的綠色顏料,插著一隻濕漉漉的畫筆。我的安靜非常討老畫家喜歡。他甚至懇求我的父母允許我坐在他旁邊,作為他正在創作的有關古典主題畫作中的小孩面孔的原型。畫中的我,按照老畫家的安排,順從地躺臥在一張豹皮上,一個生活在森林中的野人從我腳上拔出一根刺。 我認為,這些細節説明我孩童時代享有的“待遇”(指上文提到的鞭打)或偶然的狀態改變,完全適合我小時候的性情。但是,關於我是如何走近文學的這個問題,答案還有待商榷。我毫無避諱地説,我並不打算將它歸功於我在聖喬治學校接受的教育。我堅決抵制一字一句地閱讀文章。但我能熟練地記住整個句子,復述時準確地指出書上每一個單詞。而一旦把這些單詞摳出來(在別的地方看到這些單詞),我就不認識了。母親為此曾一度要放棄教我閱讀。她教我閱讀,只希望通過數年的努力,我能夠掌握當時流行的音節研究系統。可是,我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愉悅自己,在製作圖案的同時逐一記住全部的單詞。 5歲時,我被送進了巡迴圖書館,作為我的“第二書卷”。我試圖對單詞進行整體集合記憶,原因之一是我對文字的列印體發自內心的喜愛。別的孩子在畫小狗小貓時,我就開始對列印文本進行描摹,樂此不疲。下面的字是我從《基督七聖人》(Seven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書皮底紙上描摹下來的(其藝術性應該從字母“L”的書寫特色與字母“G” 的相對高度來進行評判)。這被認為是我在這個方面所做的最早的藝術研究。 五十年後,弗斯(Fors)以我的摹本為藍本,對前幾行進行描摹,把摹本交給了伯吉斯(Burgess)先生,對此書表現的藝術發表了相應的評論與讚揚。我想,他應該把後幾行也描摹下來,因為前後這幾行文字原本就是在一起的。 母親後來告訴我,在我出生之前,她就模倣漢娜(Hannah),鄭重而虔誠地“讓自己完完全全皈依上帝”。在這個問題上,偉大的婦女都有帶著她們未成年的孩子浪費時間的傾向。這種虔誠的行為所蘊含的真正意義在於:如果西庇太(Zebedee)的兒子們沒有(或者至少他們希望沒有)成為基督身邊的門徒,那麼,她們認為自己的兒子在有生之年,最終也會被提升到那兩個神聖的位置上。她們還相信,如果自己每天都虔誠地向基督祈禱,祈求基督收她們的兒子為門徒,可以使她們的兒子成為基督門徒的機會增大。然而,她們通常都忘了西庇太的兒子最初是如何得到這兩個位置的。基督門徒的位置不是偉大的基督給予的!至於我母親所説“讓自己完完全全皈依上帝”的真正含義就是,想方設法送我上大學,努力將我培養成一名牧師,將我按照“教堂”的戒律來撫養。我父親擁有一個極壞的習慣——在關係重大的事情上,一切聽從我母親的安排與指示,而在眾多瑣碎的事情上卻堅持己見、一意孤行,也許這就是他靈魂的本質體現。他一聲不吭地讓我退出了雪利酒交易,認為這是一件不潔凈的事;他對母親做出的有關我的最終判定,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因為許多年後,他還為我最終沒成為一名牧師而傷心流淚。我記得很清楚。那次,他正在和我的一位藝術家朋友進行交談。我朋友非常崇拜拉斐爾(Rapheal),為我沒有在作品中添加這個廣受歡迎的品位而遺憾不已。父親和朋友為此相互安慰,他們認為我太過於魯莽輕率,在公眾面前談論透納(Turner)和拉斐爾。相反,他們認為我應該向透納和拉斐爾講解他們的靈魂如何才能得到救贖,而不是順應我自己的心。一個多麼和藹可親的牧師,在我身上迷失了!“是的,”父親説,“他本應該成為一名主教的。”此時父親已老淚縱橫。父親流下了真誠的淚水,就像是任何一個父親因兒子做錯事而流淌的淚水,毫無做作,滿含深情。
