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攝影機藝術與電腦藝術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9-14 15:29:35 | 出版社: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視頻

一切藝術都是交流的藝術,而視頻藝術則專門與大眾傳播有關。它可以在同一時刻把同一種視覺經驗呈現給數百萬人,它在這方面的潛能是其他媒介都無法企及的。國內外大事,比如英國皇室的盛大婚禮或奧運會,被配上圖像及其他由電視聯播公司設計的用來吸引我們注意的裝飾性畫面,通過電視向全球的家庭同步轉播。美國的首次官方電視轉播發生在1939年,內容與紐約世界博覽會開幕有關。但這次轉播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因為可以接收電視內容的電視接收器幾乎還不存在。直到1950年,電視機才成為美國家庭的必備用品。當然,時至今日,全世界擁有電視的家庭比擁有室內衛生設備的家庭還要多。

錄影機把圖像轉換成電子信號。電視機接收到信號後將其解碼,從而復原圖像。電視機從一開始就註定是一種大眾用品,但錄影機最初卻是只供專業人士和機構,如大型電視演播室使用的。直到20世紀60年代,市場上才出現一種面向普通百姓的攜帶型錄影機以及用於記錄影像的磁帶。這一發展使個體藝術家得以接觸到視頻藝術,他們幾乎是馬上就開始了嘗試。

納姆·瓊·派克(Nam June Paik)是最早利用視頻進行創作的藝術家之一。派克既對活動的電視圖像著迷,也對電視機本身 它們不斷發展的式樣和設計 深感興趣。他最早期作品之一《電視佛陀》(TV Buddha,)是一件裝置作品:一尊佛像凝視著自己在一台樣子像宇航頭盔的未來主義風格的電視機裏的影像。抑或是錄影機正注視著佛像?錄影機及其與電視的連接線都一覽無遺,因為派克想讓我們了解這一關係的整個結構。過去與未來、宗教與世俗娛樂、兩種藝術表現形式、靜與動在這裡面面相對。站在雕像背後的觀眾會在螢幕上留下暫時的影像,他們的短暫停留與佛的永恒存在和錄影機不眨眼的瞪視形成了對比。

另一類視頻藝術從它能製造出視覺統一體甚至故事情節這個意義上説,與拍電影有著必然的聯繫。它與電影的區別則在於利用電子設備處理圖像的可能性,也就是説,錄影機提供了更大的“表演”自由。彼得·坎普斯(Peter Campus)的《三變》(Three Transitions,),視頻藝術的一部經典之作,就是一次非常短(不到五分鐘)的以電子形式對藝術家本人的臉部和身體進行移位的練習。在第一“變”裏,坎普斯似乎在自己背上刺了一刀,他從傷口裏爬出來,完好無損地出現在另一邊。在第二“變”裏,他用手擦掉了自己的臉,露出下面的另一張一模一樣的臉。最後一次,坎普斯看起來像是活生生地把自己的臉燒燬了,仿佛它是一張照片。這些操作的視覺效果是通過先進的視頻技術實現 甚至變得可信的。

彼得·坎普斯的《三變》是用來在電視螢幕上播放的,它能像商業電視節目那樣播出,讓世界各地的人們看到。坎普斯還創作視頻環境藝術作品 在墻面和其他物體表面放映視頻的空間。這種讓觀眾更積極地投入視頻體驗的想法吸引了眾多藝術家。托尼?奧斯勒(Tony Oursler)的視頻作品喋喋不休地説著大段的獨白,這種設計讓觀眾措手不及。誰能想到藝術品會説話呢?在《咕咕》(Coo,)中,一個立在地上的球根狀玻璃纖維體充當螢幕,放映一部內容為兩隻眼睛和一張嘴的視頻。“咕咕”這個高達膝蓋的怪物什麼也不幹,只是翻來覆去地嘗試發“o”的音,仿佛它剛剛發現説話的能力或正在咕咕嘎嘎地跟一個嬰兒説話。“咕咕”的眼睛、嘴巴和聲音都屬於奧斯勒多年的工作夥伴特蕾西·萊波爾德(Tracy Leipold)。萊波爾德和奧斯勒一起創造角色,並決定它講話的內容,從大聲抗議自己在美術館裏被人盯著看(有一段獨白的開頭是“喂,走開!你在看什麼?”),到哼哼唧唧地抱怨自己無法入睡。萊波爾德朗誦臺詞時,奧斯勒用錄影機拍下她的臉部,然後將其投映到一個玻璃纖維雕件上去。每一次,放映機、電線和放音機都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但奇怪的是,奧斯勒的怪物們仍然顯得活靈活現 輪流呈現出有趣、可愛、脆弱、搗亂、讓人心煩等特點。

出生在伊朗的希林·內斯哈特(Shirin Neshat)利用同時放映來使觀眾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她的作品中來。在《狂喜》(Rapture,)中,兩段視頻同時在相對的兩面墻上放映,這其實是把觀眾置於了兩者之間。他們若要了解全部情節,就不得不來回轉身。在其中一段視頻中,一群男人走進了一座有防禦工事的山頂要塞。在另一部中,一群女人正從極遠處穿過一片刮著風的沙漠向要塞走來。男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些女人,他們正在進行一些似乎對他們很重要但在我們看來無關緊要的儀式活動。女人們被排斥在外,只能旁觀。突然,她們齊聲尖叫起來。男人們停了下來,兩群人彼此對視著。女人們轉過身去,吃力地拖著一條沉重的船穿過荒漠,走向大海。男人們則回頭繼續搞他們的重要活動。到了水邊,六個女人爬上船,無帆無槳地出海了,雖然是隨波漂流,但卻自由自在。而聚集到要塞 現在是否成了一個監獄? 城墻上的男人們則揮手示意。

內斯哈特的主題乍一看是婦女在當代伊斯蘭社會中的處境,但她的作品超越了具體的伊斯蘭世界,變成了對一般意義上的男性與女性、性別與社會、被排斥者與當權者、自由與奴役,也許還有兩種生存方式的探討。它是一個似乎不受時間影響的普適寓言,每個情節都具有象徵意義,但它並沒有給出確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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