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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崎新——1931年出生,1961年完成東京大學建築學博士課程。1963年創立磯崎新設計室,成為幾十年來活躍在國際建築界的大師,1967年獲日本建築學會大獎。其作品多為大型公共建築,設計風格尤以創新、有氣魄著稱。作品包括:美術館、藝術館、歌劇院、天文臺、辦公大樓和居住區。近幾年設計了大量作品,尤以美國佛羅裏達州的迪斯尼總部大樓、日本京都音樂廳、德國慕尼黑近代美術館、日本奈良百年紀念館、西班牙拉古民亞人類科學館、美國俄亥俄21世紀科學紀念館、義大利佛羅倫薩時尚紀念館、日本群馬天文臺和中國大劇院方案競賽等最為著名。
記者:現在中國有很多城市、很多開發商在建一些外觀與眾不同的建築,它們通常被冠以“前衛建築”的稱號。您怎麼看待這種潮流?
磯崎新:我以一個和你們不同時代的外國人的眼睛來看,我現在漸漸感覺到一個非常明顯的趨勢,而且這種感覺越來越清晰,那就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有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這種形態在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我認為,簡單地概括“新自由主義”,我們可以理解為我們生活中所有的東西,包括文化,包括建築等等都被作為商品來消費的現象。中國雖然現在還是社會主義,但是已經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特別是近20幾年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定是受了它的影響,而這一影響的結果就是房地産和建築之間的關係,在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關係産生。
記者:什麼樣的新關係呢?
磯崎新:作為發展商來説,房子可以賣多少,可以開發多少,把房産作為一種商品買賣,但是這裡發生的變化是以往在社會主義體制非常徹底的情況下,主要是由國家來做這些事情,是由國家統一規劃。近20年來,個人開始有權、有能力把房子作為商品買賣。房産進行買賣當然是對房地産商來説是如何能賣得好,實際上如何能賣的好,有幾個點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關鍵是賣點要打個包,比如説價廉物美、包裝是非常重要的。整體賣的時候的賣點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中間的設計已經成了包中的一個點,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作為建築師如何更好的把房産的賣點融入到設計當中,讓這個包裹更加的艷麗。各種各樣的包裹之間必須要有差異,和別的地方之間要有不同的亮點,沒有不同的亮點就賣不掉。
記者:所以建築設計也成了一種被消費的商品。磯崎新:是的。這也是中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利的現象。2000年之後我對中國的關注更多了,也更重視了,發現從上個世紀50年代之後,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建築形態在中國只需要五年,就不分先後同時間的一起消費。也就是説中國對設計的消費是以驚人的速度在增長,這就感覺昨天設計的東西,今天看起來就舊了。從建築的歷史上我們來看的話19世紀的時候,當時的建築形態或者是建築文化,基本上花上一個世紀才能被消費掉,被認為是老了,但是20年之後提升到差不多十年,但是今天,特別是在中國,已經提升到一年一變的感覺,這就造成設計要天天變,不停的變。已經把設計師逼到無時無刻不停變化的時代。這樣對發展商來説,發展商從住宅這一點上來説,住宅的內涵差別是不大的,有這麼10幾種的變化也就夠了,這就變成了追求表面的變化,造成了剛才所講的設計變成不顯眼的東西。建築師是非常得可憐,建築師和發展商的關係變得很矛盾。而且這種狀況只是單純的在追求一種變化,起不到對建築、對文化一種更大goodfeel的推薦作用。生産出來的東西被消費掉之後,就變成了垃圾,而且中國目前這種現象已經到了極限的狀況。同時城市又變成了扔棄垃圾的垃圾筒,老的城市規劃體制在規劃著城市,導致了一種完全矛盾的結果。這個漸漸變成垃圾筒的城市,如何做到以人為本,把生活變得更加美好,這並非是通過城市規劃體制,通過每天一變的設計所能改變的,我們需要一個新的衡量的標準引入進來,這個新的衡量標準不是我這個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生活的人能夠所評論的,而是需要這個國家的人來挖掘的。
記者:您認為在這個建築消費主義的時代還有沒有真正的“前衛建築”?
磯崎新:作為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我經歷了60年代,特別是68年在世界上稱為文化革命的時代,那個時候中國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建築也經歷過那個時代。在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我認為所謂的“前衛”的現代建築在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一直以來我有這樣的理解,所謂的“前衛建築”是一個固有的名詞,是60年代之後提出的。“前衛建築”是走在前面的建築。歷史上所謂的前衛建築是比較活躍的建築,那個時候對於現在有一個目標點,朝這個目標前進的,站在目標的最前端,站在這一點上的東西被稱為“前衛”。在1968年之後,文化革命已經不存在了。這是因為“前衛”有這樣一個目標點在這裡,1968年的革命使這個目標點消失了。烏托邦已經消失了,也就是前衛沒有了目標,也就沒有了存在的依據。之後我認為出現的參考點應該是建築評論,在之後的20年非常活躍,不只是評論別人的作品,也包括剖析自己的作品,在評論中“前衛”得到了再生。被評論的建築師才得到生存,不能被評論的建築師最終消失了。在這個過程當中,出現了很多有名的評論家。然而,自從9.11事件之後,連評論的參考點都已經不存在了,或者是不很活躍了,這個時期稱之為“後評論時期”。評論已經跟不上社會的發展,社會上各種文化發展的動向了,藝術家、建築師在評論失去活力的今天,需要和社會的快速變化發生直接的對話。
記者:聽説您被委任為日本福岡市申報2016年奧運會的項目總策劃人,您能和我們描述下您所策劃的福岡奧運會嗎?
磯崎新:我在這裡提出的想法,和以前舉辦過的所有奧運會,以及還沒舉辦的北京的奧運會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在20世紀,奧運會的模式是基本固定的,是以大的國家的首都城市為主的計劃。到2008年,東亞主要國家的首都東京、漢城和北京就都相繼主辦過奧運會。我想,21世紀的新一輪奧運會不應再局限于首都城市,而要強調“地方都市特色”。作為奧運會,應該回歸奧林匹克本身的精神,應該是地域性的,因此我提出了環東亞奧運圈的概念,應該是東海周邊的城市,包括日本、南韓在內的這樣一個計劃。我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作品呢?這好比是後評論時期中間對抗的一種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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