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草木都開花，17歲的青年感情如野馬。野馬，不肯歸槽，我下決心，甚至拼命，要拋棄電機科，轉學入藝專從頭開始。朱德群影響了我的終生，是恩是怨，誰來評説，竭力反對是我的父親，他聽説畫家沒有出路，他夢幻中的龍消逝了。我最最擔心的就是父母的悲傷，然而悲傷竟挽回不了被美誘惑的兒子，一向聽話而功課優良的兒子突然變成了浪子。 差異就如男性變成了女性，我到藝專後的學習與已往的學習要求完全不同。因轉學換專業損失一年學歷，我比德群低了一個年級，他成了我的小先生，課外我倆天天在一起作畫，如無藝術，根本就不會有我們的友情。抗戰爆發後，1937年冬杭州藝專奉命內遷，緊要時刻我自己的錢意外丟光，德群的錢由我們兩人分用。後來當時的*為淪陷區學生每月發放5元貸金，這微薄的貸金養育了我的藝專生活，否則，本來我估計自己在藝專是念不完的，因沒有經濟來源。 林風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創辦國立藝術院，後改為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我1936年進校時，校裏學習很正規，林風眠、吳大羽、蔡威廉、潘天授(後改為“壽”)、劉開渠、李超士、雷圭元等主要教授認真教學，學生們對他們很尊敬，甚至崇拜。中西結合是本校的教學方向，素描和油畫是主體課程，同學們尤其熱愛印象派及其後的現代西方藝術。喜愛中國傳統繪畫的學生相對少，雖然潘天壽的作品和人品深得同學尊崇，但有些人仍不愛上國畫課，課時也比油畫少得多。愛國畫的同學往往晚上自己換亮燈泡學習，我和朱德群也總加夜班。圖書館裏有很多西洋現代繪畫畫冊，人人借閱，書無閒時，石濤和八大山人的畫冊也較多，這與潘老師的觀點有關。 杭州藝專教學雖認真，但很少對社會展出，有點象牙之塔的情況。日軍侵華摧毀了這所寧靜的藝術之塔，師生們被迫投入了戰亂和抗敵的大洪流。所謂抗敵，師生沿途作宣傳畫，也曾在昆明義賣作品捐獻。更有進步的同學則悄悄去了延安，當時不知他們的去向。撤離杭州後，經諸暨、江西龍虎山、長沙、常德，一直到湖南沅陵停下來，在濱江荒坡上蓋木屋上課，其時國立北平藝專從北方遷來，合併為國立藝專。合併後人事糾紛，鬧*，於是*派滕固來任校長，林風眠辭職離去。 後長沙形勢緊急，危及沅陵，又遷校。我一直跟著學校，從沅陵遷去昆明。從沅陵到昆明必經貴陽。在貴陽遇上一次特大的轟炸，毀了全城，便匆匆轉昆明。在昆明借一小學暫住。在尚未開課之前，我發現翠湖圖書館藏有石濤、八大等人的畫冊，不能外借，便天天帶著筆墨到裏面去臨摹。回憶在沅陵時在校圖書館臨摹《南畫大成》，警報來了都要上山躲避，其實警報雖多，從未來敵機，因此我請求管理員將我反鎖在內，他自己去躲空襲，他同意了，我一人在館內臨摹真自在。昆明開課後，依舊畫*，只模特兒不易找，我們在教室內不斷談到模特兒，一位模特兒提出抗議：什麼木頭木頭，我們也是人麼。我看常書鴻作油畫示範，畫到細部，他用法國帶回的一根黑色的杖架在畫框上部作為手的依附，我初次見到這種學院派的作畫方式。其時吳大羽也正在昆明，我們懇請滕校長聘回吳老師，但他口是心非，只認為常書鴻便是當今第一流畫家。 警報頻頻，昆明又非久留之地，學校遷到遠郊呈貢縣安江村上課。安江村很大，有好幾個大廟，我們在大廟裏用布簾將菩薩一遮，便又畫起*來。70年代我到昆明，專訪了安江村，村裏老人們還記得國立藝術大學的種種情況，指出滕固校長及潘天壽等教授的住址。有一位當年的女模特李嫂尚健在，我畫過她，想找她聊聊，可惜當天她外出了。 滕固病逝，*委呂鳳子任校長，但呂鳳子在四川璧山辦他的正則學校，因此藝專又遷到璧山去。呂鳳子接任後的開學典禮上，他著一大袍，自稱鳳先生，講演時總是鳳先生説……他談書法，舉起一枝大筆，説我這筆吸了墨有二斤重……我聽了心裏有些反感，感到林風眠的時代遠去了。但呂先生卻對我很好，他支援創新，讚揚個性，並同意我們的請求聘請遠在上海的吳大羽，路費都匯去了，但吳老師因故未能成行，退回了路費。我即將畢業，呂先生欲留我任助教，但暑期時他卸任了，由陳之佛接任校長，呂先生寫信將我推薦給陳校長，陳之佛像慈母般親切，當即同意聘我為助教，我因決定去重慶大學任助教，衷心感謝了他的美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