母親打心眼裏希望我長大以後能從事一份崇高的工作,她認為將我培養成一名牧師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我很小的時候,她就開始帶著我進教堂接受熏陶。對我而言,這不失為一件幸事。我總是能安安靜靜地待在教堂裏,因為我性格平和,而且對母親那金色的香料飾盒著迷。只有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母親才會擰開那個香料飾盒,我可以借機透過沒有蓋緊的盒蓋看到海綿上面裸露的環狀物品。那時候,我發現教堂的長椅是一個非常無趣的地方,想讓我保持安靜不動都很難(早上,我最好的故事書會被收走)。正如我以前説過的那樣,星期天的恐怖甚至將它一成不變的沉悶蔓延至星期五。而星期一的到來,意味著七天可以不去教堂,但這所帶來的欣喜依舊敵不過星期天蔓延出來的憂鬱。 儘管如此,我仍依稀記住了牧師豪厄爾(Howell)先生的布道。偶爾,母親最親近的朋友會號召大家一起坐在我家紅色沙發坐墊上,模倣牧師豪厄爾先生布道,慶祝和讚頌我的孩童時代。我認為,類似的布道大約十一個字那麼長,非常具有代表性。我還認為它是世界上最純粹的福音,因為它的開頭是這樣的:“人需向善。” 家中很少有人來訪,連工作日也是。我從未獲准可以吃餐後甜點,直到長大到可以乾淨利落地砸開堅果。那時,母親允許我下樓為客人砸堅果——我希望他們喜歡這樣的待遇——但不允許我吃堅果或其他任何精緻的食物,其他場合也一樣。僅有一次例外。一天下午,在亨特街,母親從儲藏櫃裏給我拿了三粒葡萄幹。我現在還清晰記得我在諾福克(Norfolk)街第一次吃蛋奶糊的情景。當時,我們的房子需要刷漆,進行清理什麼的,我們暫時在諾福克街租了房間。父親在前面的房間用餐,蛋奶糊沒有吃完,母親把剩下的蛋奶糊端進後面的房間讓我享用。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我不幸的生活經歷,且不會因為我描述的繁冗而失去耐心,我有必要對我父親在倫敦的商業地位進行一些描述。以我父親為首要合作夥伴而建立起來的工廠,在當時享有非常高的聲譽,可能一些年邁的老者至今還能想起來。他們在一座狹窄的小樓一層的小會計室裏開始了創業。小樓位於東倫敦大學一條狹窄的街道邊。街道名為比利特街(Billiter Street), 是連接利登霍爾街(Leadenhall Street)和芬徹奇街(Fenchurch Street)的主要街道。他們三個合夥人的名字,被刻在會計室裏電鈴下的黃銅板上,分別是羅斯金(Ruskin)、特爾福德(Telford)、多麥克(Domecq)。 從法律角度上講,多麥克先生的名字應該排在第一位的,因為我父親和特爾福德先生只是他的經紀人。多麥克先生是工廠的主要資本——瑪查努多(Macharnudo)葡萄園的唯一所有人。葡萄園位於西班牙半島一片極其珍貴的山坡上。瑪查努多葡萄酒的釀造工藝從根本上填補了雪利酒釀造標準下産生的“灌袋”和“幹澀”問題。雪利酒釀造標準從亨利五世(Henry V)時代開始,廣泛應用於幹葡萄酒的製造。瑪查努多葡萄園具有獨一無二且無與倫比的白堊灰泥岩,種植出來的葡萄在任何天氣情況下都不會開裂,除非已經熟透。我推測,彼得•多麥克先生應該是生在西班牙,而在法國和英國長大成人。他是一個享有很高榮耀、氣度非凡的紳士。我不清楚他的具體身世,也不清楚他怎樣成為葡萄園的主人,更不清楚他年輕時在戈登(Gordon)的工廠、墨菲(Murphy)的工廠和商行任職時擔任什麼職務。有關他的許多事情我都不了解。但他看著在房子裏工作的領頭職員——我父親——兢兢業業為他工作了九年。房子崩塌後,他任命我父親為他在英國的代理人,堅持提名讓父親擔任工廠的首要合夥人,儘管父親只履行作為其代理人的職責。父親能完全信任多麥克先生的榮耀和感覺,卻對他的判斷和企業管理充滿質疑。多麥克先生多半時間都住在巴黎,很少去查看在西班牙的資産。但是,他對科學種植葡萄的所有過程都瞭如指掌,儼然比他那片高地葡萄園裏所有的工人都更具權威。他確保釀造出最高品質的葡萄酒,我父親負責有關銷售的一切事務。在他看來,這樣的分工能取得最佳效益。第二合作人—— 亨利•特爾福德先生納入合作團隊,是為了滿足倫敦市場開拓的需要。位於比利特街道的房産是屬於特爾福德先生的。他在維德摩爾(Widmore)還有一處漂亮的鄉村別墅。別墅靠近布羅姆利(Bromley),離肯特村莊(Kentish)很遠(以當時的交通狀況為評判標準)。
