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2月6號是農曆年三十，下午我去老師家的時候，手裏提著兩個紙糊的魚燈籠，燈籠是送給老師的。怕坐公共汽車擠壞了紙糊的燈籠，我就從新街口走路來到三里河。 魚燈籠是我的姑父自己糊的。姑夫雖然是個聾啞人，但他是一個手藝很高超的手工藝人，還曾經為中南海和外國駐華使館等單位提供服務呢。我小時候每到過年的時候，姑夫就給我糊一個生肖燈籠，豬年就糊個小豬燈籠，鼠年就糊個老鼠燈籠，好看又好玩。一次我跟可染老師講起了這件事，他很感興趣，説能不能和我姑夫商量商量給他糊個魚燈籠？我回來比手劃腳地跟姑夫説了之後，沒過多久，他就糊好了兩個紅色的魚燈籠，非常好看。從那以後，每到春節，只要我在北京過年，我都在年三十提著兩隻新糊的魚燈籠給老師送去。 每到大年三十，可染老師總要做三件事，一是把我送過去的魚燈籠懸挂起來，第二是親手寫春聯，三是他要給晚輩們封紅包，大家喜氣洋洋地過個年。 我這天下午到的比較早，老師正在午睡。師母説，不能叫你老師，要讓他多睡一會，今天是三十，到了十二點他也睡不了覺，他得“熬夜”。這一天我帶去了兩個作業，一個是我對老師井岡山作品的分析，從主題，技法到視覺觀感，談了自己的看法。還有一個就是按照印刷品的大小我臨摹了一張，請老師指點。這一張習作我畫了好幾天。 老師醒了，看到我手裏的畫，開玩笑地問：“這是誰畫的畫？你把我的畫拿走了吧？”我也笑著説：是是是。説著他把畫拿了過去説：“這可不像是李可染畫的。還是老問題，畫得不夠，畫得還是太快，應該要慢。”老師歸納了兩點：一，作畫形象要準。應該是畫什麼像什麼。這一點對於我考試非常重要。二，外形上只顧輪廓還不行，在結構上還要有充分的表現才行。同時要多看古代，現代的畫冊，理解前人的間接經驗，演繹中國畫的用筆，用墨，把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就可以畫中國畫了。老師説，“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很艱苦，必須下苦功夫。” 我有些泄氣，説每次來，老師都批評我，説我畫得太快，其實我畫得很慢，我真是太笨了。是不是學不出來了？我説上小學的時候，我的算術就老是學不好，老師到我家家訪的時候，説我這個孩子太笨了，連等分除法，包含除法也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可染老師聽了大笑道：“你也跟我似的，不識數啊？笨哪，鄧偉你是真笨哪！”我説老師你也這樣説我，我還學得出來嗎？老師笑了一會，説，“你讓我説真話嗎？其實啊，你很老實，中外著名的大學問家，科學家，都是老實人。太聰明的人，太精明的人，是不行的。”説話間，他讓我給他磨墨，他説他還有事情要做。我説老師是不是要寫春聯啊？於是便磨起墨來。他問我喜歡春聯嗎？我説喜歡。不過街上有賣的，您別寫了，我到街上給您買去吧。他説，不一樣，不一樣，到外邊買的和自己寫的怎麼能一個樣？磨了一會，他説墨太少了，要再加水。我説你不就是要寫字的墨嗎？他説寫字的墨並不比畫畫用的墨少。 一個半小時後，墨磨好了。老師提起一支大筆，在一張大紙上寫了三個字：“實者慧”。老師寫完了，釘在墻上，顯得很高興，他一邊仔細看，一邊問我，是喜歡春聯還是喜歡墻上的字？我説都喜歡。我又念叨要去街上給他買春聯的事。