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日本東京西武百貨店舉辦規模龐大的中國博覽會，期間包括我的個人展，作品都是用墨彩抒寫的祖國山川。在展覽即將閉幕的慶賀晚宴上，西武社長山崎光雄先生向我提出了建議：明年此時，我們將在東京舉辦巴黎博覽會，想請您畫一批巴黎風景作為展題參展，先請您及夫人去一趟巴黎，尊意如何？山崎先生恐並未料到他這一構想深深觸動了我的心弦。我年輕時在巴黎留學，如饑似渴吸取西方藝術的營養，並陶醉其間。幸乎不幸乎，終於又回到了條件艱苦的祖國，從此在封閉的環境中探索了數十年自己的藝術之路。那路，深印在祖國土地上，並一直受影響於人民感情的指向。40年歲月逝去，人漸老，今以東方的眼和手，回頭來畫巴黎———新巴黎，感觸良多，豈止繪事。我接受了山崎先生的建議于1989年春寒料峭中抵達巴黎。 一、從蒙馬特開始 出乎意外，整個巴黎不足五千輛計程車，在巴黎找計程車與北京一樣不方便。大街、小巷、近郊、遠郊，搜盡風光打草稿，我的活動量大，主要只能依靠地鐵，巴黎的地鐵複雜而方便，我頭一個夜晚徹底重溫了地鐵路線圖，40年來路線基本未改，車站如故，只大部分車廂更新了，但許多車廂被“藝術家”涂畫得一塌糊塗，連許多交通圖也被塗改，洋流氓居心莫測。 我首先奔向蒙馬特，那鬱脫利羅筆底的巴黎，全世界藝術家心中的麥加。曲折傾斜的坡上窄街風貌依舊，錯落門窗還似昔日秋波，街頭遊人雜沓，奇異服飾與不同膚色點染了旅人之夢。豁然開朗一廣場，這裡便是最典型的賣畫“聖地”，世界各國的藝人麇集，都打開各樣的傘，遮雨亦遮陽，亦遮賣藝人內心的羞愧與創傷，他們拉客給畫像，只為了法郎。40年前學生時代，我只到過一次這舉世聞名的民間賣畫廣場(其實不廣闊)，那時年輕自傲，信奉藝術至上，又是公費留學生，暫無衣食之憂，看到同行們從事如此可憐的職業，近乎乞食者，感到無限心酸和無名悽愴，從此不願再去看一眼這生活現實。時隔40年，重上蒙馬特，依舊！依舊！此地並未換了人間。豈止蒙馬特，豈止巴黎，在紐約街頭、東京公園……我到處見到為路人畫像以謀生的藝人、同行。莫迪裏安尼當年在咖啡店為人畫像只索5個法郎，別人還不要，他興之所至，往往就在鋪桌子的紙墊上勾畫有特色的人像。藝術，內心的流露；職業，適應客觀需要的工作。兩者本質完全不同，藝術創作原本絕非職業，誰願雇用你一味抒發你自己的感情，但傑出的藝術品終將産生社會價值，無人雇用的梵谷死了，其作品成了舉世無價之寶。藝術家要生活，要職業，於是藝術家與職業之間發生了錯綜複雜的關係，藝術家有真偽，畫商有善惡，彼此間或曾結一段良緣，或時時爾虞我詐。以畫謀生，為人畫像，為人廳堂配飾，必須先為人著想，得意或潦倒，各憑機遇。鬻畫為生古今中外本質一致，只是當代愈來愈重視經濟收益與經營方式，從巴黎和紐約的許多現代畫廊出售的作品中去揣度時式和風尚吧，風尚時時變，苦煞未成名的賣藝人。回憶學生時代，上午在巴黎美術學院上完課，就近在學生食堂吃了飯，背著畫箱便到大街小巷眾多的畫廊裏巡看，注意新動向。畫廊裏多半是冷冷清清，少有顧客，除非某個較重要展出開幕時才有特邀的與捧場的來賓。如今畫廊依然，但進門要按電鈕開門，電鈕的響聲引起主人的注視：“先生、太太好！”“先生好！”