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香港就接觸了共産黨，與廖承志、夏衍他們相識，我們在上海的那些進步青年就靠攏了黨。一接觸共産黨我們就發現與國民黨不同，共産黨夠朋友。我們當時就編了八路軍的畫報，《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戰以後我們都改成畫八路軍將領，都是愛國題材了。 採訪丁聰，先要過“家長”這一關。丁聰的“家長”是妻子沈峻，電話預約時，她仔細地問清採訪的主要內容，連到丁家的路線，她也會細心地指導如何坐車。第二天順利到達丁家時，“家長”熱情地引路斟茶，把一切安排妥當後便悄然地忙她的家務去了。在“家長”面前，丁聰像個小孩，什麼事都不大管，只管聽“家長”指揮。丁聰説，“家長”比他忙多了，以前“二流堂”的老友聚會，都由“家長”張羅。鬱風説他：“畫他喜歡的畫，吃他喜歡的肉，有他喜歡的朋友，津津樂道地受他喜歡的妻子管制。” 客廳的墻上挂著老友黃苗子的字，黃永玉的畫，傢具上到處擺著書，看不出擺放的章法，一排《讀書》雜誌倒擺得整齊。丁聰笑瞇瞇地坐在書堆裏，談吐隨便得讓人嚴肅不起來。談起自己的父親“老丁”丁悚，丁聰就像聊家常一樣，事無巨細地回憶著，以至於“家長”為我們續茶時不得不打斷他的話頭，怕一個上午都聊不完家事，丁聰笑瞇瞇地轉換話題。當談到中國漫畫的命運時，丁聰依然是笑瞇瞇的，但言語之中流露的是對藝術的痛思和人世的關切。 丁聰氣色很好，卻説前一陣摔了一跤，躺了兩個月，身體才好，老友們剛有一個聚會。現在社會上的活動他很少參加了，以前經常跑去《讀書》編輯部，現在家離雜誌社很遠，公交車太擠，也不大去了。“一般是他們送稿子過來，我在家裏畫，人活著總要做點事情。”老人家笑道，“這也是健康的一個秘訣。漫畫是我唯一的愛好，我不能放手啊。” 現在家裏只住著丁聰和沈峻二老，他們唯一的兒子在國外。丁聰告訴我們：“我四十歲結婚，就只生一個孩子，我不敢多生‘右派’的孩子，怕禍延子孫。孩子畢業以後，因學的電腦，當時國內還無用武之地，只能出國了。今年暑假，我兒子帶了兩個孩子從美國回來，我就帶了孫子去鄉下祭祖，他們很開心。” 丁聰説的鄉下，是上海楓涇，那裏如今建成了一座丁聰漫畫館。“小丁”的諷刺漫畫、名著插圖、人物肖像等都陳列在館中，而有“中國現代漫畫先驅者”之譽的“老丁”的作品，也有專門陳列室。丁氏父子的作品鋪開了中國漫畫一個世紀的漫漫長路，子子孫孫看到的，也許不只是畫中的人間百態，更多的是畫外的笑聲和淚影。 丁聰人稱“小丁”，他的父親丁悚人稱“老丁”，是著名漫畫家。30年代，“老丁”創辦中國早期的漫畫協會，丁家曾是上海著名的文化沙龍場所。汪曾祺撰文回憶，小時候看過一張“老丁”的畫，一個人在揚袖而舞，另一人據案飲酒，看神情似在嘲笑舞者，上面題詩為：“張郎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張郎當筵舞，恐更郎當舞袖長。”汪曾祺感慨：現在能畫這樣的畫——筆意在國畫和漫畫之間，能題這樣也深也淺、富於閱歷的詩的畫家似乎沒有了。又建議蒐集“老丁”的作品，出一本《丁悚畫集》：“這對丁悚是個紀念，同時也可供醫學界研究‘小丁’身上的遺傳基因是怎樣來的。” 李懷宇 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説你父親繪畫的水準很高，非常推崇他。你記憶裏的父親是怎樣的？ 丁 聰 我也很佩服我父親。我們家祖輩過去是讀書人，在上海附近的楓涇，我現在也有一個漫畫館在那裏。我父親十二歲時，因家道沒落，就自己搬一個鋪蓋到上海當鋪學做生意，學了十多年，已經從當鋪做到櫃檯上寫當票。他在上海當鋪工作的時候，業餘都在函授的美術專業學校自學。我父親並沒有中文基礎，後來的題畫、寫詩，都是自學成材的。對於西畫，他也是自學。我父親在報上投漫畫稿，先是畫《百美圖》，鴛鴦蝴蝶派，後來畫漫畫。成家以後，二十五歲生第一個孩子，然後就一直生，生了十幾個孩子出來。
