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八十七年前，十九歲的梅蘭芳受六十五歲的京劇大師譚鑫培提攜，兩人在正乙詞戲臺上一同演出，八十七年後，梅蘭芳之子，七十五歲的梅葆玖先生與譚派第七代嫡傳後人三十歲的譚正岩攜手，于修繕一新的正乙詞老戲臺上再續“譚梅”之緣。前晚，前門外西河沿的正乙詞戲樓上演了一場新春團拜會……” 梅先生和我説：“我今天要和譚正岩一起來一段，當年譚鑫培捧我父親的《坐官》，就在正乙詞老地方。你一塊兒去，找找感覺。” 我平時倒真是很用心聽譚正岩的演出，可以説他是大有進步，而且老譚派的原則掌握有度，很不容易，這是他父母、爺爺教得好。聽説他善“街舞”，很時尚，使我們興趣更大。我記得元壽先生“文革”以前養過一條毛色特別好的小狗，後來發現這條小狗老是喜歡咬人的腳後跟關節處，很另類，有朋友建議請動物專家去鑒定一下，結果專家的話讓大家大驚失色。“趕緊送動物園，這是一條純種德國狼，不是狼狗，現在咬你腳根，大了以後就咬你的脖子了。”一段小小笑話。現在梅先生的愛犬“COCO”是純種歐洲貴族，吃的蛋糕必須上海“紅寶石”的，不接受其他品牌夠前衛。我看比起思南路87號，那條能每天早晨準時到梅先生床前，咬住他的被子叫醒他，催他去上學的MARY“美麗”，還差一點，因為步子沒有那麼優美。 第二天，我帶了MP3，去後海“梅府家宴”聽梅先生談談“譚梅”故事。有一些他也是聽父輩們説的，所以要問得很詳細，不能草草而過，好在“紀念館”僅一箭之遙，可下功夫查。 梅先生和我談：“譚富英要比我大近三十歲，他比我父親小十一歲，我父親四十歲時生我。我正式唱戲時，譚先生和裘盛戎先生有一個私營劇團、大概過二、三年就和馬連良劇團，張君秋劇團一起合併在國家公營劇團——北京京劇團，譚先生工資是每月兩千元，當年大學畢業，轉正後工資上海每月五十八元，北京每月五十二元，是高許多，但是比起私營時的包銀，那還是低很多的，就好像現在民企房地産的老闆差不多。” 我説，我在一九五三年見過譚老闆，穿的中山裝，很乾淨，沒有穿皮鞋，穿一雙李小龍式的園口千層底布鞋（這種布鞋市場上要買兩百元一雙，比一般皮鞋貴）白色襪子，一望而知，梨園高人。前幾年媒體尊稱元壽先生“表演藝術家”，元壽先生公開聲明：“我不是表演藝術家，如果我是，那我父親應怎麼稱呼”挺認真的，就像譚派的唱。“酣暢舒展、流利大方。”“吐字行腔不事雕琢，不求花俏，用氣充實，行腔一氣呵成，聽來情緒飽滿、痛快淋漓。”這是一致公認的。從風格上講，譚梅的風格較為一致，和言菊明的風格就有反差，我私藏了一個梅先生和言興朋《坐宮》的家庭錄音，徐蘭沅弟子陳涵清先生拉的，挺有意思，有點另類。 梅先生談起，一九五二年梅劇團是私營公助性質的，和公營劇團一起營業演出，帳怎麼算，當時是不會有人站出來説個話的，除非是一個晚會。比如，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市京劇工作者聯合會為等集福利基金在中山音樂堂聯合義演，梅蘭芳、譚富英、姜妙香、李硯秀聯袂演出了梅蘭芳多年未動的《禦碑亭》，當時有私人拍了35mm膠片的記錄片，無聲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錄了音，就是現在梅先生和元壽先生，少蘭先生配像的那個錄音。其他在抗日戰爭勝利（1945年）到解放（1949年）這幾年中，梅蘭芳和譚富英合作都是在義務戲裏，因為梅劇團的營業戲裏那幾年常用的老生是楊寶森、奚嘯伯，後期的王琴生，和譚富英合作營業戲最晚是梅先生出生那年（1934年在武漢的那一期，同去有金少山，演過《四郎探母》、《法門寺》《武昭關》、《戰蒲關》、《二進宮》。留下來最寶貴的資料是梅蘭芳和譚富英合作的《四郎探母》、《遊戲戲鳳》、《打魚殺家》勝利公司的唱片，那是一九三六年製作的，是梅派藝術形成風格、最為完美的精品。
