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他的《裸體藝術》(A Study In Ideal Form)中區分了裸體(naked)和裸像(nude)兩個概念，又反覆強調，裸體是藝術的中心題材，而裸像乃是一種藝術形式。在他那裏，這一區別導致了裸體被看時的窘迫與裸像自足自信的完美呈現。克拉克討論的範圍仍舊是傳統藝術領域，然而當我們看到何成瑤袒裸上身自信的行走在長城上的照片時，如果挪用克拉克的區分方法，這裡這個舒展而豐盈的身體，無疑當歸於裸像的範疇——在克拉克那裏，裸像乃觀念的承載，它不是一種普遍的藝術題材，它基奠于哲學理念(希臘人的“數”)之上，作為一種完美而和諧的藝術形式，裸像簡直是值得稱道的。其實，以暴露身份、暴露身體為手段反抗權力，在行為藝術尚未形成規模的時候，就已經頻頻出現而使大眾的眼球不再陌生，然而，當這一手段挪移到了女性藝術家的語言中時，她們又不得不重新面對前文所提及的三重困境，而使很多女性藝術家的作品明顯表現出自信不足，窘迫有餘。在何成瑤那裏，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所謂人體攝影中坦露雙乳的矯情或被凝視者的被動無助，女藝術家以動作發出者的主動姿態淩然于凝視者之上，使一切的凝視顯得先天無力。
當奉家麗裸著妊娠中的肚子睜大了眼睛望著觀眾時，我們看到的依然不是窘迫或是克拉克所謂的“蜷縮無助”，但同時也不是可以自足的自信，那個眼神的背後是怎樣的一種複雜心境，我們被震動，被感動，在藝術家傳達的觀念中感受這份曖昧。用身體書寫自己的心境，而這裡的隱喻又不僅限于自己的心境。奉家麗的《妊娠即藝術》系列刻畫了所有將為人母的女人內心：書寫滿腹的“難産”、“高危”、“兔唇”、“畸形”和指尖展翅的蝴蝶一起，構成了母親不安又期盼、拒絕詛咒又自我詛咒的忐忑心理。將自己妊娠的身體作為拍攝對象，實在隱含著難以言傳的苦難和救贖。最近看過一個孕婦訪談節目，當孕婦訴説自己的困惑和無法抑制脾氣的苦惱時，令我不解的是，女主持人卻在一旁勸她應該如何如何學會克制，我不明白為什麼母親在承載人類的生之苦痛時，同時還要承載來自男權社會的壓抑，哪怕妊娠期間也要隱忍也要歸順。香港的一項調查指出，香港有15%受訪孕婦有産前抑鬱傾向，而精神科醫生則表示，患有産前抑鬱症的孕婦，有2/3的機會會患上産後抑鬱，情況相當嚴重——畢竟，這是一場關乎生命及其延續的體驗，關乎全人類。同樣作為女人特質的妊娠，它所傳達的感受更縮小了它的受眾範圍，那是只有母親才可以感受到的，而作為承載人類血脈的母親，她們的苦難需要人類全體倍加關注。
家庭的延綿的主題在男性藝術家那裏也頻頻出現，而與男性藝術家更看重尋根的意識不同，女藝術家似乎更著意于表現血親的濃情，表現出對於人類原始情感的回歸。何成瑤似乎更滿足於藉著拍攝照片《媽媽和我》的機會，可以完成長久以來撫摸媽媽的願望。她所追求的不是照片本身的含義，而是溶解在拍攝過程中發生在心理和身體上的經歷。與之相比，楓翎的《向父親致敬》系列顯得更具有操作意識，身體被包裝成某種符號——紅領巾、麻花辮、中山裝、黑邊眼鏡、大耳環，每一個意象都構成了整體隱喻的一部分，“我”和父親在這裡也成了意象符號的一部分，物化了的人，在床邊或窗邊，感受著自己的身體和所遭受的權力。在這裡，女性身體的性意味降到了單純做為女兒的無性層面，我想楓翎在這裡所要傳達的，除了完成對個人成長經歷的一次洗禮外，更著意于觸及觀眾對於權力和歷史關係的思索。如果説歷史長期以來被男性所主宰，那麼，我們應該值得欣慰的是，在這裡，一部分女性藝術家已經開始走出私密領域，開始有意識的向著歷史背影投擲自己的尖叫，迫使空曠的公共空間發出爽朗、清靈的回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