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奮——觀看作為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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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國 | 時間:2015-11-06 17:08:12 | 文章來源:庫藝術

翁奮的藝術工作實踐圍繞“觀看”與現實世界和人的關係的諸多問題展開的研究與思考,及發現藝術新的可能性的維度來展開。2001年開始的“騎墻”、“鳥瞰圖”、“看海”系列等作品,到2014年完成的“看鄂爾多斯”系列作品。2013年開始的“對抗的風景”,關於全球地區與國家間衝突的風景的觀看的計劃,由北韓與南韓、中國大陸與台灣、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等,計劃在進行中,部分地區已完成。

“對觀看的觀看”

《騎墻》系列之一

問:您怎樣理解自己作品中一直存在的那個遠遠的觀看者的形象?

翁奮:其實在我的作品中始終存在的那個遠遠觀看的形象,表面是一個女學生,真實的應該是三個觀看者,一個是我,一個是觀看這個作品的觀者,一個是作品中自有的那個學生。我們觀看世界存在著兩種觀看方式,一種是眼睛(屬於知覺層面的),一種是思想(屬於知識、經驗、意識形態層面的),我把觀看作為一種態度來認識。在這個世界上經常是以固有的經驗與意識形態化的思想觀念去觀看我們的世界,有時這些意識形態化和經驗的眼睛經常會遮蔽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觀看,反之亦然。尤其在今天這個遠端觀看的時代,更加改變了我們和世界的觀看關係。作品中的觀者與作品外的觀者都同屬於這個遠端觀看的和數字化觀看的時代,如何觀看成為我們的態度與方法。這個觀看的形象始終處在一種不確定性的狀態,猶如我們當代人類正處於一個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未知性與不確定性綜合體中,我們需要在這裡去尋找和發現平衡。

問:這個背景形象成為了觀眾與作品中景物之間的轉机站,也可以理解為觀眾在進行的是“對於觀看的觀看”,這與讓觀眾直接就與照片中的景物相對,之間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翁奮:我認為“觀看”具有某種主觀權力性的特徵,由於物自體的不可知性,讓“觀看”成為了帶有主體觀看和改變對“物自體”認識的因素,因此,觀看者的“觀看”其實是在改變物自體性。蘇珊•桑塔格曾經談到過影像具有企圖取代真實世界的特徵的問題,這種取代有時是主觀性和權力性/暴力性的。我們可以理解為圖像是有選擇性的“圖像”,觀看是使圖像將成為將成為具有怎樣意義的圖像的重要因素,觀看決定了這個景觀/圖像被認知的結果。過度的觀看具有暴力性,而不觀看,尤其是對於那些習以為常的事物和景觀,這也同樣産生另一種的“不觀看暴力”,更多的人經常採取的就是這樣的不觀看的或意識形態化的態度去面對我們自己的世界和現實社會。我的作品中的這種轉机性方式,就是建立觀者的觀看的觀看。觀者觀看圖中的觀看者,從而使觀者真正觀看觀看者的內心和觀者的自我觀看,我作為觀看者的角色卻退出了畫面。

問:其實你的作品還是有很明確的問題意識和現實觀照的,正是因為這個“觀看者”的加入,使得藝術作品本身不再直接對景物發言,而是在展現“人對景物的觀看”這一事件,從某種程度上説,這也很巧妙的使得作品不再是直接的批判,而是多了一層隱喻的不露聲色。這是您的有意為之嗎?

翁奮:海德格爾在談論“存在”問題時認為要把它放在時間的維度中理解,我們未必清楚地認識到對於事物的認識與理解都必須以時間為其“視野”的重要,在這裡“視野”除時間以外也是地理的和物理的地平線,也是精神領域的,對現實世界地平線的觀看、注視,代表我們的視野的寬廣與包含,視境與心境是一樣的,我希望建立的是這樣的視覺領域,當以時間、地理與視覺觀看建立後,才能實現批判。這些理解是通過作品中觀看者和其他不動聲色的圖像/物體隱喻來呈現的。

 

“景觀與擬像”

鳥瞰北京

問:這個“觀看者”的形象在龐大的社會景象面前,顯得那麼柔弱渺小,但又有一種帶有幽默感的一本正經在裏面。兩者之間巨大的反差和對比也構成了一種狡黠的諷刺意味。這好像也成為了您作品中一貫的風格了?