李懷宇 聽説你父親每生一個孩子就跟你説一次“對不起”？ 丁 聰 對，有這回事。我父親二十五歲結婚生了我。當時，上海也是軍閥混戰，很混亂，我們住在租界的房子裏。租界不屬於國民黨統治範圍，外國人有治外法權，日子相對就好過一點。如果住在老城區，城隍廟那些地方就比較落後。我父親畫畫好，也學西畫技法。劉海粟在上海辦美專，我父親是第一任的教務長。我還沒有生出來，就已經是劉海粟的乾兒子了。劉海粟比我父親略小一點。我父親當時很出風頭，但是因為畫漫畫稿費太少，而孩子是接連不斷地生，所以也在多家學校教繪畫。他不希望我學畫，因為學畫不能養家。以後他生一個孩子就跟我道一次歉，因為我的那些弟弟妹妹都要我幫著撫養。到我中學畢業的時候，我已經大概有十個弟弟妹妹了。我父親也很累，就到英美煙草公司去畫廣告，每個月可以拿月薪，也算是高級職員。 李懷宇 你父親成為著名的漫畫家後，成立漫畫會，家裏也成了著名的沙龍場所。你對當時到你們家裏的文化人有什麼印象？ 丁 聰 我父親跟《禮拜六》等雜誌社聯繫很多，為當時上海很多大型雜誌繪製彩色仕女封面。他當時畫《百美圖》，出了第二百個，後來又畫漫畫，出版過《丁悚百美圖》等畫集。那個時候的生活也過得不錯，我們家有三層樓，亭子間、大廚房。那個時期畫漫畫的都是個體創作，沒有出身美院的，所以，我父親就成立了漫畫會，漫畫家聚會的時候就在我們家。我們家門口有一個“漫畫會”的牌子，中國第一個漫畫協會的組織就是在我們家成立的。我從小就認識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他們都是我父親一輩的，但是都比我父親小，我都叫他們叔叔。我九歲的時候，葉淺予二十多歲，畫《王先生》，很出風頭。等我十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在報紙上投稿，也沒有什麼學校可以學習漫畫，我都是在編電影畫報的時候從國外的雜誌上學習，有美國的、蘇聯的。畫漫畫開始簽名“丁聰”，很煩瑣，跟畫面一比，字顯得很大，張光宇就讓我簽“小丁”，因為我父親是“老丁”。誰知這一簽就簽到了九十歲。 李懷宇 你父親在1949年後的經歷是怎樣的？ 丁 聰 他被安排在上海文史館，雖沒有被打成“右派”，但“*”抄我們家，他怎麼也想不通，就説去樓上洗洗腳，上了樓就再也沒有下來，就這樣死掉了。我覺得他沒有什麼痛苦，而我當時關在牛棚。 抗戰期間，丁聰輾轉于香港及西南大後方，主要從事抗戰漫畫創作，他和唐瑜、黃苗子、吳祖光、盛家倫、戴浩等好友形成了著名的“二流堂”文化圈，也接觸了夏衍、喬冠華、廖承志、潘漢年等共産黨人。抗戰勝利後，丁聰發表了許多以“爭*”為題材的諷刺畫。 李懷宇 你的漫畫創作經歷基本上是20世紀中國漫畫的一個縮影。30年代，你的漫畫與上海的商業文化尤其是電影有關，抗戰時是抗日愛國的漫畫，抗戰勝利後諷刺社會黑暗，1949年以後又跟社會變化息息相關。當年你是怎樣漸漸走上漫畫創作的道路的？ 丁 聰 我這個人，沒有別的本事，中學畢業以後，連大學都沒有讀，就因為家庭負擔重，弟弟妹妹多。父親不畫國畫，漫畫又不賣錢，所以窮。