特爾福德先生是典型的英國鄉村紳士,擁有較多財産,未婚,與三個未婚妹妹生活在一起。他受過高等教育,質樸、仁愛,過著精緻的生活。在我的記憶中,他完美得不真實,更像一個美麗童話中虛構的人物。實際上,不管是在故事裏,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從未聽過,更沒見過像亨利•特爾福德先生那樣的人。他是如此紳士、如此謙遜、如此有感染力,擁有非凡的常識判斷力,極度喜愛駿馬,無法做出、想出、哪怕是説出任何會玷污賽馬場和馬廄的話語。他在馬背上馳騁的生活佔據了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我相信,他不曾錯過任何大型比賽。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整個賽季都在進行打獵活動,但是他從未下過注,從未發生過嚴重意外,也從未傷害過一匹馬。父親與特爾福德先生之間存在一種絕對的信任,他們之間的追求迥然不同,卻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父親為特爾福德先生身為鄉村紳士感到自豪;同時,特爾福德先生對父親穩健運營工廠不犯錯誤的商業本能打心底裏佩服。特爾福德先生對他們三人合作的生意的參與,通常僅限于仲夏時節我父親外出度假的兩個月。這兩個月,他會現身會計室。偶爾,他會在開年時為生意訂單奔跑一個月。這個時候,特爾福德先生白天從維德墨(Widmore)騎馬到倫敦,簽署信件和帳單,閱讀報紙上的新聞,然後騎馬回家。所有需要經過深思熟慮的事情他都會詢問我父親,或者等到我父親回來後處理。特爾福德先生一家對母親和我都非常友好。只要有機會,他們都會盛情款待母親和我。但母親被這些非常有教養的人伺候,老是感覺不自在,因為這凸顯了她早年教育的缺陷。因此,她拒絕拜訪任何能讓她感受自身教育缺陷的家庭(這恰恰使這種缺陷暴露無遺)。然而,特爾福德先生對我的教育産生了獨特的重要影響。他採取了他妹妹的建議,送給我一本剛剛出版發行的帶有插圖的羅傑斯(Rogers)的《義大利》(Italy )。這本書為我打開了第一扇深入接觸透納作品的窗口。沒有什麼顯而易見的原因,我也許會説這份禮物指引了我一生奮鬥的方向。但是,輕率的傳記作家為此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一個新的形容詞綴,就是巨大的錯誤了。我所處的環境凸顯了這個意外的重要性。但是,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也是非常關鍵的,那就是我閱讀羅傑斯的《義大利》之時,能夠看懂透納的作品。之前我沒有見過透納的作品,這是第一次接觸透納的作品。更重要的是,我從此狂熱地迷上了透納的作品。為此,可憐的特爾福德先生不得不一直忍受我父母的抱怨。儘管他的幫助並不是潛移默化的,但他這種更為直接的幫助對我的人生産生了重要影響。我父親一度認為,仲夏時節的假期我們不應該雇傭一輛馬車,此時,特爾福德先生就會將他自己的旅行馬車借給我們。現在,相對兩個人而言,甚至是對兩個成年人和在3歲已經小有名氣的我來説,老式的英式旅行馬車是最為奢華的旅行馬車。