他笑笑，指了指我説，“實在啊，實在。”老師把墻上的字拿到了畫案上，又提起筆來在上面寫道：“一九七八年二月農曆丁卯除夕為鄧偉書，可染”老師又非常高興地讓我把字挂到墻上，再看。一邊看，一邊説：“今天我畫了幾張牛，這幅字比畫還好。某某某叫我給他寫幾個字，還沒給他寫呢。應酬太多，真不願意應酬啊。”我説怎麼謝謝老師呢？您還給我寫字幹什麼啊？老師又指指我笑著説：“我説你傻吧！真傻。”我們師生正説話的時候，南方的畫家鄭乃 先生來了。鄭先生看到了“實者慧”，連連稱讚道：“好字，好！”這時鄭先生拿出一本冊頁，他希望老師能給他留下一點墨寶。老師拿起筆，又在鄭乃 的冊頁上畫了牛。天色越來越晚，窗外的爆竹聲劈劈啪啪地響個不停，過年的氣氛越來越濃了。
可染老師給鄭乃 先生畫完了畫問我，他最近在美術研究第二期上發表的文章看了沒有？我説看了，就把我從別的刊物上抄下來的一段文字念給老師聽：李可染同志新刻了兩方圖章，一是“七十始知己無知”另一方是“白髮學童”，現在他天天針對自己的弱點進行總結，決心苦練一輩子基本功……（其實這哪是可染老師發表的文章，因為那時候雜誌很少，我沒看到老師的文章，這是我在一個報紙上抄下來的一段話），鄭乃 問老師，“這個小孩是你的學生嗎？”老師並沒有直接回答鄭先生的問話，説，“他有的時候也幫我念點東西，幫我磨點墨，幫我幹點活。”説著，他從身邊拿出一張報紙來，説，再把這一段唸唸。這是《光明日報》2月6日的文章：《訪問畫家李可染》，文章説，“李可染同志的山水畫獨出一格，在國內外深受歡迎。早在50年代李可染同志致力山水畫的創作……二十年來他到祖國各地進行寫生，創作出大量歌頌祖國大好河山的好作品……”念到這裡，可染老師突然打斷了我，語重心長地説：“我就讓你讀報哪？連鄭先生也不想聽這些吹捧我的話，我是讓你做作業啊！你不是要考試嗎？要對作品進行分析，你寫的分析我的作品的文章很單薄，沒有文采，這可不行。你寫文章必須把現在官方報刊的用語，加到你的文章裏面去，這樣才能考試呢！我要創作，畫畫，還要給你上課，活得真累啊！” 我連忙向老師道歉，説真是對不起老師，讓老師費神啦！還説把“魚”給老師帶來了！他哈哈大笑了起來，説，“你又讓我高興了，魚來了，好啊！你知道嗎？我在美術學院上課，每一堂課都要寫單的啊！”我説：“那我怎麼給老師算講課費呢？”他説：“那行，每年都送‘魚’來吧，你有魚，我也有魚，大家都有魚！”鄭乃 先生聽了也跟著笑了起來。 這時候我把《光明日報》上的一段文字抄在了本子上：“……李可染同志對青年一代美術工作者非常關心，常把自己的創作經驗介紹給青年一代。他在創作之餘，還將自己豐富的繪畫經驗編寫成書，供青年美術工作者研究和學習。”我覺得我當時儘管還沒有參加工作，但是老師給我講了很多東西，就對老師説，“這一段也包括我吧？”他説，“那還用説嗎？你每次來我不都是給你講課嗎？你還不是青年嗎？你的腦子有時怎麼這麼“木”呢？……“ 鄭乃 先生走了以後，天已經很晚了。我也要走了。這時老師看了一眼墻上的“實者慧”，“你還忘了一樣東西在我們家呢！”我説：“沒有啊！魚燈給你挂上了！飯也吃了。”我看到了墻上的字，説，“老師沒説話，我不敢拿呀！”他趕緊説：“過了十二點，再拿，就是下一年的啦”。這時老師把字拿了下來，找了一張紅紙，把字包在裏面，他説，“這個紅包封得可是大利啊！吉利，吉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