我父親不讓我畫漫畫，但是我又沒有機會深造，受到父親的影響，我還是喜歡畫畫。中學畢業的時候因家境不好升不了大學，然後就開始打仗了，我就出來“混”了。 1935年，我中學畢業，十九歲。中學畢業只能做一些銀行職員、翻譯這樣的工作，我不想做這些工作，父親又不讓我畫漫畫，我就去教中學，在晏摩氏女中都教過書。當時晏摩氏女中不允許男生進去，所以我反而很受羨慕。我長得比較顯小，年齡也小，個子也小。那是一個貴族教會學校，女中學生都住校，有初中、高中。雖然我沒有進過美術學院，但是中學畢業之後，我就去上海美專的大教室裏練習畫畫。一方面自己畫畫投稿打基本功，一方面是找電影公司編電影畫報，編類似于現在的《大眾電影》。那個時期，一邊投稿，一邊教書，一邊到小報裏做記者，然後到《良友》畫報工作。
李懷宇 抗戰開始後，你的漫畫生涯又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丁 聰 最初上海抗戰的時候，我在《良友》開始畫抗日漫畫，那是最起勁的時候，拼命畫，用漫畫救亡。上海淪陷後，我逃到香港，八年抗戰我一直在後方，輾轉于香港、重慶、昆明、桂林等地。1938年，我創作了《流亡圖》。畫抗戰漫畫以後，我才開始接觸政治。以前都是資産階級的一套，諷刺一下，開開玩笑。30年代初的文藝界，一直是左翼領導，魯迅他們都受到共産主義影響。特別是電影界，首先被共産黨掌握，比如夏衍、趙丹他們都是左傾文藝工作者。慢慢地，左派的文藝勢力佔據了上風，我們也就開始接觸共産黨。共産黨開始先抓文化，聯華電影公司就比較進步，大學生比較喜歡看。而“天一”、“明星”這些就比較老，沒有文化，也沒有有聲電影，是默片。左翼文人就抓聯華電影公司，大學生也開始演話劇。黨就是靠抓電影，影響了一大批進步青年。 因此，新電影興起之時，我們的抗日刊物就與電影公司合作。我最早就是與唐瑜編畫報，之後去《良友》。後來上海成為孤島，日本人肯定要對我們抗日知識分子動手，我與張光宇他們逃難到香港。剛好《良友》也從上海搬到香港，所以，我一到香港馬上就有工作了。香港是個自由港，只要不罵英國，什麼活動都可以做。我到了香港就接觸了共産黨，與廖承志、夏衍他們相識，我們在上海的那些進步青年就靠攏了黨。一接觸共産黨我們就發現與國民黨不同，共産黨夠朋友。我們當時就編了八路軍的畫報，《良友》以前封面是美女，抗戰以後我們都改成畫八路軍將領，都是愛國題材了。 李懷宇 當時，你與夏衍、廖承志他們這些共産黨人的關係如何？ 丁 聰 抗戰以後，左傾的進步文人都是傾向於共産黨。我們到了自由的香港，共産黨也公開了，我們與喬冠華、廖承志、潘漢年經常接觸。我那時二十多歲，夏衍比我大十六歲，夏衍是廣州淪陷後，撤退到香港，再去桂林。在香港待了兩年以後，我跟隨夏衍到桂林、重慶等地，然後走昆明、河內等地回到香港。以後也總是通過越南到內地，受到他們的照顧。我在上海的時候不能畫蔣介石，到了香港以後畫了《現實圖》，我在《現實圖》裏一下畫了兩個蔣介石形象過過癮。 李懷宇 你為了畫漫畫，在重慶還跑到妓院了解情況，畫成了彩墨漫畫《花街》？ 丁 聰 對。重慶有一個最下流、最低級的地方，我把它畫出來了。徐悲鴻非常肯定。有這樣的現實，我就要畫。 李懷宇 周有光講過一個笑話，抗戰時期你經常去他家，他兒子十分崇拜你。有一次家中閒談時，周有光説“小丁”有點“左傾幼稚病”，他六歲的兒子就向你告密。等到他兒子七十歲的時候，對周有光説：“其實那時爸爸的‘左傾幼稚病’不亞於‘小丁’。” 丁 聰 周有光當時也在重慶，他跟我們也很接近，那個時候大家都嚮往共産黨。