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徐張兩家多年來的深厚交情，所以張大千剛從台灣“亮寶”後回到香港，徐伯郊便立即前去拜訪。他想儘快把一個好消息告訴給張大千。 他斷定張大千知道這個消息後一定會高興壞的。 原來，國內針對此時香港文物市場的情況特意成立了一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任務就是專為新中國收購國寶，儘量地減少國寶外傳。而這個小組在香港的負責人恰恰就是收藏鑒寶的行家裏手——徐伯郊。 果然張大千一聽便高興得一拍徐伯郊的肩膀説：“太好了！太好了！這麼多的寶貝要是都流失到國外去，實在是太讓人心疼了！” 張大千興奮地踱著步，不禁對徐伯郊講起了和徐森玉、張伯駒等人一起收購“東北貨”時的那些往事。 “東北貨”這個叫法是隨著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滿洲國”土崩瓦解後，由溥儀從故宮偷帶到長春偽皇宮裏的很多珍品瑰寶，落到了日本人之手，隨著抗戰結束，這些珍品瑰寶也隨之在東北地區四處流散，所以被當時的古董商人稱之為“東北貨”。這也是國寶遭受的一次大流失。 這批“東北貨”散落民間，讓徐森玉、張大千等一批有識之士痛心不已，於是徐森玉與同任故宮博物院鑒定委員的張大千、徐悲鴻、張伯駒、于省吾、鄧述存、啟功等人，聯名向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建議：派人赴“滿洲國”長春去收購回這些文物，否則國寶流入國外，損失就巨大了。 馬衡立刻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報告申請，但南京政府對此事並不太在意，也就根本不予答覆。這使得一批不法文物商鑽了空子，紛紛前往東北搶購，有的囤積居奇，有的漫天要價或賣往國外。這些現狀讓馬衡、徐森玉、張大千、張伯駒等文物專家們嗟嘆不已。 想當一個收藏家，首先得有錢，沒有錢何談收購？還得有精到、準確的眼光，否則真偽難辨，害人害己，除此之外還要借助機會，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既然政府不重視，故宮也沒錢收購，只好依靠個人力量去搶救，於是張大千足足花了黃金1500兩才得以購回那三幅精品，即《瀟湘圖》、《江堤晚景》和《韓熙載夜宴圖》。為此，他捨棄了早就看好並已交了部分訂金的一座前清舊王府。這套宅院面積十分寬綽，是三進的院落，有好幾個獨立的花園，還包括水池、假山、回廊等，是個相當難得的一處好宅院。但張大千覺得有這幾幅畫在手，勝過買十處這樣的房産。 在收購“東北貨”期間，張大千和老友張伯駒還有一個“讓”畫的小故事： 張伯駒也是我國著名的大收藏家，和張大千同是三四十年代名震南北的兩位鑒定大師，兩人私交甚篤，同任過故宮博物院的鑒定委員。兩人在收藏中都偏重於書畫，但張大千在數量上稍勝一籌，而張伯駒在品質品級上則略高於張大千。張伯駒多藏宋以前的墨寶，張大千則多藏宋元以後的名跡。 當時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著名絹畫《遊春圖》，這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絹畫之一。張大千對此畫心儀已久，特乘飛機前去觀看，但他得知張伯駒也在積極籌錢買這幅畫時，便立即退出不買，以免畫商抬價。後來張伯駒為買此畫，也是變賣了房産，又把夫人潘素的很多首飾賣掉才得以買成。 張大千得知此畫已落到張伯駒手裏後，非常高興，説：“好啊好啊，收回來就好，我和伯駒的收藏目的是一樣的，就是不想把畫落入外國人手裏，他收我收是一樣的。”