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秋天，我從巴黎回到北京，住進西單舊刑部街*歸國留學生接待處，第一件事是到東安市場買了一套藍色制服，換下了西服和領帶。 很快我受聘于中央美術學院，但美術學院住房緊張，一時沒有我的宿舍，靠友人幫助，暫租住東四魏家衚同一個四合院的兩小間南房，南房朝北，不進陽光，房中無隔斷，似堆雜物的倉屋。房門口有棵不大的樹，院子極窄，這裡屬進入正院的入口處，大概原先是看門人的住處。 我急匆匆趕回宜興老家，接來久別3年的妻和未見過面的孩子可雨。我們三人就落戶在這小屋裏，除了我從巴黎帶回的三大鐵箱畫冊和法文書籍，什麼傢具也沒有，開始買雙人木床、木桌、木椅、木書櫃、煤球爐、煤、米、油、鹽，妻學習如何用煤球爐，生火、封火，用一隻桶到裏院打水，我們開始在不習慣的北京做自己南方口味的簡易飯食，往往中午做一頓飯，晚上將剩飯煮成泡飯，保持老家農村的習慣。人地生疏，門庭冷落，沒有客人，記得只有老同學董希文和羅工柳來做過客，妻做飯招待他們，燉了紅燒牛肉。 整個院子不小，好像有二進庭院，前院住著兩位寡婦，後院北房正廳是房主老太爺的起居處。為了聯絡友誼，我買了二鍋頭和熏魚等到上房請老太爺喝過酒，他愛喝酒，知道我是剛留洋回來的，對我很禮貌。平時我們不進裏院，也不讓可雨進去玩，小可雨只能在自己門口數尺見方的小院裏玩，那裏既無野草，也無蟋蟀，遠不如在老家農村快活。 我的工資是700斤小米，並須給在故鄉的父母按時寄去生活費，土改前後，他們的生活困難極了，還撫養著幾個未成年的妹妹。我節省下不多的美元存在東四一家銀行裏，每月工資用完時便到銀行去取一點美元兌成的人民幣。到銀行取錢，總須領一塊銅牌等候叫號,小小年紀的可雨將這一切看在眼裏，有時我和妻商議家用缺錢問題時，可雨便很快插嘴：到解放軍叔叔那裏去要一個銅板就有錢了。因銀行門口總有解放軍站崗。 從魏家衚同到帥府園中央美術學院並不遠，我買了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每天騎車到校上課。課外，騎車上街辦事、買菜、寫生，此後三十餘年，自行車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戰馬，戎馬倥傯，我前後騎破了三輛飛鴿牌自行車。 不到一年的時間，美術學院給我分配了住房，就是那大雅寶和小雅寶衚同間的古老院落，和李可染對門而居，同院尚有李苦禪、王朝聞、張仃、董希文、彥涵等等。有一次齊白石到李可染家做客，可染先生請我過去相見，這是我見齊老先生唯一的一次機會。我住的是平房，太暗，為了作畫，我打開了一個大大的天窗。光線倒明亮了，但夏天日曬時奇熱，妻和孩子都勉強忍受，我感到無限內疚，悔恨選擇了畫家職業。那點美元早已用完，生活日益拮據，於是常常聯想到魯迅的《傷逝》。友人勸我搞點“創作”換點稿費，但我的作品是絕不會被接受的，比涓生的處境更困難。 我們生了第二個孩子，妻不久又懷了第三個孩子，人工流産是犯法的，友人介紹我們去找一位日本私人醫生打胎。找到地址，那位日本醫生早溜掉了，有説是被捕了。我從家鄉拉來母親照顧孩子，但南方農村婦女實在住不慣風沙撲面的北京城，何況我們的條件又極差，用水不便，更談不上洗澡，住不久她還是回去了。 託人給妻在大佛寺小學找了個教師的工作，她於是也學會了騎自行車，買輛舊車每天往返于大雅寶衚同與大佛寺之間，每晚帶一大堆作業回來批改，燈昏人倦，苦瓜家園瀰漫著苦味。 我終於被擠出美術學院，調到清華大學建築系，住房條件改善了，住在北院，那本是朱自清等教授住過的高級住宅，不過如今已破舊，屬清華的中下等宿舍了。面積不小，有兩間臥房，一間書房，一間客廳，大廚房裏還可住保姆，於是又從老家再接來母親及一位親戚，共同照料三個孩子，妻的工作調到了清華附小，上下班很近，生活上較方便了。因有了客廳，我騎車到天橋地攤買了一套半舊的沙發，並立即跟著運貨的平板三輪騎回清華，毫不疲乏，看到自己家裏有了沙發，倒頗感高興。
