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代初，我應邀到一個省美術館展畫，負責展出的工作者問我：你有沒有帶文章來？我一時懵懂，什麼文章？原來他是好意，將替我聯繫發表對畫展的評論文章，即預先請人寫就的吹捧文章。吹捧之風日盛一日，我非評論家，也不斷遭到各種展覽要求寫文吹捧的糾纏。因此，我極少參與預展時的交際之“舞”，想看的畫展便找冷落的時機悄悄看去。吹捧不過是謊話、外行話，令人肉麻或作嘔而已。若批評，情況就嚴重了，尤其是點名道姓的批評，往往掀起波瀾，甚至官司打到法院裏。五六十年代，若是誰在報刊上被點了名，幾乎等於打入死牢，因那種批評大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來勢非同小可。都是驚弓之鳥，其後每見“與××商榷”的文章，不了解是真假商榷之前，人們先就揣測背景了。
過去，創作往往受制于政治環境，評論更是隨著政治氣候不斷轉向，成為廉價的各式面具。因此，畫家和藝評者之間往往話不投機。只有有膽識的評論者敢於肯定尚未定評的作品、作家；敢於批評已享盛名的大師或其作品的缺陷。如果作者的工作關聯著“身家性命畫圖中”，則評論家同樣是“身家性命評議中”，一言之失，仿佛作品中的致命敗筆，遺臭萬年。傑出的作者每創一件新作，當令世人刮目，畢加索屬於這樣的作者吧！評論家每發表一篇藝評，同樣應令人豁然開朗，甚至驚心動魄，因説出或説透了讀者未曾或只模糊體會到的感受。孤陋寡聞，我很少讀到高水準的鋒利藝評。近讀余光中先生評戴望舒的詩，感到是藝評的佳作，像我這樣並非詩人的讀者，讀來也很信服。
199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