在這段收購“東北貨”期間，張伯駒除收購了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外，還有唐代杜牧之的《贈張好好詩卷》、李白的《上陽帖》、宋朝范仲淹的《道服讚》等。 但藝術和生活之間，矛盾總是多於統一，畢竟生存乃是頭等大事，更何況張大千是個家庭觀念極強的人，他不能讓一家人跟他漂泊無著。所以一旦兩者真的産生矛盾，就只得考慮讓這些寶貝再變成金錢以維持生計大事了。 對於這些曾視若生命的心愛之物，雖渴望和它們“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但世間聚散緣因果，豈隨人意，“大風堂”所藏許多珍品也都成過眼煙雲。好在張大千是個明白事理的灑脫之人，對於曾經擁有又無奈流走的這些珍寶，他認為“搞藝術，收藏畫是為了畫畫，賣畫也是為了畫畫。學好了本事，畫出了好畫，還不是同樣的自我失之，又自我得之嘛！”只能用“曾經我眼即我有”來自我安慰了。 在印度的這一年多時間，已使張大千經濟上相當困頓，馬上面臨還得重覓家園這件頭等大事，安家需要的這一大筆錢，除了出讓這些藏畫外似已沒別的更好辦法了。 他在台灣亮出國寶級藏畫，其意已很明顯，雖然台灣方面不知何故毫無反饋，但他知道嗅覺敏感的收藏界會立刻開始密切關注的。 至於台灣故宮方面的沒有反饋，張大千認為可能是出於經費的原因，畢竟台灣也處於剛剛修復建設階段，經濟條件還不是很景氣。但這麼頂級的藏畫，如國家不收，個人又收不起，萬一隻能賣給國外，那可不只是經濟上的損失了。 張大千自然也考慮過把畫賣給北京的故宮，如果北京故宮可以收購的話，那豈不是物歸原主，也是這幾幅心愛之畫的最佳歸宿！但台灣故宮如果都存在資金問題，那北京的故宮豈不更難？
從心底講，他當然是希望這幾幅畫能再回到故宮裏，當初斥鉅資收購，也是緣于一個中國公民的愛國之心，否則，也就失去收購的意義了。 而此時徐伯郊的到訪，尤其是徐伯郊帶來的國內已成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的消息，不禁讓張大千又驚又喜。他沒有想到剛剛成立還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能夠如此重視文物工作，這不僅使他感到意外更讓他欣喜感喟！ 徐伯郊總是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一副紳士派頭。 雖然他和張大千在許多方面都情趣相投，比如秉燭夜談賞畫賞詩賞古物，熱愛遊歷熱愛美食等，但惟獨在穿著修飾方面與張大千的傳統長袍馬褂不同。徐完全是西式派頭，講究儀錶。他比張大千小14歲，時年剛近不惑，正是精力大為充沛之時，舉手投足間頗有大家子弟落落大方的坦蕩、灑脫之氣質。 難怪張大千每次見他都要讚他風流儒雅。 兩人因交情甚諳，因此無話不談。 張大千先是閒談在台灣故宮博物館所看到的一些古跡，然後便提到了自己所帶的《韓熙載夜宴圖》和《瀟湘圖》。他直截了當地對徐伯郊説： “我已定下明年2月份去阿根廷辦畫展，順便看一下那邊的環境，如果合適就在那裏安家,但現在手頭確實費用緊張些，所以打算把這兩幅畫賣掉！” 徐伯郊也開誠佈公地説：“小弟我正是為此事而來。鄭振鐸先生現在擔任國家文物局的局長，他的情況想必兄會知道一些，當年家父和他曾一起在上海挽救善本。他是個行家，所以也就非常重視收購文物的工作，小弟因在香港工作，有些便利條件，所以他讓我幫忙做一些工作。這段日子兄一直在外遊歷，因此還沒來得及請兄指教！” 張大千爽朗地笑了，説：“小弟過於謙虛了，你的能力依我看還沒幾個人能趕得上哩！” 徐伯郊也笑了，説：“對了，鄭先生幾次在信中讓我替他問候您，並一直想請您回國看看。” 張大千點了點頭，誠摯地説：“替我謝謝他，我雖然和他不很熟，但也知道他是個很有誠意做事的人，他當文物局長是非常適合的。