翁奮:“觀看者”不僅是作為一個視覺角色在作品中,而是一種關於態度的問題與思維的方法,龐大的現實世界(城市景觀)已經構成了普遍制度性地對於個體的一貫的壓制與強迫症的症候性關係。觀看可以轉化為觀察與思維,強調具獨立個體的、批判性觀看的回歸和召喚的重要性。

問:對您作品的“觀看者”形象,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認知,但毫無疑問,他的存在將世界陌生化了,我們仿佛在看一個海市蜃樓,又像是在看一個與己無關的場景,這種“重新觀看”也就成為了一種藝術家獨特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與方法。可能這才是最重要的?

翁奮:“觀看者”就是“思想者”。面對海市蜃樓般的城市景觀,它意味的是什麼?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城市景觀,它本身就是鮑德里亞式的擬像,是中國城市化與現代化夢想的新篇章,尤其是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新城運動是中國幾十年新城市運動的縮影,它是我們追求速度和時間的現代性,本身就超越了社會發展需求的內涵,在這個時代速度就是勝利,是時代的象徵,就像維利裏奧認為的我們的現實已經被技術化和速度化的觀念所充斥。在這個高速度化的過程中,我們産生的離心傾向,這種離心傾向讓我們普遍産生一種新的幻想,以前的現實已經不具備這樣的幻像。在鮑德里亞的理論中,模擬與擬倣物,需要一個模擬技術的界面來進行,今天的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就是這個“擬倣物”。它已經超越了我們原有的真實世界,並遮蔽了我們的真實感受,因此,我們始終處在這樣一個像維利裏奧所説的“過度進步”的狀態中,並已然轉換成為我們的價值,和一種對於現代性的信仰。

 

“思維的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

《未來計劃》系列之一

問:為什麼會想到做“對抗的風景”這樣一個計劃?為什麼要涉及這樣一個看似與自己無關的題材呢?

翁奮:對於“思維的多元性”與“多元現代性”問題的思考是我拍攝“對抗的風景”攝影計劃的動機。思維行動是人類行為的重要部分,它的概念、內涵與外延是什麼?思維如何被建立?是什麼影像了“思維”?文化與思維的關係是什麼?思維的産生是來源於個體(主體)、或許多(不同)個體的總和?時間在文化形成中的意義問題。對它們的追問是否勢必確認不同文化的文化之間的必然不同(差異)。首先確認了不同的前提,再來思考如何面對不同,法國哲學家、比較文化學者朱利安在談到對“差異性”的思考上應建立對差異的“間隔”思考,或是思考“差異間”的“間隔”問題,也就是在二者“之間”思考它們的“之間”的全部問題。觀看作為思考問題的基礎行為顯得尤為重要,田野考察式的觀看是對問題、對象帶有某種領會的觀看(大多數是冷靜地、無意識形態地收集資料的行為),這種領會其實是建立在某種預設的,考察的目的多半是為了證明的目的,而不是發現。為了真實地觀看,觀看者需退出經驗而回到眼睛的功能性屬性,而回到非社會性或文化性、意識形態性屬性,(試想人類在初期沒有群體形態、社會形態意識之前是如何觀看的?是以感官/知覺/感覺等官能性的接觸世界的觀看)和時間的屬性,人的意識何時産生?社會意識何時産生?區域、時間、地理、氣候、人群生活、生産工具等因素形成了這個群體的人的意識與形態。以群體性特徵來計算人類具有多少的不同區域、不同氣候環境、不同群體(族體/種體)類型的人、産生不同的交流方式、不同的發聲(音)和形容方式産生的語言/文字的多樣,在時間的歷史長度中它們的整體形成的被稱之為“文化”的東西,必定是不同的。思維是多元性的,“現代性”是對主體的確定,主體的多元獨立性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存在”,也就是説只有這些多元的思維與文化的存在才“是”我們這個世界,否定了就“不是”。觀看的個體化、獨立化特徵性被得以建立和具有意義。其實,在今天的世界裏現代性、獨立的個體文化、多元化、政治與意識形態都和我們這個世界息息相關,我們就在其中。我們的未來“是”什麼?我們都在其中。

問:“對抗的風景”攝影計劃與您之前的作品有著明顯的延續,只不過將以往作品中所隱含的“對抗”“邊界”的元素直接抽離了出來,針對於當下世界各地的政治緊張區域。那麼你最終想體現的是什麼?

