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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很喜愛石濤，他早期作品受石濤的影響較深，他也經常要我們多臨摹石濤、石谿及弘仁等人的作品。我們同學大都偏愛石濤和八大山人，這與潘師的指導是有密切關係的。後來我慢慢探索潘天壽與石濤之間的關係，找到了他們在造型方面的一個基本共同點。傳統山水畫大都是表現千山萬水層巒疊嶂的氣勢，基本上是中景和遠景，每個山峰或每組樹木之間的大小差距不太大，雖然具有可遊可尋的佳境，但往往詩意重於畫意，未能表達人們對視覺形象的強烈感受。石濤揚棄了遙遠俯視式的習慣描寫，他在山水畫中著眼于富形象特色的山石樹木與房屋，將之作為特寫鏡頭來表現，因之他的山水多畫近景，身段鮮明墨色濃郁。他緊緊抓住大自然的眉眼特徵，認真當作具有人物性格的肖像來抒寫。潘天壽則從這個出發點更向造型特色方面發展，如將石濤比之羅丹，則潘天壽近乎波爾特爾了！造型造型，從描寫景物升到了造型的創造，這造型的創造正是現代世界美術中的主流，如果將潘畫與西方現代繪畫中某些精華作品對照研究，可找到其間有許多契合的因素，特別在結構方面與立體派中某些傾向更是不謀而合，儘管東西方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感情有差異，但造型藝術這一視覺形象的科學畢竟有極大的共同性，那是世界語。人們都説潘畫意境深，格調高，是的，意境是深，格調是高，但我認為潘畫的主要特色是造型性強，畫意重於詩意。潘師題款時全神貫注于全局形式的統一，因之往往易脫落字句，便另補一項：“ × 下奪 × 字”，這在潘畫上是最常見的現象。
潘天壽在表現手法中特別重視對比。他常説：“用墨要麼枯一點，要麼潤一點，不枯不潤就乏味。”“用色要麼索興濃，要麼清淡些。”道理不複雜，但他在實踐中的傑出成就遠遠超出了繪畫的尋常法則。他重視的對比不是局部範圍內的對比，而是著眼于全局的對比，一隻蒼鷹通體都是淡墨，只眉眼用濃墨，緊跟著襯以成片的烏黑濃酣的松針。他的多幅雁蕩山花卉大都取粗笨的石頭與尖銳的枝葉的抽象對照美，或各種不同種類花葉之間的塊與線的交錯穿插美。他愛用指畫，這除了屋漏痕式的古拙趣外，最易發揮線與面之間的肥瘦對比及線本身的堅硬扭曲之美。潘天壽的造型主要是線造型，他的團塊的基石也主要是靠線構成的，只大片的荷葉或魚鷹等鳥類用寬大的濃、淡墨塊鋪成。他設色艷而不俗，這主要緣于掌握了鮮明色彩與黑（墨）、白（紙色）、灰（淡墨）之間的對比與和諧的矛盾統一。他艷色用得少，但落紙卻像寶石似的發亮。他的紅色如紅蓮或山花多半落在白底上，或與銀灰色的淡墨為鄰，發揮了紅與白或紅與銀灰的襯托效果。當以青綠為主調時，他鑲嵌以少量星星點點的寶石紅，像《小龍湫下一角》就是一例。他用赭石染石頭，又用硃砂染霜葉，配以胭脂山花組成了暖色基調，其間點染著稀疏的石青石綠草葉，這種色彩的節奏感也同於油畫用色的濃縮與概括，遠非隨類敷彩的抄襲自然色彩的老套可比。