彼此打過招呼，悄悄看畫，心裏有些不好意思，因往往僅僅只我和老伴兩個客人，我們又絕非買畫的主顧。宮花寂寞紅，各式各樣的作品少有知音。所謂作品，真偽參半，有虛張聲勢的、有扭捏作態的、有嚇人的、有令人作嘔的，當然也有頗具新意的、敏感的，但往往推敲提煉不夠，粗獷摻雜粗糙，奔放墜入狂亂，扣人心弦者少見，標新立異的生存競爭中似乎不易聽到藝術家寧靜的心聲。藝術進展與物質繁榮同步？今日紐約的不少高級畫廊以出售法國印象派及其後的名家作品為榮，倣印象派的蹩腳作品更充斥美國畫廊，當然美國有為的年輕一代畫家已不肯囿于法蘭西範疇，大膽創新，潑辣新穎，從整體看，正奔向新領域，從個別作品分析，理想的不多，缺內涵者總易予人外強中乾之感。
高更的大型回顧展正在大皇宮展出，密密麻麻等待入場的觀眾排開長隊，隊伍圍繞了半個大皇宮，要入場，須排隊近兩個小時。展出四個來月，從開幕至閉幕，每天從上午開館到下午閉館，隊伍永遠是這麼長，我只能去排隊，除非不看。專業者、業餘愛好者、旅遊者……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爭著來瞻仰客死荒島的畫家的遺作，作品的色凝聚著作者的血，件件作品烙印著作者的思緒、時代的歌與泣。同時在大皇宮展出五月沙龍，從另一門入口，門庭冷落，進入展廳只三兩個觀眾。五月沙龍亦屬當代主要沙龍之一，何以如此失寵于觀眾！展品總是良莠不齊，有些作品雖不乏新觀念，但效果或令人費解，或一目了然少含蘊，引人入勝或可望不可攀的具高度藝術境界的作品確乎不多。作家拋卻觀眾，觀眾便不看作品，相思斷，恩情絕。問題決不止于畫廊與沙龍，試看博物館或蓬皮杜中心，作品的沉浮都須經時間的考驗，幾代觀眾的考驗。 二、新舊巴黎 正遇上盧浮宮的新進口玻璃金字塔落成開放，於是又是人山人海的長隊。天光從玻璃塔透入，照耀得寬敞的地下門廳通亮，熙熙攘攘的遊人由此分道進入各展區。美術學院與盧浮宮只一橋之隔，當年課餘我隨時進入盧浮宮，對各展區都甚熟悉，但這回卻迷了道，需不斷查看導遊圖，那圖用四種文字説明：法文、英文、德文、日文，東方文字日文被歐美博物館採納是新動向。待見到站立船頭的古希臘無頭勝利女神雕像時，我才復認出記憶中的路線，但佈置還是大大改變了。畫廊裏挂滿舉世名作，上下幾層，左右相碰，仿佛參展作品正待評選，比之美國大都會等博物館，這裡佈置太擁擠，但有什麼辦法呢？都是歷史上的代表性作品。悠久的文化傳統使後人的負擔愈來愈重，豪富之家的子孫往往失去健康的胃口。 玻璃金字塔確是大膽、新穎、成功的創造，解決了進口擁擠的難題。在古建築群的包圍中突出了現代化的玻璃工程，塔雖龐大，因其透明，不以龐然巨物的重量感令古老盧浮宮遜色，而那金字塔之外形，與協和廣場中央高矗的奧培裏斯克(埃及方尖塔)遙相呼應。設計師貝聿銘先生在世界建築領域裏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是華裔，我們感到無限欣慰。雖然我對建築是外行，但到華盛頓國家博物館和波士頓博物館參觀時，便首先特別觀察了貝聿銘先生設計的部分，其與原有建築的銜接與配合，承先啟後，獨樹一幟。 紐約街頭摩天大廈矗立，雨後春筍爭空間，街窄人忙，諸事匆匆，似冒險家的樂園。