當時我到了重慶不到半年，就趕上皖南事變。重慶的共産黨疏散了，進步人士又跑去香港。我跟張光宇説，我們剛回來挺熱鬧，就要回香港麼？那個時候唐瑜從仰光回重慶，唐瑜是我們活動的主心骨，我、張光宇就跟唐瑜去了仰光。到了仰光，張光宇一個月就住不下去了，我把他送回香港。後來我的護照要過期了，三個月以後我也從仰光經過新加坡回到香港。在香港我有《大地》畫報可以畫，也參加了不少話劇團。在報館裏，銅版印刷不方便我們就開了木版印報紙。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我們沒有路可以走。我們周圍吃了好多炸彈。我就找組織，去了東江縱隊。到了東江縱隊，一邊被國民黨包圍，一邊被日本人包圍。我們在裏邊待了一百天，後來到了桂林，又到了重慶。我花的都是唐瑜的錢，用唐瑜的關係。現在我們依然來往。八一電影製片廠是唐瑜搞起來的。那麼老的人物，現在只是一個處長。
李懷宇 抗戰時期你和唐瑜、盛家倫、戴浩他們在重慶“二流堂”的事很有名。 丁 聰 “二流堂”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根本沒有這麼一個集團。我最早跟電影接觸，跟唐瑜結識。唐瑜後來跟潘漢年去武漢，就在中國電影製片廠工作。唐瑜很早就參加共青團了，從仰光到上海進了電影界，隨從潘漢年發傳單、坐監牢。唐瑜的哥哥是仰光的華僑，做生意發財，就供給弟弟一個房子。唐瑜比我大四歲，我們一直很要好。唐瑜靠近共産黨，出獄以後一直與潘漢年有聯繫。我又與唐瑜在一起，所以也就與地下黨很熟悉。我跟共産黨很多年，當時並沒有想加入，只是一心想畫畫，能夠發表就滿足，與共産黨有了不小的緣分。“二流堂”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到最後才*。現在關於以前“右派”的事情，我統統不講了…… 李懷宇 抗戰勝利後，你畫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漫畫。當時整個文化界的風氣是怎麼樣的？ 丁 聰 因為整個文藝界抗日協會都是周總理在領導的，文藝界的天下都是共産黨的。夏衍、陳白塵、阿英他們很早就是地下黨。 1949年後，丁聰懷著滿腔熱情投入工作，“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從此有近二十年的時間無法在內地公開發表漫畫。“*”結束後，丁聰以超常的精力，創作了大量的諷刺漫畫和文學書籍插圖。1979年《讀書》創刊後，他的漫畫專欄從未中斷。 李懷宇 1949年之後，漫畫界的風氣如何呢？ 丁 聰 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我們跟陽翰笙、張瑞芳一批回到北平，那個時候還沒有建國。後來，開文代會、青代會、政協會議。解放初期，周恩來他們也很平易，後來就不一樣，但是周恩來對我還是很好，給我敬酒。解放以前，我們很大膽，以為不是共産黨，好做事情，什麼事情我都好做，那個時期反而是共産黨比較困難。就算我被國民黨抓到監獄，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共産黨。那個時候，反而最大膽。 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畫東風壓倒西風，可以罵外國人，罵帝國主義。開始我自己什麼也不知道，“反右”後才慢慢清楚……抗美援朝的時候，我跟第一次慰問團和廖承志去了，畫畫也都是憑概念的。