問題是我們必須得直起腰坐著,才不至於看不清楚石頭砌的堤壩,才不會讓車輪駛過堤壩邊界。老式折疊梯子解決了旅行馬車的高度問題,門口凹縫處放置著一個可愛的坐墊。我乘坐老式的英式旅行馬車巡遊的主要樂趣之一,就是看車夫放下梯子,折疊梯子。同時,我軟磨硬泡地希望能夠自己折疊梯子,但是我的心願從未實現。 父母擔心我會夾到自己的手指。 “尾座(dickey)”—— (如果我當時沒有認真仔細地去追溯這個詞語的詞源,我想我現在也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語)—— 典型的代表是女王陛下郵車的指揮座位,是由警衛使用的;在古典文學作品,甚至是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就像鮑勃•索耶(Bob Sawyer)先生給塞姆(Sam)提供的解決辦法一樣,在特爾福德先生的雙輪馬車中,尾座也被放置到最後邊,為的是更好地騰出空間,讓腿更加舒服(如果一個人選擇在晴朗的天氣裏外出旅行),使尾座下有大的地方來放置靴子和其他雜亂的行李。所有的行李,包括放在馬車前面那些顯而易見的行李,都由保姆安妮負責:打包、管理、整理、照看等。她整理物件的功夫幾乎無人能敵。她折疊整理出來的衣物,平整得就像是剛烙出來的煎餅。也許,整理、打包東西就是她擅長的一門藝術,需要動腦筋,需要發揮空間想像力,需要仔細觀察、一絲不茍。畢竟,要把旅行所需物品和行李的種類及數量控制得剛剛好,再將所有的東西裝在一輛馬車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豐富的經驗和良好的預見能力。一個人過了50歲,總會緬懷一些出現在自己人生中的人,已經去世的或沒有去世而飽經磨難的人。
我不知道別人會緬懷什麼人。我只能説,除去父親和母親(我腦海中想像的人物不能與此相提並論),我真正緬懷的就是安妮——我父親的奶媽,也是我的奶媽。她是銘記在我們心中的“許多人”之一(我們所説許多人其實也就那麼幾個)。她年輕時來到我家,後來一直在這裡工作。她一生都在服侍我們。她有一個獨特的天賦,能把令人討厭的工作做得非常棒,最為突出的是照顧病人。所以,只有我們生病的時候,她的天賦才會大放異彩,她才會得到我們的重視。她還有另外一項類似的特長——總是説一些令人感覺不愉快的話。在採取任何積極行動之前,她看到的全是事情最黑暗、最糟糕的一面。遇到事情時,確切地説,是我們使喚她的時候,她討厭盡可能快地採取行動,這是眾所週知的,且屢教不改。所以,當我母親與她一起安度晚年時,我母親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訴她,要把她的茶杯放在小圓桌特定的一邊。而毫不意外的是,安妮雷打不動地把茶杯放在小圓桌的另一邊。結果,母親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後,就憤憤不平地向我抱怨: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女人被魔鬼控制了身心,那麼安妮就是那個女人。儘管這位胸襟寬廣、獨立的人物偶爾會比較暴躁,比較偏執,但是可憐的安妮一生都被人使喚著,從15歲開始,到72歲高齡,每一天都得聽從他人的支使、實踐他人的思想、為他人創造幸福。她為幾位親戚積攢了200多英鎊,由於分配存在分歧,在這幾位親戚之間産生了矛盾。她下葬後,這幾位親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彼此都不説話。如果這也算是她做的壞事,此外我未在任何場合聽説她做過傷害別人的事情。前文提到的尾座,有兩個人那麼寬,成為“守護員”安妮不可或缺的物品。