我很高興國內能這麼重視文物工作，很不容易……我雖然不在國內，但也自當盡力，請小弟把我的心意轉達給鄭先生。” “是啊。”徐伯郊接過話去，開始把成立小組的前後經過及成立以來所做的收購工作進展和張大千詳細地講了起來—— 早在1949年的3月，鄭振鐸剛一回到新解放了的北平，便聯合北平文化界310名著名人士，一起發表了《北平文化界聲討南京反動政府盜運文物宣言》一文，並想馬上成立專門小組，著手進行整理和收集散逸文物的工作。 鄭振鐸是我國著名的學者、編輯家和藏書家。抗戰期間，他曾留居上海，與徐森玉等幾位愛國同仁秘密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在“文獻保存同志會”工作期間的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被日軍佔領，鄭振鐸為了能繼續開展工作，化名陳思訓，偽裝成文具店的職員，過了4年的蟄居生活。其間生活條件已很艱難，但為了節省下錢多收購一些文物，鄭振鐸寧肯把自己的生活標準降低到每天只吃麵包喝白開水，也要儘量去收購文物，讓他的夫人既心疼又無奈。 據説，毛澤東主席很欣賞鄭振鐸的愛國熱情及才華，每當提到文物工作時，便對別人説：“關於我國的文物工作，可以去問鄭振鐸。” 此時香港市面的情況已引起不少外國有關機構、各類收藏家和國際文物販子的密切關注，甚至已有不少人攜帶鉅款開始往返于香港和外國之間，伺機將這些重要文物據為己有。而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們更是異常活躍，哄抬價格，為這股本應截斷引導回歸的洪流推波助瀾。 這種情況讓已時任新中國第一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不禁憂心忡忡、寢食難安。 此時對香港的收購工作已經刻不容緩，必須馬上付諸行動，但經費的短缺卻讓鄭振鐸大為頭疼。他一邊在自己管轄的文物局內立即撥出一些款項，委託在香港的徐伯郊先購回一些重要的古籍珍本，能買多少就買多少；一邊把這種情況詳細地彙報給中共中央政府，並結合當前的現狀提出自己的想法：必須迅速成立有關組織和機構，著手進行整理和收集工作，儘量把損失降到最低程度。 1949年6月7日，周恩來總理親自過問此事，在中南海接見了鄭振鐸及有關人士，對他們高度盡責的工作態度表示了肯定和表揚，同時對下一步將進行的工作作了重要部署：由鄭振鐸安排相關人士，成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1951年3月21日，由文化部名義正式申請從國家總預備費中撥出專款，用於這個小組的收購費用。同時，周恩來總理在報告上批示：“必須是購買真正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不得買古玩。”
國家在如此困難的建國初期，能這麼重視和支援文物工作，這讓鄭振鐸和同行們不禁深受感動，他們立刻投入到緊張的工作當中。 經過細緻地研究後，他們定下了如下的收購重點：“（1）以收購‘古畫’為主，古畫中以收購宋元人畫為主。（2）碑帖、法書(字)，暫時不收購。（3）銅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價廉者。”“凡從日本來的東西，都應收。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購之可能的，也必須先收。”“我們的收購重點，還是古畫(明以前）與善本書，因其易於流散也。至於古器物，像銅、瓷、玉器等，除非十分必要的，皆可暫時不收。”(引自《鄭振鐸書信集》) 制定好收購任務和收購重點後，鄭振鐸思忖該由誰來具體負責這項艱巨而辛苦的工作。這個人選不僅得具備高深的鑒賞水準，還要有清正的人品，能夠充分地信得過。 