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佐格，“鳥巢”的設計者。接受採訪時，他首先申明自己是代表赫爾佐格及德梅隆設計師事務所，而非個人。這看起來似乎與以往例行公事的採訪差不多，新聞發言人總是把自己與集體的關係分得一清二楚。

    他從始至終都透出“行于中道”的意味，言語謹慎，總是在一個問題説完之後，過一會兒再對想到的回答趕緊補充。但談到“鳥巢”時，赫爾佐格坐直了身子，他對於“鳥巢”在他心目中的定位，令人驚異，因為目前只停留在圖案上的“鳥巢”給我們的只是如潮的批評與爭議。“有西方媒體認為，鳥巢將像埃菲爾鐵塔一樣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産。”赫爾佐格目光堅毅，儘管他是在引述，但可以看出他對於“鳥巢”毫不妥協的肯定與期盼，無論它曾經或正在被中國的各界權威不留情面地指摘。

    就國家級的公共建築而言，埃菲爾鐵塔與“鳥巢”有著相提並論的非議。1889年適逢法國大革命100週年紀念，作為對大革命的獻禮，政府最終選擇了“象徵工業生産的強大威力”的埃菲爾鐵塔。這個設計方案招致《泰晤士報》上甚至刊登了由300人簽名的呼籲書，反對埃菲爾的設計方案，認為這一劍式鐵塔將會把巴黎的建築藝術風格破壞殆盡，其中包括頗有名望的莫泊桑和小仲馬等人。

    “它的形象乍看起來令人驚訝，但仔細琢磨，自有它的道理。鳥巢的形狀不僅讓人覺得親切，而且還給人一種安定的感覺。”此次競標的中方評委之一梅季魁教授説。

    事實上至今為止，除了“鳥巢”這個詞彙自身包含的貼近自然的喻義，以及宏偉的造型，“鳥巢”對於赫爾佐格而言，凝聚的是對秩序的思考。幾乎任何一個體育場都有主臺、副臺之分，中間為主，兩邊為次，但在“鳥巢”的結構中，沒有主次之分，沒有從屬關係，沒有尊卑存在。人類居所並不比樹上的鳥巢更尊貴，貧民窟的房子並不比富人區的豪宅更低賤。

    “當然，任何一個建築都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作為公共建築，必然要打上意識形態的印跡，但意識形態又必然寄存于一個文化體系中。因此你看中國的建築是對稱、和諧的，而美國的建築則把注重實用、功能主義演繹到極致。任何一個公共建築都離不開這個社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社會狀態。”顯然，赫爾佐格並不否認一個公共建築的完成，作為乙方的設計師一時一刻都不可能甩脫甲方的參與，令自己處於真空狀態，妥協中有堅持，堅持中有讓度。

    赫爾佐格的思維中為什麼駐存著東方式的“中庸”呢？對於這個提問，赫爾佐格揮手在空中劃了一道橫線，“你把東西方文化截然分開是不對的，就西方而言，並非征服自然、以人為尊就是一個統一標準。比如南歐，以法國為主，是抽象、理性的， 不僅他們的園林樹木被修剪成整整齊齊的幾何建型，甚至在文字語言中也力求有著嚴整、可以人為控制其規範性的成分，但在北歐，比如德國，是浪漫、自然的。而我的家鄉瑞士巴塞爾正在南歐與北歐的分界線，因此我的思想實際上是兩種文化兼而有之，當然我從中國、日本等東方文化中也吸收了不少的東西，所以看起來我身上文化標簽的地域性不那麼強。”

    這也決定了赫爾佐格“隨性而成”的建築思想，他概括自己的建築思想時説了兩點：一、不追從任何一個潮流，不會遵循哪一種風格，當然也不會刻意與誰區別；二、隨性而成，你看看一棵樹的變化，在夏天是那麼豐盛，在秋天開始凋零，到冬天就會變成枯枝，不同的時空總是造就不同的情形，所以我的建築是自然的。

    在進行中國國家體育場的設計過程中，來往于這個古老的國度，令赫爾佐格感覺到了愉悅，因為他發現這裡的人們接受他的建築理念是那麼順暢，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説，他的主張似乎在這裡更容易感受一種契合感。令赫爾佐格感到異常欣慰的是，在中國沒有因為宗教主張的不同，而發生像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宗教戰爭。