翁奮:“多元文化”與“多元現代性”要放在歷史與時間的維度中思考,這是我思考和呈現的問題。文明的衝突由何而來,我們?還是“文化”?“主體間性”的思維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這個世界具有的和缺乏的都是理解,“理解”是多元的基礎。“對抗”不是我作品的主題,是對邊界與邊界“之間”整體性問題的介入性思考的呈現。

 

“藝術乃政治”

 
《看鄂爾多斯》系列之一

問:“邊界”體現的其實是衝突雙方博弈的臨界點,對這一題材的觸碰其實很容易成為某種或左或右的政治觀點的表態,而相較之下藝術變得不再重要。您覺得這是否是問題?和怎樣理解政治與藝術的關係?

翁奮:“邊界”在政治學與文化學中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政治與藝術作為一種人類社會整體結構的不同組成部分,但整體目標是共同的,為反映我們時代的真實思想,藝術乃政治,政治乃藝術,尤其是今天的世界,我們不可否定任何的藝術進步都是思想與技術進步的結果,政治是思想的社會制度表現形態,藝術只是用了“藝術”的名義,其實是人類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文化反映和呈現。我們要警惕藝術被政治庸俗化,變成庸俗的政治藝術,在不同領域需要建立起一種“身份懸置”的實證社會田野考察的基礎的工作態度,這種工作態度的性質是“實質上的反思性”,不被某種簡單的或意識形態化的“事先領會”去觀看世界。而是,把每個獨立的、對立面的雙方/多方放在如朱利安所説的“差異”、“間隔”、面對面“之間”的概念中,每個方面都有它足夠的經典性與普遍性,從對各方的主動性動機的直接理解,以對其的解釋性理解,都會幫助我們認識它們背後的無法割斷的歷史、情感、文化、社會乃至政治的聯結。至此,藝術無所謂“藝術”,政治無所謂“政治”,在今天的藝術工作中“藝術家”、“藝術”的身份懸置尤為具有意義,這使邊界得以打開,使任何事物朝向“無邊”,因此藝術是一個被理解為和解釋為“藝術”的那個東西/事件,它超越對藝術原有的概念與形態。

問:這個計劃實施起來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在前期拍攝準備過程中可能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您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您準備怎樣來解決這一問題?

翁奮:這個是一個較複雜的會牽扯到多方面的計劃,其中包含了政治、文化、國家、人與人等諸多關係,我為了這個計劃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雖然獲得了APT北京機構、朋友、藝術家同仁和各國相關人士的多方面幫助,仍然有許多困難的因素需不斷去想辦法溝通與解決,經常受到政治、文化、地域差異、氣候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尤其在申請北韓和南韓都遇到了極大的問題,幸虧得到藝術家王國鋒的極力聯絡幫助得以完成北韓的拍攝工作,至今南韓由於敏感的政治與軍事問題還在不斷地轉換各種方式申請中,而無法完成。整個作品的進行就猶如一個差異的文化、歷史和時間以及對衝突問題的體驗過程,有許多無法“逾越的……”為此我作了許多的預案和解決方案。目前尤其困難的是南韓板門店的拍照申請受到極大的限制。唯一能讓我完成計劃的就是需要不斷地溝通和尋找幫助。

問:政治與戰爭是充滿了爾虞我詐與肉弱強食的,但這只是人類本能的一部分,人類也有會同情,會關愛,會互相幫助的另一面,但這一面總是被各種聲音所淹沒了。“觀看”,是一個人的本能,也是您作為一個藝術家所持的態度與立場,這其中是否也有一絲絲的無力感呢?

翁奮:“愛”是我們人類的未來,“上帝/神”説“我愛每個人,無論老幼病弱貧富。”,我們人説:因為上帝/神愛我們每個人,所以我們都要互相關愛。“愛”能達到超越慾望和情感嗎?這是一種宿命和虛無。

簡 介

1961年生於海南省。1985年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1985至今任教于海口市海南大學藝術學院。他的系列《騎墻》作品作為2003年蓬皮杜中心舉辦的《中國怎麼樣?》展覽的宣傳畫,才真正使他在國際上得到揚名。在這個系列中,一個少婦騎在一堵墻上, 從遠處觀望一座城市的誕生。在最近這幾年的所有中國城市裏,這是常見的情景。但是除了這個簡單的關於城市現代化的資訊,這些照片也有強烈的符號象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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