鄭振鐸覺得這個人選非徐伯郊莫屬。 鄭振鐸和徐森玉本是老友，他對徐伯郊可以説是看著長大的，1948年徐伯郊在上海結婚時，他還特意趕去喝喜酒，兩家淵源可謂知根知底。徐伯郊此時是香港銀行界的高層，不僅有著出手闊綽、廣交朋友、資訊靈通的優越條件，並且本人繼承其父衣缽，有著精深的古書畫、古版本的鑒定知識，本身即是香港非常著名的大收藏家之一，由他擔當此任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收購小組成員除了定下徐伯郊在香港挑大梁外，還另有沈鏞、溫康蘭兩人協助工作。 沈鏞時任香港中國銀行副經理，同時他也是該銀行高級人員中唯一的中共黨員，但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保密的。他與溫康蘭同志負責付款等事。 參與小組工作部署和安排的還有時任文教委員會主任、我國著名文學家郭沫若、時任文化部長的著名文學家茅盾、全國政協秘書長徐冰、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中共華南局統戰部部長彰楓、廣州市副市長朱光等，他們都給予了該小組極大的支援和幫助。 徐伯郊迅速開展工作，完成的第一個收購任務便震撼了國內外的文物界：被稱為中國歷代名書法帖中無上珍寶的“三希帖”之王的“伯遠帖”和王獻之的“中秋帖”，被成功地收回到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加上原有的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三希帖”至今仍是故宮的鎮院之寶。因為“三希帖”在書法界的價值實在太大了，是至今留存下來的唯一的晉代法帖。 説起“三希帖”的典故真是非同尋常。此三帖乃是乾隆皇帝之珍藏，據説乾隆獲得“三希帖”後欣喜若狂，認為其“千古墨妙，珠璧相連”，特把自己居住的養心殿西暖閣取名“三希堂”，並親自書寫“三希堂”記文，以示此三帖的彌足珍貴。 “三希帖”本來一直都在故宮內收藏，卻不料“伯遠帖”和“中秋帖”被光緒的寵妃瑾妃攜出宮偷偷賣給了故宮後門外一個叫“品古齋”的小古董商，後被袁世凱手下的紅人郭世五（名葆昌，是袁世凱管理私人財務的賬房，袁曾將當時全國關稅收入最多的九江關監督委交給他管理）買到了手，並隨即請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和徐森玉去他那兒鑒定。 兩位專家眼看稀世珍寶落入此等人之手中卻又無力購回，不禁都懊惱至極。 解放後，郭世五的兒子郭昭俊攜“二希帖”來到台灣，欲高價賣給台灣故宮博物院，因索價太高沒有賣成才又轉到香港。在銀行作為抵押時，被徐伯郊發現，這才及時報告給父親徐森玉和鄭振鐸。鄭立即彙報給周恩來總理，同時讓徐伯郊在香港做郭昭俊的工作，最後以35萬人民幣鉅款收回此寶。 1951年11月5日，周總理就購回“二希帖”一事給當時的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教育部長馬敘倫、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等人親筆寫信，特意作了詳細的指示： 馬副主任並王冶秋副局長、馬衡院長並告薄副主任、南行長： 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伯遠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偽，並須經過我方現在香港的可靠銀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無訛騙或高抬押價之事，以保證兩帖順利購回。所需價款確數，可由我方在香港銀行與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當面商定，並電京得批准後墊付，待《中秋帖》及《伯遠帖》運入國境後撥還。 以上處理手續，請與薄、南兩同志接洽。 聽著徐伯郊充滿激情地講述，尤其是聽到“三希帖”中的“二希帖”重又回到故宮時，張大千不禁興奮地喊了起來：“好啊，好啊，太好了！”