因為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裏,途經風景秀麗的地方時,父親也喜歡坐在馬車外面飽覽山色,此時尾座就派上了用場。馬車並不輕巧。但是,所有的行李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非常精簡,派不上用場的行李一件都沒有帶(多虧了能幹的安妮)。這樣,整個馬車承載的重量就減輕了,可以在平整、光滑的郵路上輕盈行進。在那個時代,郵遞業務非常發達。因此,無論哪個鄉鎮,驅車經過鎮上的客棧時,聽到下面院子裏傳來“馬兒出來了”的吆喝時,通常在五分鐘之內,你就會看到一匹身著“華服”的馬兒歡快地從裝飾閃耀、奢華的拱門一路小跑而出。看不到車夫,因為馬車前面沒有車夫的位置。但是,馬車有四扇驚人合適的大型滑動窗戶。 雨天,升起窗戶,馬車內滴水不漏;晴天,把窗戶降下來,就組成了一個大型凸窗,透過大型凸窗,地平線上一半的鄉村風景一覽無遺。而我看到的視野更為廣闊,因為我的座位是裝我衣服的小箱子,非常結實,上面放著一塊軟軟的坐墊。我坐在馬車前面,在父親和母親中間,坐得筆直筆直的。因此,在旅途中,我並沒有由於個頭小而被忽略。相反,我看到的視野是最為廣闊的。我對趕馬車並沒有特別的興趣。但是,一路上,我把行李箱上的坐墊想像成馬鞍,把父親的雙腿想像成馬,不斷鞭打馬兒(就是父親的雙腿)催促他小跑前進。起先,我只是揮動著敏捷的手腕,在腦海中趕馬車。最終,想像變成了現實,父親送了我一根鑲銀的馬鞭,我酣暢淋漓地過著趕馬車的癮。特爾福德先生提供的這些奢華設備,使我們的仲夏假期更加有趣。仲夏假期一般是在5月15日開始,或者是前後幾天。父親是5月10日生日。那天,我獲准可以為父親一年中第一個醋栗派收集醋栗。我在赫恩山花園北邊的圍墻扶壁之間的醋栗樹上摘醋栗。我們不會在父親生日之前出發。整個假期我們會按事先設定好的順序,巡遊一半歐洲國家。如果這些國家比較靠北,我們會順道去拜訪在蘇格蘭的姨媽。每天的旅遊行程,如我們的家庭生活一樣程式化。我們每天清早啟程,行進四五十英里,然後從容享用下午4點的晚餐。因此,我們通常6點鐘出發,踩著草地上晶瑩的露珠,伴著山楂樹散發出來的第一縷清香。如果當天的日程中有參觀他人房子的安排,房子的主人一般是紳士,層次高一點的是領主,身份最顯赫的是爵士,父親就會勒緊馬韁,停下馬車,帶著母親和我虔誠地參觀每一個房間。參觀過程中,父親與房子的管家、清高的居士或其他管事的人交談時總是有意識地壓低聲音。父親仔細聆聽從他們嘴裏道出的有關房子主人的家族歷史,對這些零碎的片段表現出羨慕與敬佩。參觀各種上層人士的房子對我産生的影響,我已在上文提及。也許我過早地得出結論,認為住在小房子裏生活會更幸福。但是,在此之前我從未看到過裝飾著格子窗戶的鄉間農舍,所以不會想到要擁有一個鄉間農舍。我從未參觀過城堡,所以不會對擁有城堡的人産生羨慕之情。不可置否的是,這些貌似朝聖者的旅程一般的巡迴旅行和參觀,激發了我對藝術和自然的強烈興趣,幫助我最大範圍地獲取了相關知識,對我以後的人生産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回首往事,正是在這樣的旅行和旅行過程中接觸到的事物,讓我保持了最真的自我,我的性格和人生軌跡顯然沒有隨著父母的意願發展。然而,兒童時代就顯露出來的謙遜、質樸、平和的性格與對事物的感知方式,不可避免地在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過程中得到鞏固。我不由地記起了克羅伊登郡低矮的紅色屋檐和長滿水芹的小溪流,沙子在跳舞,米諾魚自由自在地在旺德爾(Wandel)的小溪裏自由穿梭、跳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