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成了七旬老人，依然一副拒不合作的神情。

他知道人們無法忘記他，他根本不在乎曾經被過於渲染的神話已經消退，那部幾年前轟動一時的回憶錄一再強調的也只是個人的奮鬥史。他現在即使睡在自己開創的紀錄上，也無人會過於苛刻，更何況，這個孤寂非凡的老人連著出版了《Modern Time》和《Together Through Life》這些依然出色的專輯。生命的痛苦、謀殺、人性和家庭，這些跟隨迪倫一輩子的主題，變換了關注角度而呈現給大家。

《Together Through Life》是迪倫感動於電影《玫瑰人生》而引發創作衝動的，同時，他嘲諷麥卡特尼以反對當權者出道，如今卻寫著美化生活的主流音樂。迪倫一輩子都沒寫過為旋律而旋律的流行曲子，那首《答案在風中》是個例外，更何況是被別人唱紅。他生來是個挑剔的“不合作者”，但同時不拒絕別人的朝拜。

號角式的歌唱，慢慢成了陰鬱的嘆息，也是人的自然生理變化。

在現場，唯一能見證迪倫衰老的是他的嗓音。他不像湯姆·威茨（Tom Waits）天生一副在百年酒桶裏泡過的嗓門，迪倫的破嗓之前總在宣讀著什麼世界末日的預言，如今倒和年齡相倣般地流露更多的可愛。另外，他的歌詞越來越簡潔，無需承載上世紀60年代的集體潛意識。

他是個逮準時機的天才，他性格裏的乖戾營救了一次又一次巨大的受挫感，而且千變萬化。他不惜編造自己的身世，其實到現在很多謎底還是沒有揭開，尤其個人虛榮的那一面。在詹姆斯·迪恩那股驕傲的神情後面，迪倫究竟申請了多少自私的關於文化的入門證。他也可以被看作忘恩負義的浪蕩子，從現代民謠女皇瓊·貝茨領他上新港音樂節舞臺，到迪倫成名後的西部巡演故意排除貝茨，我們仿佛能看到一個被膨脹的慾望驅趕著的成功渴望者，但當一個不完美者揭開了時代的密語時，他的競爭哲學同樣是一部宏偉的史詩。

迪倫誕生在一個社會轉型期，西方年輕人在動蕩與自由的年代竭力尋求著反主流文化的旗幟，現代民謠當年自動扮演了這樣一個激進的角色。迪倫甚至被推上了先知的神殿，這個學東西很快的藝術家很快在蘭波和金斯堡的兩種詩體中找到平衡點，象徵主義的晦澀和號叫派的氣勢，在上世紀60年代迪倫的歌詞裏迸發著光彩。

在1967年全盛的反主流文化到來之前，迪倫有一種無人能敵的文學天賦，而且可以當作有配樂的檄文來看待。當然，他身上的敏感氣質讓他每一張唱片裏的歌曲都分擔著不同的意味，從拿出古老的謀殺案，到荒誕地給已故的肯尼迪總統打電話。迪倫就是這樣把簡單的寓意放大到無限，那個時候，他每天都在試圖改變一切。

另一位民謠歌手、活在迪倫陰影下的費爾·奧奇斯曾經寫下聲明支援迪倫——“迪倫成為一個現象，但這很危險。死亡已經成為美國的風景之一。”那幾年，肯尼迪兄弟、馬爾科姆·X、馬丁·路德·金……這些追求自由平等的人士都慘遭毒手，迪倫當然明白自己所面臨的局面。他在音樂裏的力量（這一點往往被忽視）以及那種傳承性在1965年前征服了所有人，可是，他內心深處的恐懼與迷惘並沒有直接述説。而當《像一塊滾石》和《瘦子之歌》同時出現在一張唱片裏，我們就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在瘋狂行進的背後，有多少被傷害的折磨。

我明白迪倫為什麼要拿起電吉他，在長達一年多的巡演中頂著歌迷的噓聲開響音箱咆哮，甚至在舞臺上互罵“騙子”。第一，他想和傳統民謠之路劃清界限，包括伍迪·蓋瑟裏爾的現代民謠。在他看來，民謠“並不是抑鬱絕望的歌曲，它的根基並不是勞作，也不是廢奴之類的東西”，他開始懷疑他也恪守過的民謠的真誠，他放棄了之前的判斷價值——將生活體驗等同於藝術。第二，他要做出最後一擊，即使要向跟隨他的人開火，也在所不惜。

跟隨迪倫全盛時期巡演的是“鷹樂隊”（脫離了迪倫後改名“The Band”），他們和迪倫在1967年錄製了非常地下感覺的唱片《The Basement Tapes》，人們發現了迪倫永遠無法捕捉的一面。他可以高舉高打，還能完全走到反面去，極度的絕望和放肆。

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反主流文化徹底向世人告別時，迪倫早就“賦閒”在家，儘管他一直保持著銳氣，也不低下驕傲的頭，但他不得不選擇告別自己的神話，坦率而自然地面對內心。

他終於翻過了啟示錄那一頁。但可以相信，他在生命的盡頭也會掙扎，並對你發出不懷好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