徐伯郊笑著説：“大千兄這次從台灣過來，想必在那邊的故宮裏也看到了很多珍跡吧？” 張大千點點頭説：“是啊，可要是兩處寶貝合在一塊兒就更好哩！” 徐伯郊也深深地點了下頭，説：“應該能有那麼一天吧！” 也就在那晚和徐伯郊談完後，張大千毅然決定把《韓熙載夜宴圖》和《瀟湘圖》這兩幅珍寶賣給大陸。雖然他知道大陸的出價不會很高，比起台灣或國外博物館會少很多，但他收藏的目的本身也不是為了囤積居奇去賣高價，國寶不流失海外才是最重要的。如果這兩幅畫能回到北京，那豈不是百川歸海、眾望所歸！ 就這樣，這兩幅絕世珍寶很快就回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可謂物歸原主，可喜可賀。但其中的經過，收藏界多年來卻一直撲朔迷離，傳言很多。其實經過很簡單，這兩件國寶連同北宋劉道士畫的《萬壑松風圖》及張大千收集到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畫冊等十幾件東西，經張大千和徐伯郊“討價還價”後，一共折價兩萬美元，等於是“半送半賣”給了北京故宮。 《韓熙載夜宴圖》和《瀟湘圖》兩幅畫送至北京故宮後，曾在香港和台灣引起過各種猜測和議論；甚至事隔多年後，有一位叫陳傳席的美術史論學者就以《張大千齣讓名畫給大陸的真實內幕》為題，寫過一篇文章，對張大千獻寶有另一番的見解。 陳傳席先生當年任美國堪薩斯大學中國書畫研究員，他在文章中説：“張大千是否愛國我並無研究，不能臆造是否。但從他一方‘遊戲人生’的印章和‘百年詩酒風流客，一個乾坤浪蕩人’一句詩詞中也可見些端倪……事實勝於雄辯，他收藏的中國古代名畫，除了個別的幾幅外大部分都賣給了美國各大博物館，原因是北京不可能出大價錢。” 納爾遜美術館東方部主任何惠鑒博士、堪薩斯大學美術史係教授李鑄晉先生也都曾撰文稱：“實際上，張大千一直想把《韓熙載夜宴圖》和《瀟湘圖》賣給美國，但索價甚高，正在我們和張討價還價時，美國政府因在朝鮮戰場上與中國軍隊接火損失慘重而大怒，下令拒絕中國的一切，也不許美國任何機構收購中國藝術品。我們不敢在本土再談這件事了，看著好東西不能買又不甘心，所以專程派人去香港尋求機會，但最後還是讓北京故宮收去了。”言外之意，如沒有美國政府的干涉，國寶早已是他們的囊中之物了。 其實，作為一代宗師的張大千，人們對他“造假畫”、“愛美女”等喜好一直存有爭議，但這也正是一個藝術家真性情的一面，本也無可厚非。但唯獨這“破壞敦煌壁畫”和“倒賣國寶給洋人”兩樁“罪行”為國人所難容。好在“破壞壁畫”如前所述已基本澄清，但見利忘義倒賣國寶給洋人之説，半個世紀來一直有人披露指責，並國內外文字相互印證。看來也並非空穴來風。 對於這些傳聞，作為經手人的徐伯郊多年來根本不置可否。他也不想去問張大千，因為張大千要真是為了錢鐵了心要賣給美國，那也就不用這麼低的價格賣給大陸了。即使美國方面暫時不收中國古畫，以這兩幅絕世名跡的價值難道還愁出不了手嗎？ “張大千能把這兩幅珍貴名畫最終給了大陸，這是確確鑿鑿的愛國行為，我們又何必再去苛求其他呢？” 故宮博物院在收到張大千這兩件國寶和十幾件古書畫後，有關部門便當即在故宮舉行了“特展”，各界人士踴躍參觀，一時之間轟動了國內外。 鄭振鐸還專為畫展撰文，發表在《人民畫報》上。之後不久鄭振鐸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興奮地寫道：“近幾天來，收到的唐、宋、元的名畫真跡極多，心裏萬分高興。