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

南下受挫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1-08-15 17:20:47 | 出版社: 上海三聯書店《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

 自燕京大學畢業後,王世襄一心撲在《中國畫論研究》的編撰上。初稿完成一抬頭,卻發現頭頂上飄揚著刺目的太陽旗,華北之大,竟不能安放一張書桌。

王世襄想繼續完善自己的書稿,但北平卻已經成為淪陷區,他可以查閱資料的故宮博物院,為避戰禍早已南遷。偌大個北平城,霎時籠罩在亡國滅種的陰影下。

王世襄在父親的支援下,決定南下重慶。西南地區,屬於抗戰後方,北平淪陷之前,故宮內的文物都已經南遷至重慶。他的心裏依然惦念著親眼看看那些畫作,以完善自己的書稿。

1943 11 月,時年二十九歲的王世襄從北平出發,這還是他第一次離家。穿過皖北界首的日軍封鎖線,繞道河南、陜西,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輾轉到達了四川成都。在成都稍事休息之際,王世襄去拜訪了當時燕京大學成都分校的校長梅貽琦。

對於王世襄這個京城頑主,梅貽琦也是早有耳聞,而他更感興趣的,則是“浪子回頭”的經典轉變。時局動蕩,專心求學之人也是屈指可數,特別是在藝術領域,而王世襄卻在大家忙於躲避戰亂之時,跋山涉水追尋自己的夢想。梅貽琦知道王世襄是個人才,於是他盛情邀請王世襄留在成都分校做中國文學助教,希望能夠借此加強燕京大學成都分校的實力。在亂世裏做個大學講師,躲進校園裏面享清凈,這個多少人都夢寐以求的差事,王世襄卻婉言拒絕了。因為他還有更重要的理想去實現。在辭別梅貽琦之後,王世襄到達了既定的目的地重慶。他首先去看了馬衡先生。馬衡,號叔平,自20 世紀30 年代起直到1952 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和馬衡曾是南洋公學的中學同學,交誼較深。當時父親讓王世襄遠赴重慶,也正是考慮到這裡有馬衡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看兒子。


當時南遷的故宮博物院辦公地點在重慶南岸海棠溪。王世襄興衝衝地投奔馬衡先生,一心想著能夠在故宮博物院謀到個職位,既能夠解決生計問題,又能夠見到那些他渴望的文物,繼續自己的美術史研究,他覺得自己的新生活馬上就要展開新的篇章。

  馬衡先生很熱情地接待了他,王世襄真誠地向馬衡先生表示了自己對於文物和博物館事業的熱愛。“我願意終身為文物事業工作!”年輕的王世襄對馬衡先生信誓旦旦。對於王世襄的這番慷慨陳詞,馬衡先生很是高興。他心裏明白這是個不可多得的年輕人,尤其是在這樣一個亂世。但他心裏也有顧慮,王世襄還很年輕,雖然出身世家,但畢竟是剛出學校的學生,毫無工作經驗,要真正讓他擔當大任,似乎還應歷練。經過一番思考,馬衡委任王世襄秘書一職。

年輕的王世襄躊躇滿志,摩拳擦掌,準備在重慶開始文物研究工作,而從沒有過從業經驗的他,對於秘書這個職位卻是一頭霧水。他心想,秘書,大概是要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吧,應該不止能看到自己預期的畫作,還可能有更多的文物方面的事務可以做。他暗自欣喜,但當問起具體的工作內容時,他才發現,自己的工作內容並不是他所想要從事的。

由於是抗戰期間,故宮博物院已經停止了大部分日常工作,以文物的安全保管為主,而南遷的重要目的也正在於此。馬衡先生委派給王世襄的秘書職位,正是圍繞這個主題來安排工作內容,以日常雜事處理為主。

徘徊在冬日重慶的街頭,王世襄忽然感覺到南方的冬天是如此淒冷。他問自己,難道曆盡千難萬險來到重慶,就是為了抄抄寫寫做保管員嗎?不!他一定要找到和文物研究相關的工作。故宮博物院的這條路算是中斷了,王世襄決定再想他法。於是他去拜見了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先生,希望能有機會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

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辦公地在長江上游離宜賓不遠的李莊,許多學術機構如中央博物院、同濟大學、營造學社、社會科學研究所等都在那裏,很多著名學者都集中在這川南小鎮,王世襄覺得到那裏可以有更多請教學習的機會。

王世襄在這之前並沒有跟傅斯年先生打過交道,這讓他很苦惱。就在他發愁拜見無門時,他意外地遇到了梁思成先生。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是王世襄叔祖王仁堪的門生,兩家算是世交,因此王世襄雖然只與梁思成見過幾面,但在偏遠的重慶相遇時,卻有一種他鄉遇故知之感。説起來,梁思成和王世襄可以算得上是忘年交,年長王世襄十幾歲的梁思成,既是王世襄的益友,更是他的良師。

王世襄向梁思成講述了自己謀職重慶的目的以及在故宮博物院遇到的阻礙。梁思成知道了王世襄的想法後,便很快安排王世襄去與傅斯年見面。有了梁思成的親自引薦,王世襄再一次鼓起了生活的希望,他想這次總應該能夠謀到個職位,卻沒想到迎接他的依然是一盆冷水。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燕京大學國文係本科及研究院。”

“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

  費盡週折得到的會面機會,就在三句話間結束了。傅斯年先生只開口説了兩句話,而王世襄也只來得及回答傅斯年的第一句提問,他想在史語所工作的願望就這樣宣告結束了。燕京大學沒有請到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國學大師,在先生的眼裏,這樣的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是沒有資格來做國學研究的。對於傅斯年冷漠的態度,多年來王世襄一直耿耿於懷,他把這段蔑視的經歷化作了前進的動力,激勵自己在學術上不斷前進。晚年後,王世襄對這段經歷漸漸釋懷,他在《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話》一文中對此事作了詳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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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風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