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運甫從50年代就作為張仃先生的助手，1984年張仃從中央工藝美院院長的位置上退下來，組織上找張仃先生談過幾次話，讓張仃先生推薦一個他認為合適的新的院長，幾次張仃先生推薦的都是袁運甫先生。後來袁先生沒有擔任這個院長，張仃先生也知道組織上早已內定了，但一定要張仃先生談出一個和組織上一致的人選。但是張仃先生一直堅持他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袁先生首先是一個幹才，其次袁先生是真正愛工藝美院的人。從這兩點他堅決的推薦袁先生做院長。

袁運生先生從美國回來做展覽的時候，張仃先生多次談到袁運生先生創作的理念和創作的狀態，當大家一門心思向市場看，去掙錢的時候，其實袁運生是更有資本比其他畫家活得更滋潤的。但是袁運生沒有這樣去做，這是一個藝術家非常難得的品質。張仃先生給袁運生寫的文章是為人類命運而藝術的藝術家。張仃先生在袁運生那批作品前想到他年輕時的那一批漫畫，與當時畫的“反獨裁、爭民主、反法西斯”的那批漫畫很有同感。

第一個介紹我與劉巨德和王玉良認識的人就是張仃先生，當時我在中央電視臺創作《河殤》，當需要做室內訪談的時候，室內的布景我們提出要反映中國五千年文明和世界文明之間的某種張力，我就去找張仃先生説您給我推薦一個這樣的畫家。張仃先生説你讓我想一想，後來他打電話給我説我給你找到一個最合適的人，就是劉巨德。所以1987年寒冷的冬天，劉巨德和鐘蜀珩兩個人天天擠公共汽車到我們那邊畫河殤的室內布景，的確畫得非常非常好。後來《河殤》要題片名，這時候找的王玉良，“河殤”兩個字是王玉良找沙孟海老人寫的，《河殤》每一集的片名是王玉良寫的。後來成立清華美院幾個博士工作室的時候，張仃工作室醞釀找哪幾個人來做博士生導師的時候，在本院裏張仃先生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王玉良。院外的人就是姜寶林先生、盧沉先生。

在挑選學生的時候，丘挺和胡應康，這兩個學生的氣質是很不同的。對這個兩個學生，張仃先生都很喜歡，張仃先生一輩子沒有招收過真正的研究生，在晚年招了兩個學生，有點類似“晚年得子”。我經常從他的談話中，在張仃先生紅廟的那個小屋裏上課的時候，從張仃先生看他們的作品的眼神，口氣裏頭，包括翻他們作品的手勢裏頭，你就看到了一種“父愛”。還包括陳平、龍瑞等等。

後來，當他們在國畫界取得地位和成功的時候，老先生從心裏由衷的高興，包括他們出畫冊、版展覽的時候，老先生都給他們寫文章，很熱烈地向美術界、向社會推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