有的是向來不曾見之於‘著錄’的，但最大多數還是溥儀攜出故宮的東西……研究中國繪畫史的人，大可有‘左右逢源’之樂了。汰盡偽品，獨顯真相，這是前人所未曾有的‘幸福’。而這‘幸福’，我們在毛澤東時代實現了！” 其中裏面有關敦煌的文物，國家文物局則撥歸給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極大地充實了該所庫藏，對促進敦煌研究極有助益。因此，敦煌學專家、原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曾充滿感情地説：“張大千先生對於敦煌，有三大功勞：一是他把敦煌文物給介紹了出去，使全國都知道了敦煌;二是他繼承和發揚光大了敦煌藝術的寶貴遺産;三是他把散失在外的一些敦煌珍貴文物，通過努力收集後又送了回來，這種行為確實是很愛國的！” 所以雖然傳聞甚多，但事實勝於雄辯，張大千此舉是愛國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徐伯郊在促成這些國寶的回歸更是功不可沒。 這個“香港秘密收購小組”工作歷時五年，可謂碩果纍纍，大功告成，為國家搶救回數不清的珍貴文物，個中辛勞一言難盡卻苦有所值。除收購了法帖至寶“二希帖”和張大千的幾幅珍品藏畫外，還收購回上海大藏書家潘宗周的寶禮堂宋版藏書約1088冊。在運送時是由政務院專門出面命令鐵道部，將這批書作為特件，派出專列由上海直達北京運回的。 據説當時有人提議用飛機運回時，鄭振鐸曾驚恐地連忙搖頭大聲説：“不行，不行，絕對不行！萬一飛機失事，這些書就完了，我們的國寶就毀了啊！”但想不到這位為國寶鞠躬盡瘁的藏書家最後竟真的因飛機失事而英年早逝，不禁讓人扼腕痛惜。 有關藏書的收購，還有大收藏家陳澄中的海內孤本宋版的《荀子》、宋版的《韓昌黎先生集》40卷、《柳河東先生集》40卷等。其中《荀子》全書厚達20卷，是宋刻宋印本，質極精良。歷代收藏此書的大藏書家都把它當成傳世之寶，並秘不示人達數百年，就連明清時專門研究荀子的學者們都難以見到。 徐伯郊經過四年時間的努力奔走，終於勸動陳澄中把這批宋元善本共126種，全部賣給了國家。現珍藏于北京圖書館。 這批善本收購回來後的1955年5月28日，鄭振鐸在給朋友的信中高興地寫道：“從此，善本圖書的蒐集工作，除了存于台灣及美國者外，可以告一段落了。” 至此，收購小組按照當初制定的以“古畫（明以前）和善本書”為收購重點的收購計劃已圓滿完成任務，除字畫、善本外，還收購到一套古幣，共計一萬七千余件，是我國歷代在各地發行的各種金、銀、銅幣，以及紙鈔、紙版等。因幣種全面，成為我國最完整的古幣精品，也成為後來中國錢幣博物館的基礎藏品。
對於徐伯郊在幾年中的辛勞工作，鄭振鐸在寫給徐伯郊的信中曾深情致意： “許多時候以來，你替國家辦事，迄今未支付分文，我們甚為不安。擬按月補送薪金，萬乞勿卻為荷。”但徐伯郊卻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不過是在盡一個書生的報國本分而已。這都是我應做之事，哪還能要國家的錢呢！”而婉拒。 徐伯郊在香港幾年間為收購國寶所辛苦奔波的一切費用，如車馬費、交際費、郵電費等，不但沒用國家一分錢，還把自己多年來所藏珍貴的宋、元版古籍善本和幾十種明版的地方誌等，也以極低的價格捐售給了國家。 和張大千的境遇一樣，徐伯郊因長期居住在香港及國外，所以有關他的情況和他為祖國國寶回歸行動中所做的巨大貢獻，國內少有人知，甚至在國內還有一些不公正的訛傳。 世事本來滄桑，人心更如海般深邃難解。好在這些國寶安在，是能夠安慰所有人的唯一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