我和老伴走在人行道上，一位賣花的東方女子善意地指指我老伴的提包，示意要注意被搶劫。巴黎氣氛不一樣，田園大街寬而直，樓房均不超過六七層，大都戴著文藝復興時代的厚屋頂，穩重端莊。大街顯得很遼闊，沿街咖啡店林立，悠閒的人們邊喝咖啡邊欣賞各色行人，行人步履緩慢，邊走邊欣賞喝咖啡的各色仕女和先生們，人看人，相看兩不厭。巴黎，永葆其誘人的美好風韻，除在蒙巴納斯建立了一幢四五十層的黑色高樓外，老市區基本不改舊貌，協和廣場那麼多古老的燈柱，使法蘭西人常常回憶起那馬車往返的豪華社交時代，莫泊桑和巴爾扎克的時代。城市不能不發展，新巴黎在拉·苔芳斯。盧浮宮與凱旋門在一條中軸線上，仿佛我們的故宮和正陽門。新巴黎從凱旋門延伸出去，拉·苔芳斯便屬中軸線的延長，街道更寬，兩旁各式各樣的高層新樓林立，呈現代建築之長廊，長廊一頭，跨在新街上是一巨大白色畫框，近看，框上都是層樓窗戶，那是各類辦公大廈的匯總。這造型單純的白色框框與凱旋門遙遙相對，這是凱旋門的後代。地理位置上，拉·苔芳斯擴展了巴黎；造型形式上，拉·苔芳斯發展了巴黎。巴黎向拉·苔芳斯的展拓不但解決了空間問題，並顯示了歷史的進展，蓬皮杜文化中心似亦應遷來此處。我想起了梁思成先生，他在建國初期竭力主張保留北京古城風貌，並曾為三座門及古城墻的拆除而流淚。西安、蘇州、紹興……同樣情況的問題太多了，我們不僅僅受到物質條件的約束。
三、懷念 德群夫婦駕車陪我們去齊弗尼參觀莫奈故居，我還是頭一次去訪問，因40年前故居尚未開放，當時只能在奧朗吉博物館的地下室裏感受莫奈池塘的風光，他的幾幅巨幅睡蓮環布四壁，令觀眾如置身池中。車行兩小時，經過許多依傍塞納河的寧靜鄉村，抵故居。細雨濕新柳，繁花滿圃，綠蔭深處閃耀著清清池水，水裏挂滿倒影。一座嫩綠色的日本式橋弧跨池頭，紫藤攀緣橋欄，雖非著花時節，枝線纏綿已先入畫境。這小橋，舉世聞名，多少睡蓮傑作就誕生在這橋頭。其實，優美的池塘、垂柳與睡蓮世界各地不知有多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而莫奈的創造為法蘭西增添了殊榮，小小鄉村齊弗尼宇內揚名。北京西山那幾間小土房，如確是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故址，雖無花圃，亦將吸引愈來愈多有心人的瞻仰。莫奈的工作室十分高大、明亮，令我興嘆，他晚年已得政府重視，巨幅睡蓮據説就是政府首腦克萊孟梭委託他創作的，所以才能建造如此規模的工作室吧。莫奈的客廳、臥房、內房通道隨處挂滿了日本版畫，可見東方藝術對印象派及其後的影響，今日並已被提到“日本主義”的高度。看莫奈晚期的作品，畫布往往並未涂滿，著重筆觸與色的交錯，與中國文人畫追求的筆墨情致異曲同工。 秉明夫婦駕車陪我們重遊楓丹白露及巴比松，我們的目標是米勒及盧梭等人的故居。米勒的故居變了樣，故居如何能變樣呢，原先的正門是開在院子裏，爬幾級木扶梯進入室內，室內是空蕩蕩的土地土墻，品物不多。如今這院子已屬人傢俬屋，被隔斷了，於是故居傍街另開了一個側門。進得門去，琳瑯滿目挂滿了米勒作品的複製品，無可看，而且臨窗街上車輛聲絕，小鎮鬧市，已盡失當年巴比松的鄉村氣氛。我和秉明坐在“米勒故居”牌子下的石條凳上合影留念，因背景墻上爬滿藤蘿，是惟一透露古老回憶的畫面了。