離開了美術學院，我從意識形態的文藝漩渦中心被拋到邊緣，在寬闊的清華園裏開始走上藝術道路中的獨木橋，雖孤寂，倒清靜，躲開了那許多虎視眈眈的眼神。小孫孫吳吉今年以第二名考上了清華附中高中重點班，他雄心勃勃，早就立志要進清華，去年依他的願望我們帶他參觀了一次清華園，並到北院懷舊，我們原先的住房已拆除，小孫孫對此自然沒有感觸，他爸爸當年還躺在搖籃裏，也沒有任何記憶了。 提出“百花齊放”的口號後，我被調到正在籌建中的北京藝術學院，全家搬到恭王府院址中的臨時住所，稍後分配在前海北沿的會賢堂，那是蔡鍔與小鳳仙相聚過的名盛一時的大飯店，今已破敗，成了臟亂不堪的住了幾十戶的大雜院。我家住兩間北房，這原是早先的大廳堂，極高，被分割成五間住房，我住西邊兩間，最靠邊的一間照不到陽光，幾乎是暗黑的。在廊子的拐角處用木板圍一個做飯的空間，那該是廚房了。從此，學習每年更換糊窗戶的紙，安裝和拆卸火爐及煙筒，到外院打水，倒臟水、倒土……體會大雜院裏的生活。會賢堂地處什剎海與後海之間，地基潮濕，房間又不通風對流，地面和墻壁終年是濕漉漉的，我六七十年代寫生的幾大木箱油畫怕潮，設法用磚將木箱墊高，另做一個高高的大木架，幾乎直達房頂，將最佳作品存放到高空。大木架、雙人床及一張書桌便幾乎佔滿了房間，我將油畫架安置在廊子裏，在戶外作畫，光線倒很明亮。我在院裏種過葡萄、葫蘆、木槿、蜀葵、玫瑰和野菊，因土壤潮濕，這些花木總長得很茂盛，鬱鬱蔥蔥，掩蓋了破爛門窗的窘態。所謂3年自然災害期間，自己養雞，花木便讓位給雞窩，雞窩係用我的次品油畫及向日葵稈所組建，雞的住宅新建時，五彩繽紛。唐山大地震，會賢堂老屋搖搖晃晃，但沒有倒塌，從此院裏添了不少防震棚，防震棚後來逐步升級，成為各戶新置的小屋，於是我們須曲曲彎彎繞過這些小屋才能到達自家門口。我家在會賢堂住了二十幾年，這老屋被我充分利用了，但也曾閒置過3年，那是六七十年代之間，三個孩子插隊邊境、農村，我及妻各自到部隊勞動，大門常鎖，鎖成了耗子們的樂園。當我們再返13號凶宅，啟鎖入室，就如《十五貫》中況鐘啟封察看尤葫蘆的凶宅，須先用扇子扇開蛛網與塵埃。今天會賢堂已挂上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門牌也不是13號了，破爛依舊，鮮花朱顏未改。 1979年是大手筆揮寫的一條歷史的分界線，我有幸被劃入了80年代。孩子們長得快，都到了成婚的年齡，但兩間破房裏豈能屋中架屋，我不得不奔走、申請，像同代人一樣為下代人尋覓立足之地。終於輕工部批准在勁松新建的樓房中給我分配了兩個小單元，真是天大的喜事，雖具體分房人索畫、索……，也心甘情願送到了他府上。我搬上了新樓，地面乾燥，墻壁潔白，便將光線最充足的一間作了畫室，雖只11平方米，畢竟是專用畫室了，海外朋友來訪時，我可以讓他們參觀我的袖珍畫室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如今只缺電話了，大概又過了三兩年，又託人，又送畫，最後也安上了電話。 80年代初的勁松西口，幾乎沒有什麼商店，買米買鹽要跑許多路，但妻從煤餅爐邊解放出來，用上煤氣，家務還是減輕了許多，不過她每天趕到前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去上班，路途遙遠，須倒幾次車，早出晚歸，依然很忙碌。有一回她頗有感觸地告訴我：今天在公共汽車上，有一位好心人讓她座位，客氣地説請老太太坐。她第一回聽人稱她老太太，感到很受刺激，她似尚未發覺五十余歲的她已被劃入“老”之行列，人才上高樓，年齡也緊跟上樓了。歲月從不襲擊人，卻像機靈的小偷，悄悄竊去人們的年華，當人們發覺被偷掉了的現實，為時已晚，空余無奈的悲哀了。 住上高樓，自行車尚無處存放，家人又都堅決不同意我再騎車，從此與車告別，頗感秦瓊賣馬時那種對馬的依戀情懷。我授課的時數逐漸減少，更不願參加諸多社會活動，將時光都消磨在袖珍畫室裏，反芻數十年來風雨中積累的素材，決心戰死於80年代，先不考慮能否進入90年代。 從工作中退休下來，住上新樓不幾年，妻突然病倒，人生永遠被生活作弄，花花世界裏花樣不斷翻新，都離不開悲歡離合與喜怒哀樂的內核，核心處寧靜地打坐著的，是釋迦牟尼吧。 換了人間，尚存紫禁城，不見了北京城，我如今出門已不辨東西南北。高樓林立，商品樓房潮涌京城，我也買了方莊一個單元，比勁松的住處略寬敞，不過畫室還是太小。許多畫家到郊區去自建畫室，形成多處畫家村，但自己學開車已太晚，離不開方莊了，只能在方莊附近找個寬大的畫室，以酬“壯志”，了卻平生的心願，能為人間留下一些巨幅作品。 方莊是個不錯的小區，今日車水馬龍，就生活而言，我們已無所求，比之魏家衚同、大雅寶衚同、清華北院、前海會賢堂、勁松西口，已步步升高，不須再向高處看了。早晚漫步樓間公園，綠樹成蔭，紅花簇簇，這裡是老年人的世界，他們都歷經滄桑，大都在大雜院裏侍候過煤球爐、體驗過到衚同裏上廁所、澡塘裏排隊洗澡的北京居民的常規生活。這些生活的舊蹤都已模糊，人們今天談的已是商海風波或海外子女們的資訊了。 載《文匯報》“筆會”1998年11月1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