梅先生回憶説：“我給譚家配戲，當然首推《打魚殺家》，王幼卿老師年輕時，常和馬連良合作這齣戲，他教了我後，我父親又給我好好地扣了幾次，我父親説‘這齣戲旦角原本是配角，應該處處襯托著蕭恩，同時自己還要在範圍裏找‘俏頭’，否則就容易唱瘟了，以前好角兒是不唱這齣戲的，從王瑤卿開始重新創造，成今天這個樣兒。這出《打魚殺家》是王大爺給唱紅的。” “一九五二年春天，父親給我排的戲碼，在大眾劇場（從前是華樂戲院的舊址）我雙出，前面是譚元壽和我的《打漁殺家》，後面是蕭長華老前輩和我的《女起解》，我父親特意請王瑤卿王大爺來聽我們的《打漁殺家》，我父親，我和許先生（姬傳）早早到了後臺，一會兒元壽先生也來了，我父親拿著當天的催戲單，寫著‘譚梅’兩個大字，十分感慨地説：‘從前戲班裏的慣例，當天晚上的戲碼，寫在一張黃紙上，由管事的在上午派人送到角兒家中，讓這位演員可以計算時間，不至於誤場，如果是好角，譬如俞菊笙的《長板坡》，那催戲單上就只寫一個大的“俞”字，在“俞”字下面開著許多配角的名姓，我當年陪譚老闆（譚鑫培）唱的時候，催戲單上也只是“譚梅”兩個字，想不到三十幾年了，又讓我看見了這兩個字了。’” “譚、梅”這兩個字，是創造京劇百年曆史的兩個字，“譚、梅”是京劇百年之內從成熟走向鼎盛的兩個重要的標誌性人物，京劇成為一種“戲”，它是有人物的、有表演的，不只是唱幾句而已，是從譚鑫培開始的，譚鑫培與梅蘭芳的祖父梅巧玲均為“同光十三絕”，同一輩人，從程長庚到譚鑫培這兩代人，使老生行的表演臻于成熟，使京劇成為中國戲劇最具魅力的劇種，從王瑤卿到梅蘭芳又極大地拓寬了京劇旦角的表演空間，才使京劇最終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劇種，這就是“譚、梅”的歷史功績。梅蘭芳請王瑤卿一塊兒去看譚元壽、梅葆玖的戲，一個是譚鑫培的第四代曾孫，一個是梅巧玲第四代曾孫，他們合作的又是由譚鑫培、王瑤卿唱紅，教給梅蘭芳的這出《打魚殺家》，這種藝術傳承，歷史的延續，全世界獨一無二，現在重新開始，一定要珍惜了。 梅先生還回憶説：“當年王瑤卿已經很老了，他是中國戲校的校長，我父親挽著他到我們化粧地方，我和元壽一起鞠躬，説了一聲“爺爺，給我們説説。”王瑤卿指著我父親説‘這齣戲，是打我們兩個人手裏，才把蕭桂英在臺上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始終是陪你老祖譚老闆唱，畹華他是當年為了捧余叔岩才唱這出的。’再早一年一九五一年譚富英捧我，在長安大戲院也演過一次《打魚殺家》”。 梅先生説：“幸虧錄音還在，以後還可以請正岩他們來配像，我父親逝世那年譚富英已經五十七歲了，他身體很弱，追悼會上，我看見他臉色也不好。父親逝世一週年，文化部有一個系列活動，出書、出密紋唱片，我母親實現了父親的遺願，將他生前收藏的文物、古畫，自己的行頭、戲單、劇本，全部捐給國家，周總理簽署，獎勵梅家六十萬元，母親了卻一件心事。同時在護國寺大街，人民劇場有一次紀念演出，譚富英先生捧我唱《大登殿》，曲素英的代戰公主。這個錄音有紀念價值，你要藏好了，以後我們自己組織請譚家人出場音配像。” 我建議，這些學術性的事，還是放在中國戲曲學院，做一個節目就是一次流派教學的課題，就是如何紮實繼承傳統的教學實踐。我和梅先生説：“您關於重要流派繼承的權協提案，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重視，並有所規劃(附梅葆玖簽署的給中國戲曲學院的授權書)，千萬不能再搞‘沒有流派，反對摹倣’了，摹倣是需要下苦功的，摹倣是繼承必不可少的手段，梅蘭芳的《祭江》是摹倣陳德霖的成功先例，京劇已經到了這個份兒上了，繼承‘譚梅’應該理直氣狀地説清楚了。再不呼籲，真的要來不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