秉明説，我上次陪余光中來，也坐在這石凳上照了同樣的鏡頭。秉明問：你從前來是坐火車來的吧？我記得是的，但40年前的印象比這次好多了。我告訴秉明，紹興青藤書屋也已修復開放，裏面陳列些粗劣的複製品，我對修復故居加修改很反感，紹興沈園正在重修，當是一個創作難題。 仍然秉明夫婦駕車，我們去奧弗·休·奧洼士，去掃梵谷之墓。春寒料峭挾著淒風苦雨，秉明正患感冒，堅持開車。偏僻的遠郊小鎮，梵谷在此結束了他最後的歲月，長眠在曾被他畫得繁花似錦的鄉土裏。我們的車就停在梵谷畫過的市府前面，面對市府樹立一大幅梵谷自畫像的複製素描，那閣樓上便是畫家生存與死亡之角落。面對著畫像，我們就擠在車裏用簡單的午餐。小小的公園被命名為梵谷公園，裏面名雕刻家閘吉納塑的梵谷像，很糟，全非梵谷風貌，這作品還曾見諸發表，我很反感。本地的教堂居於全鎮的高點，梵谷將這教堂畫進烏藍的色調，已為世人熟知，原作今展出於巴黎奧克賽博物館。我打起雨傘勾畫教堂，虔誠中夾雜著惶惑，是否梵谷在注視我！ 車抵公墓，雨大起來，將眾多大理石墓棺、碑石、雕刻沖洗得乾淨光澤，叢叢鮮花或塑膠花也顯得分外鮮艷。終於找到了梵谷之墓。緊靠圍墻邊，並立著兩塊墓碑，一塊刻寫著：這裡安息著房爽·梵谷(1853—1890)，另一塊是戴奧陀爾·梵谷(1857—1891)。兩塊碑前地面上平鋪一片常春藤，覆蓋著土裏兩兄弟，如不留心墓碑，我認為這只是一小塊被遺忘了的白薯地。沒有鮮花。終於我發現誰送來的一小束幹麥穗，其間包紮一枝斷殘的油畫筆。我突然想起魯迅的“藥”，在瑜兒墓前哇的一聲飛去兩隻烏鴉。烏鴉，梵谷在此畫過許多烏鴉，它們今天並不飛來。秉明同我步行察看那畫家眼中傾斜的大地、顫慄的樹叢、歌唱的蘋果花。早春的麥地一片寧靜青綠，也許秋天麥穗金黃，驕陽似火時，會再度撥動長眠畫家錯亂的神經。 四、反思 老伴吃不慣洋飯，白天我們到處作畫，吃飯的時間和地點無定，碰機會隨便吃，晚上我便陪她找中國飯店吃大米飯。數十年來中國飯店確乎大大發展了，數量倍增，生意興隆。不止巴黎，在舊金山、紐約、橫濱……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上主要是飯店。真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國文化，看來首先是烹飪。烹飪也是藝術吧，但我們的繪畫藝術還遠遠未被大眾理解，發現。專門陳列東方藝術的吉美博物館其間中國部分主要是古代雕刻、陶瓷及伯希和取去的敦煌文物，西藏作品竟被歸入喜馬拉雅地區，不屬中國。將近半個世紀了，中國在吉美博物館裏無絲毫新反映。塞紐斯基博物館也專門陳列東方藝術，規模更小，門庭冷清，平時幾乎沒有觀眾。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及波士頓博物館等雖也陳列少量中國畫，但均觀眾寥寥。中國繪畫大都表達作者的生活情趣及其人生觀，用筆墨在紙或絹上透露內心的思緒，重意境，但多半忽視畫的整體形式效果，視覺效果。紙或絹舊了，變得黃黃的，遠看只是一片黃灰灰的圖案。相比之下，西洋油畫色彩鮮明，節奏跌宕，易滿足人們視覺的刺激。古代中國傑出的藝術家何嘗不重視構成，書法中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獨立的構成天地，當代西方畫家哈當(Hartung)和克萊因(Kline)的每幅畫也不過是一個字而已，我們難道溫故不知新？