潘師授課期間，我們談得最多的除石濤外便是八大山人，在師友們的熏陶下，我一開始也愛上了八大山人，但除了遺民、氣節、鬱勃之氣等等人的品質外，八大山人的造型特色是什麼？直至今天我才開始有些明悟。我認為八大山人是我國傳統畫家中進入抽象美領域最深遠的探索者。憑黑白墨趣，憑線底動蕩透露了作者內心的不寧與哀思。他的石頭往往頭重腳輕，下部甚至是尖的，它是停留不住的，它在滾動，即將滾去！他筆下的瓜也放不穩，淺色橢圓的瓜上伏一隻黑色橢圓的鳥，再憑瓜蒂與鳥眼的配合，構成了八卦圖中太極圖案式的抽象美。一反常規和常理，他畫松樹到根部偏偏狹窄起來，大樹無根基，如遊龍欲騰空而去。一枝蘭花，條條荷莖，都只在飄忽中略顯身影，加之，作者多半用淡墨與簡筆來抒寫，更構成撲朔迷離的夢裏境界。潘天壽長期在研究八大山人，也就在昆明期間，他有一次看到了許多擔當和尚的畫，回來後談論得特別興奮，我當時不知擔當是誰，因之便記住了他的名。前年到昆明博物館，看到了擔當不少真跡，他與八大山人何其相似乃爾，使我立即回憶起當年潘師對擔當的反應。在花鳥中，潘天壽是受了八大山人影響的，我記得他常畫一雙伏著不動的鳥，鳥的造型很有幾分像八大山人的，但題款：“不是閒來欲睡，且休息，試作衝霄飛。”他讚賞八大山人造型的簡潔洗練和筆墨的不落窠臼，我看他用疏疏的行書題款倒很有些八大山人畫法的瀟灑之姿，但繪畫造型的基本立足點他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八大山人的畫基於動，表達流逝的美，他努力在形象中追求不定型，潘畫立足於穩、靜及恒久，著意于鑄型，他一再畫雨後山水，一再題這句款：“雨後千山鐵鑄成”。
猶如別人，我青年時代被強烈的求知欲驅使著，學西畫、學國畫、又學西畫，最後離開潘師到西方去探寶了。在巴黎美術學院，我的老師蘇弗爾皮的藝術道路是與勃拉克相近的，他特別啟發我對“量感美”及“組織結構美”的追求，他並説：“藝術有兩類，一類是小道，它娛人眼目，另一類是大道，它震撼心魂。”我明悟到潘師的藝術道路正是後者！當我逐漸跨過油彩與水墨等等各種工具性能的局限後，感到根本的問題是藝術氣質，東西方的隔閡是人為的，總有一天潘天壽的畫展出現于西方時，將引起西方畫壇的強烈反應！
抗戰時期學校遷到雲南和四川的農村上課時，潘師未帶家屬，所以我們幾個接近他的學生往往不分朝暮經常出入于他租住的農民之家，不僅跟他學畫，他還教書法、美術史、詩詞，我對平仄的辨認也還是他逐字逐句親授的。後來他回浙江探親，我們這些穿著草鞋的窮學生依依不捨步行送他到青木關，想搶著替他挑行李，“半肩行李半肩詩”，他連半肩行李也不夠！我前年到昆明，去年到北碚，都曾專車去安江村和璧山尋訪潘師的舊居，遺憾的是未能訪到他當年的老房東！*、“四人幫”時期，我們都在河北農村勞動，一切與外界隔絕，消息閉塞，1972年後我才獲悉潘師死訊！我的一個學生告我這個噩耗後希望我作一幅紀念潘師的畫送他，我久不作水墨，就仍照當年學生時代老師的風格作了幅畫，並滿滿題了一大篇字，現在這位同學還珍藏著這幅畫，而我自己仍能一字不誤地背出那篇題款：“少年時，求學杭州藝校，曾從潘天壽師學國畫，獲益匪淺，後我專攻洋人之洋畫，為求繪畫之真諦，遠渡重洋，尋今訪古，悟道不多，而壽師之作始終如明燈照我！王軍同學隨我學彩繪，今又強我作國畫，自離壽師，數十年來未作墨畫，壽師新故，作畫念之，不知是哀是痛！”
載香港《明報月刊》198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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