    這讓我們似乎看到了“鳥巢”的注腳，那是對寬容的召喚，對眾生平等的祈望。

    採訪實錄

    經濟觀察報：作為建築設計師你獲得了令建築界尊敬的普利茲克獎，在你的作品中你最滿意哪一個？

    赫爾佐格：我們的設計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國家體育場，它是結構、功能等方面的完美結合。它之所以重要還因為它建設于中國，中國是現在最為令人矚目的國家。

    經濟觀察報：在您看來，建築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赫爾佐格：如果你注意的話，北京街頭就像歷史圖書館一樣，各個不同時代的建築沿街而立。

    現在有個普遍現象，不同城市建築都希望請最好的建築師來建一些特殊的建築。這説明建築現在更趨向於潮流，強調個人化的吸引力，與舊時代強調城市的整體性、協調性不一樣。倫敦市長就曾經請我們公司設計一個熱電廠改造出來的博物館。

    經濟觀察報：建築師個人的理想與市長希望標新立異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

    赫爾佐格：建築在反映意識形態，但並不是説建築就一定要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否則的話就會給人們造成建築師是個受害者的印象。建築師參與了設計工作就表明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建築不是甲方以外的東西，建築就是甲方！

    經濟觀察報：最近一段時期北京的建築流行請國外設計師設計不規則和不對稱的“怪異”建築，包括你所在的設計師事務所設計的TPT項目，這算是一種潮流嗎？

    赫爾佐格：那是因為不同城市在更多強調個人色彩，他們不光引進國外設計師，也有國內設計師的例子。這説明北京開始認可個人色彩強烈的作品並把他們作為代表。這會讓有些人感到驚訝，同樣的現象放在上海和香港就不會令人驚訝了，北京的歷史傳統發展一直處於勻質狀態。

    當然，中國人的接受能力也很強，你所説的令人驚訝的建築在這些項目的甲方看來都不奇怪，這很有意思。我認為，由於中國的悠久歷史，比如瓷器、玉器等方面創造了很多偉大的不同的形式。中國人早已閱歷了各種形式，所以他們能夠接受建築設計師的那些奇怪形式，從而見怪不怪。比如，“鳥巢”在西方被認為是一種顛覆性的形式，一些西方人在雜誌上看到這個方案時説這簡直是瘋了，而中國的甲方卻能夠接受。這不是偶然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注意到“鳥巢”項目運用了很多中國的元素，你是否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要讓它區別於西方更貼近中國？

    赫爾佐格：我同意也不同意你的説法。同意是因為我們在中國做建築設計當然希望與中國傳統有聯繫。不同意是因為在“鳥巢”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是與其他作品一致的，我們一貫希望把建築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希望建築有生態主義思想。

    經濟觀察報：如今人們希望在公共建築中廣泛體現民眾的思想，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赫爾佐格：我不能就此下一個普遍性的定論，只能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舉例説明。比如“鳥巢”項目，它的操作方式和歐洲其實是一樣的，有甲方主辦，有競賽、評審團和民眾投票。這與我在歐洲參與的項目基本一致。不一樣的是，在西方國家，即便一個項目可能被各方認同，卻可能由於項目旁邊的一個鄰居的反對而失敗。這會對設計師造成強烈的挫折感。

    在我看來，就中國和西方建築的比較而言，巨大的區別在於項目所在區域甚至整個城市的規劃。中國在傳統和現代都對城市規劃有很強的控制，他們強調如何去定義和控制城市的發展，比如軸線和對稱。而在西方國家中，城市規劃發展非常緩慢，這是因為意見協調的難度很高，一條路或是一個公共設施的修建，往往要經過漫長的論證期。而城市規劃方式的不同也就造成了城市尺度的不同。

    經濟觀察報：談到“鳥巢”項目，在這段時間裏，你有沒有反思過，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你的作品很受各方面的歡迎，最後卻被猛烈批評呢？

    赫爾佐格：你所説的批評是來自於設計師還是民眾？（記者答主要是設計師在媒體發表觀點之後引起的媒體爭論）

    對這個爭論，我們已經有過明確反應：一、爭論是關於功能和經濟性問題，而不是建築方面；二、這種爭論甚至在我們公司內部都會産生，調整是自然正常的現象；三、這個工程現在在各個方面都已經達成了很好的共識，向更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