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7日，“深圳雕塑院”正式更名為“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家以“公共藝術”命名的國家事業單位。尚未“滿月”的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做了兩件事情，一是為“公共藝術”正名，一是呼喚公共藝術體制機制的創新，這些舉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思考。
為什麼是深圳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深圳市規劃局今年1月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將深圳雕塑院更名為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這一提議很快得到批准，兩個月後就舉行了掛牌儀式。
為什麼國內第一個公共藝術中心會誕生在深圳？“這與深圳的特質有關。”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負責人孫振華説，深圳一直有著文化超前的意識，早在1982年，國內剛剛推出城市雕塑概念的時候，深圳市就成立了雕塑辦公室，並創作了《開荒牛》這樣的作品。同時，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平民化色彩很濃。群體觀念的差異體現在雕塑上，典型作品就是創作于90年代後期的《深圳人的一天》。這組群雕如實反映了18位普通深圳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市民們的認可，如今擺放雕塑的公園成了深圳著名的景點。2000年以來，特別是近幾年深圳市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概念，以及重視“公民的文化權利”的觀點，正是這個思路主導和促成了公共藝術中心的成立。
文化部文化市場司副司長張新建表示，成立“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的意義重大，這表明深圳在國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已經注意到了文化特別是公共文化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當深圳選擇用文化主導公共空間時，為城市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
什麼是公共藝術
更名之後的深圳市公共藝術中心定位在加強城市公共藝術的研究、推廣和宣傳。“我們要把對公共藝術的調研和普及工作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一些公共藝術項目的策劃。”孫振華説。
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副院長王中表示，公共藝術之所以是“公共”的，絕不僅僅因為它的設置地點在公共場所，更在於它把“公共”的概念作為一種對象，針對“公共”提出或回答問題，而不僅僅是被大眾共同接受的物品。
“真正的公共藝術強調的是在藝術創作中公眾的參與。” 孫振華表示。中國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藝術？這的確是個問題。有些雕塑作品其實沒有公共性，就是某個老闆或者官員一廂情願地放在公共空間，公眾不得不看。
目前，我國城市文化建設如雕塑、壁畫，多是由政府或企業出錢，藝術家接受委託創作，作品只要符合政府或企業的要求就被擺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老百姓是不知情的，更沒有參與權。公共藝術不同於以往城市雕塑的地方，就是改變了過去委託方和被委託方這種兩方博弈的狀態，變成了三方博弈，使公民擁有更多的知情權和參與意識。
孫振華講述了這樣一個例子：旅美藝術家蔡國強有次接受委託，為美國某地方法院設計雕塑。他的方案是用白石頭雕鑿連續的圓圈，放在門前的綠草坪上，十分醒目。但當議案在交付一個由政府官員、藝術家和社區代表組成的公共藝術委員會審查時，有黑人代表提出異議：白色的圓圈有點像手銬，放在法院門口，容易讓他們聯想到，他們的祖先最初是被迫戴著手銬、腳鐐來到美國的。蔡國強解釋説，圓形在中國文化中有圓融、和諧的含義，但是黑人代表不理會中國經驗。後來，蔡國強只好把圓形改成方形，方案才得以通過。
公共藝術家怎樣定位
孫振華表示，在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上，公共藝術家與傳統藝術家有很大的不同。公共藝術家首先應該是個社會藝術家，他們面對的是社會和整個城市。從一些成功的公共藝術案例中可以看出，公共藝術家並沒有拿自己的藝術進行啟蒙和教化，而是注重與公眾的溝通，主動了解公眾的意願。1999年當深圳雕塑院設計《深圳人的一天》的時候，創作者親自走入社區發放問卷，了解市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作品，雕塑落成後又立即調查了市民對作品的滿意度。
“公共藝術需要由自我表現的藝術創作變為服務型的藝術創作。公共藝術強調藝術要為人民服務，為公眾服務，服務意識是首要的，這是藝術家在觀念上首要的變化。”孫振華表示，公共藝術與公眾要有很好的溝通，要讓公眾感到滿意，這個出發點與過去不一樣。
“公眾的判斷和領悟能力不是問題。”孫振華説，他之前也擔心過如何與普通老百姓溝通藝術：在一次藝術水準測試中，大多數受訪者説不出幾個雕塑家或者藝術家的名字。但當他們幾次對不同雕塑方案進行公示時，公眾的評選結果往往和專家的相差無幾。這一結果打消了孫振華的疑慮：公眾一旦有了文化需求，他們是具有一定的判斷和欣賞能力的。
服務型藝術呼喚制度創新
中央美術學院城市設計學院副院長王中表示，我們今天所解讀的公共藝術概念是從“Public Art”一詞直譯而來的，城市“公共藝術”更多地指向一個由西方福利國家發展演變的、強調藝術的公益性和文化福利，通過國家、城市權力和立法機制建置而帶來的文化政策。
“與傳統雕塑相比，公共藝術不僅是外在樣式上的超越，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種藝術制度。”孫振華説。目前在國外通行的一種公共藝術管理措施是“百分比法案”，它最早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費城，核心內容是投資商必須拿出城市建設投資費用的1%，用於修建配套的公共環境和藝術項目，如綠地、雕塑、水體等。這種強制性的藝術管理方法隨後在美國的其他城市以及英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推行，具體地方所規定的百分比數目不盡相同。“當有一個制度來規定，由哪些人決定做不做項目，由誰來具體操作實施，又是哪些人審查批准時，這個城市的公共空間透明度、民主化的程度也會大大提高。城市的公共藝術委員會在和公民産生關係的同時，也拉近了城市和市民的距離。”
在我國，相關部門也規定把建築經費的千分之一用於公共空間的修飾，但政策落實的情況並不理想，結果就導致我們有經費建設大量的標誌性公共設施，卻沒有經費裝飾公共空間，建築裏要麼是一片白墻，要麼是劣質的裝飾品。張新建表示，國家需要把柔性的要求變成剛性的規定，從制度上加以保證。同時文化部門應該通過制度和機制的創新，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投資建設公共空間。
“政府也要大膽地放手讓藝術家去做。”孫振華建議。完成《深圳人的一天》之後，孫振華他們也有過一些其他的策劃，但每每過五關斬六將後，最終還是逃脫不掉失敗的命運。原因就是《深圳人的一天》一路綠燈，而後來的想法則受到過多的干預；官員往往喜歡正面的、能夠突出政績的作品，帶一點批判和啟示性的就不太喜歡。“這更堅定了解決體制問題的決心，沒有好的決策機制，即使打著公共藝術的旗號，做出來的還是垃圾雕塑。”
“公共藝術納入國家的文化政策在各國都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但其成長路線卻很相似，城市和民眾的文化需求是否迫切是前提；研究、宣傳、呼籲、實踐是過程；推動立法是根本。”王中説。
“當然，公共藝術不能從天上掉下來，需要逐步的發展。”孫振華説，中國社會在不斷地進步，現在我們呼喚公共藝術，説明社會有需求，我們應該考慮自身的特殊性，用漸進的方式推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