剛剛建國以後，廖承志就找我去上海買邵洵美的機器，招工人。1950年年初運回機器，就讓我們創建《人民畫報》。其實我不想編畫報，這樣就沒有時間畫畫了，我是副總編兼編輯部主任，因為不是黨員，後來就被打成“右派”。 李懷宇 1957年到1977年二十年之間，有沒有畫漫畫？ 丁 聰 我偷偷地畫，在北大荒我畫了很多。1958年，我們去了北大荒，聶紺弩後來也去了。我當時也畫了一批有影響力的畫。我們當時怎麼會反黨呢？這樣是胡説八道、沒有理由的。現在我還搞不清，也根本不問了。在編《北大荒文藝》時，也為他們畫出了一些插圖，當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這些都不是漫畫，真正畫漫畫還是80年代以後的事了。我一個人主要搞技術，每個月我在農墾局的印刷廠裏設計版式、排版和校對，一待就是半個月。等刊物印出來後，再用牛車把它們運到火車站，裝上貨車，押運回來。這樣，在編雜誌的半個月裏，我便有時間畫畫。我在《北大荒文藝》，聶紺弩當時關在監牢，我就把他也弄到雜誌社。帽子不摘我就不回來。後來，我到了北京才摘了帽子，摘了帽子還是一樣，還是“摘帽右派”。*以後，我仍然不能在內地發表畫，但可以在香港發表。我和龔之方合作，在香港《文匯報》上刊出《北京小事記》，他寫文章，我配圖，寫北京的題材，都是歌頌的題材。 李懷宇 “*”結束後，你又進入一個創作的高峰期，這時的創作環境怎樣？ 丁 聰 “*”結束後，我們才基本恢復以前的工資、權利。斷斷續續地，我跟陳四益合作寫了很多本書。1979年，范用、馮亦代他們請我去《讀書》。但是受上海電影製片廠之邀，我去了上海搞電影，戲沒有拍成。回來以後，我也不回《人民畫報》。最自由的時期，還是三中全會以後的幾年。因為“四人幫”壓得太厲害了，文藝界需要喘息。三中全會以後，我也畫了很多諷刺社會不良現象的畫。只要有機會、有氛圍，我就會畫……對社會不良現象的諷刺，實際上對政府是有好處的。英美都沒有限制，法治國家，什麼題材都可以，只要不違法，都可以。
李懷宇 范用寫過一篇叫《相約在書店》的文章，講你們一起到三聯書店旁邊吃飯談天，朋友間的情誼很讓人感動。 丁 聰 跟《讀書》那些人，我們是好朋友。范用、沈昌文、董秀玉都退了，我是最老的了。我跟吳彬她們關係也不錯。二十多年來，我還在拿《讀書》的稿費。我對《讀書》有感情，儘管腦子跟不上了。這兩天我又要給《讀書》發稿子了，連標題也是我做的。 我們現在也是總跟幾個老朋友一起吃飯，有黃苗子、鬱風、邵燕祥、李輝、楊憲益、沈昌文他們，有些已經九十多歲了。我都怕這個聚會又被宣傳、造謠。以前，跟唐瑜他們也是這樣吃飯、聊天，就被打成“二流堂”。我們這些朋友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幾年不見面以後，再見面依然如故，就好像昨天見過一樣。我們都是很真的好朋友。對國家、對黨，我們都只有好，沒有壞。這些都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丁聰的漫畫生涯，是現代中國漫畫的一個縮影。楊憲益打油：“丁侯作畫不糊塗，筆底才情敵萬夫。今日語言無禁忌，只緣身畔無仙姑。”回首風雲，他對中國漫畫有自己的思考。 李懷宇 廖冰兄2004年接受採訪的時候説：中國漫畫已經死了。你怎麼看？ 丁 聰 對。他比我大一歲。現在沒有氣氛畫漫畫了。我現在還在畫，因為我沒有別的本事。 李懷宇 你覺得漫畫在繪畫的幾種題材裏有自己什麼樣的特點？ 