大量的中國中、青年畫家奔向西方，祝願他們一帆風順，打開個人的前途，併為中國的藝術奪取奧運會的金牌。他們的路顯然都十分艱辛，憑寫實的功力及東方人的敏感當然也能取得一些成功，然而燃眉之急是謀生，謀生的技藝與藝術創造之間，往往存在著鴻溝。近代東方畫家最早在巴黎揚名的大概是30年代日本畫家藤田嗣治，他以纖細的線畫東方情味，我在學生時代看他的畫就很不喜歡，格調不高，這次在巴黎市立現代博物館又看到他的一幅*，很差勁，我想，生活在日本本土的畫家比他強的恐怕很多，藝術家不必都要巴黎頒發證書。揚名，似乎是藝術家普遍追求的目標，有了名，作品價高，於是引來利。然而盛名之下多虛士，當代揚名之道更是不擇手段，欺世媚俗。最近翻看自己六七十年代的油畫作品，那些在極端艱苦條件中冒著批判風險創造的風景畫，凝結著作者真摯的感情，畫面均無簽名，也不記年月，撫摸這些苦戀之果，欲哭無淚，但突然想到市場上已出現了許多我的假畫，一陣噁心。 原估計自己在長期封閉中遠遠落後了，近幾年重新到世界環視一週，更堅信藝術永遠只誕生於真誠的心靈，珍珠生在蚌殼中，人參長在山野裏，傲骨風姿黃山松，離不開貧瘠苦寒的石頭峰。逝去的時代畢竟已逝去，舊時代的藝術品已成珍貴的文物，今日中國藝術必然要吸取西方營養，走中西結合之路。閨閣藏嬌決無前途，大膽去追求異國之戀，採集西方現代形式語言表達雋永含蘊的東方意境。西方世界的中國畫廊還處於萌芽狀態，地位不高，作品品質低，缺新意，但從中國餐館的發展歷程看，事在人為，毋庸氣餒，更盼望以官方的力量直接間接扶植民間畫廊，創辦公私合營中國文化餐廳。今年6月，在紐約佳士得的中國畫拍賣中，一卷表現蒙古人生活的軼名作以187萬美元售出，董其昌的一幅軸畫也以一百數十萬美元售出，這些資訊，指示了高級中華文化餐廳的美好前景。 五、別 匆匆一月，告別巴黎。少小離家老大回，晚年回到久別的故鄉，總有無窮感觸。巴黎不是生養我的故鄉，但確是我藝海生涯中學習的故鄉。臨別前，我為懷念而悄悄回到母校美術學院，尋找到當年教室樓下的小小院落，院裏有四五個年輕學生在聊天。我打聽我那故去的老師，當年威望極高的蘇弗爾皮教授，但他們都不很清楚了，人走茶涼，倒是我這個海外學子總記得他的教誨，尤其他經常提醒：藝術在兩路，小路作品娛人，大路作品感人；也是他勸我應回到中國，去發展自己祖國的傳統。當年告別巴黎不容易，經過了很久的內心鬥爭，同學間也為去留問題不斷討論、爭辯。秉明著述《關於羅丹》一書中亦記及我們曾爭辯了一夜，直至天明他才回去睡覺，入睡後噩夢連連，夢醒已是1983年，各人在不同的環境和條件中做出了各自的努力。秉明和德群等留巴黎的老友都做出了可喜的成就，我自己忙白了少年頭，也問心無愧。這回再次告別巴黎，心境是寧靜的，沒有依戀，更無矛盾，我對秉明説：回去作完這批巴黎風景，大概該寫我自己的紅樓夢了。 198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