丁 聰 漫畫應該是一個諷刺的東西，是一個諷刺的工具。我們總是要把不好的東西去掉，要去掉不好的、腐朽的東西，反腐倡廉嘛！ 李懷宇 你怎麼看待漫畫的幽默元素？ 丁 聰 漫畫都是諷刺和幽默的兩種味道，當然也有卡通，供人娛樂也可以。真正講到點子上的東西，當然是大膽、分量很重的諷刺了，但是就有人怕這個啊。其實，有什麼可怕呢？只要是講道理，就沒有什麼可怕的啊。如果沒有地方講道理，才可怕啊。至少我認為，從我個人的漫畫成長經歷談起，漫畫應該是諷刺的。漫畫要有諷刺的東西，如果兼顧幽默自然更好。 李懷宇 那麼在技法上，你覺得漫畫的個人風格如何表現？ 丁 聰 我是這麼認為的，只要你畫的、想的、感受的都是中國的、民族的，慢慢地你就能形成自己的風格。開始我們可以找自己的老師，也可以學習外國人的，但是畫著畫著就要表現自己個性的東西。完全模倣外國人是不可能的，必然要表達自己的思想、感受，其中就會形成自己的個性。30年代，我主要也是接觸外國人的漫畫技法，但是我畫的主要都是中國的事情。人物都是穿中國衣服、長中國模樣，反映的是中國人的事情、中國社會的現實，那麼就慢慢形成我自己的風格。 當然還有一個表現方式的問題，有人願意這樣畫，也有人願意那樣畫，個人的漫畫表現方式應該是多樣的。如果規定種種所謂的“紀律”，這個不允許談，那個不允許談……作為一個老百姓來講，還是要講事實的啊！但是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子，沒有一個標準談或者不談。今天他在臺上，你就不能碰他，他下了臺，人家才可以碰，根本不是講法治的…… 早期我漫畫中的西方技法很多，現在我的風格也形成了，很難改變了。本身我還想學一些新鮮技法，但是也難改變了。所以，雖然開始是學習國外的，但總是形成了我自己的風格。我現在不用署名字，都能看出是我的畫。國民黨時期我也是一直署真名的，因為我署假名也沒有用，別人一眼就看得出來。當時國民黨警告過我幾次，我曾經想過改風格，但是後來覺得一改就是證明了自己的膽怯，我就不改了，隨便他們怎麼樣吧。 李懷宇 我看過你一張非常有意思的漫畫，一個人在創作，背後有另外一個人在押著，標題叫《監督》，為什麼有這樣的創意？ 丁 聰 有個人的影子在他的思想裏，他創作的時候沒有辦法去掉這個影子，如果去掉了，就不知道自己哪天倒楣了……
李懷宇 現在出現了蔡志忠、朱德庸、敖幼祥的新漫畫，你怎麼看？ 丁 聰 那是有別於我們的另一種，就是供人娛樂的。開開玩笑也可以，我們也沒有必要非要怎麼樣。現在有一種東西打破了，就是漫畫像。除了領袖之外，其他都可以畫了。電影明星、體育明星都可以畫了，這些很有意思，很好玩的。 李懷宇 有學者説，你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現實主義漫畫家，所有作品都是與現實緊密結合的。 丁 聰 漫畫與時代應該是緊跟的，不同時期的漫畫應該有不同風格。因為社會在變，有權的也要求變，這些事情都難做了。我這個人是很守規矩的，我畫的基本上沒有把人醜化。我畫的文人肖像，沒有大誇張，只是讓人覺得有趣而已。有的人沒有欣賞水準和幽默感，我畫誇張了，對方可以説我醜化。既然不允許太誇張，我也不想惹麻煩，我就小誇張，一般的誇張。漫畫給我帶來了很多好朋友，但是我不能放開了説話。我認為漫畫如果離開了現實，就不成其為漫畫了。現在就是缺乏講真話。巴金講真話，他有好日子過麼？比死還難受！非要説不好的人好，我也做不到，難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