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獅酒吧裏的女人》

搖滾傳奇鮑勃·迪倫不會停止表達，無論是在歌中，還是在畫中。參觀者來到德國小城開姆尼茨的美術館，仔細端詳三個版本的《角落》（Corner Flat），那三個同一場合下不同年齡段的男人看上去感傷而自閉，是否會讓人聯想到專輯《約翰·韋斯利·哈丁》 （John Wesley Harding）中的那一曲《孤獨流浪者》（lonesome hobo）？

再看看那幅肉感女人擺動雙臀的《紅獅酒吧裏的女人》，腦海中是否會飄過1966年專輯《無數金髮美女》（Blonde on Blonde）中的《就像一個女人》 （Just Like a Woman）？或者可能，迪倫畫這幅畫的時候，心里正想著1976年的歌曲《撒拉》（Sara）？

但是，德國評論家反對以音樂類比迪倫的繪畫作品。“即使鮑勃從未唱過一句，寫過一行，正在展出的這些繪畫也值得一看。”伯克哈特·繆勒在發行量頗大的全國性報紙《南德意志報》上宣稱。因為迪倫模糊的線條和大膽的用色，一些評論家甚至將他與愛德華·蒙克、亨利·馬蒂斯相提並論。畫中，迪倫更喜歡描繪船隻、自行車、火車等，即使描繪人物，他們也多半是沉默的、無名的，如同流浪的吉他歌手，評論家們立即抓住這一特徵，抬出美國繪畫大師愛德華·霍普與之作比較。

迪倫可能並未“預見”到展覽的成功。他仿佛等了多年，才等到來自美術館的邀請。兩年前，開姆尼茨美術館館長英格麗·莫辛格在曼哈頓一家書店偶遇迪倫的素描集《蒼白》，便萌生了為迪倫舉辦畫展的想法，迪倫的回應是出乎她意料的熱情——“就像他一直在等待，等待著被問及此事，而且，很明顯，此前還無人問過。”在為展覽而寫的文案中，迪倫甚至感恩地表示： “聽説英格麗對我的作品有興趣，我激動萬分，她給我將數年前創作的作品再次呈現的動力。”

事實上，在很多年前，迪倫就已開始畫畫。上世紀60年代，迪倫出了一次嚴重的車禍，這成為他音樂創作的拐點，也讓他與繪畫結識。“我畫什麼呢？好吧，就從任何我手邊的東西開始。我坐到桌邊，拿出一支筆，一張紙，畫了打字機、一個十字架、一朵玫瑰、鉛筆、刀、空空的香煙殼，完全忽略了時間……”2004年出版的自傳《像一塊滾石》中，迪倫寫道，“這倒不是因為我自認為我是個大畫家，而是我感覺，繪畫時，我賦週遭的混沌以秩序。”

1989年到1992年間，迪倫在歐洲、美洲和亞洲巡演，以素描和炭筆畫記錄那些所見即景。迪倫曾説，創作這些作品是為放鬆，為將注意力集中于旅行所得到的印象，那是一段想像著“某天，一切會像狂想曲那般流暢”的旅行。這些作品構成了圖書《蒼白》的主體，也是展覽的底本。然而，迪倫的野心更大。用莫辛格的話説，他想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那樣“創作更多的新作品”。

此後8個月間，迪倫將激情潑灑于筆端，創作了320幅作品，然後以數字化方式放大。通過改變介質或色彩，他常常為某一種意象畫上3到4個版本。最後展出的140幅作品，許多題材都來自於他那次“永不停止的巡演”中的旅館房間和路上匆匆一瞥看到的景色。

他繪畫，如同他唱歌時的角色——這個已成為美國國家敘事一部分的人物，永遠從邊緣凝視中心，仿佛只是偶然撞進他所在的空間。《橋上的男人》裹在一件藍色大衣中，似乎在沉思；而《自由女神》則模倣這個美國標誌性的東西，卻護衛著一張大字標題為“強姦並非性”的報紙。“一次又一次，迪倫從旁觀者的角度繪畫。”《法蘭克福彙報》的托拜厄斯·拉瑟説，迪倫在門檻上、窗臺上、陽臺上、走廊上、舷窗上表達著他的態度，“半入半出——也許這是迪倫提防著不踏入美術領域的象徵符號，一種對繪畫的敏感的、害羞的尊敬。”

外面的世界已被隔開，電視機關著，《湖邊小屋》（Lakeside Cabin）中的畫面如此安寧。這是一個典型的迪倫式的場景，空虛而孤獨的人不在畫面中，只是從屋子一角看著一切。看似平凡的景象，透露了迪倫對待藝術的態度。“偉大的繪畫在人們常往之處。”他曾經説，“想想，如果人們每日用餐時能看到一幅畢加索，許多人的感覺將相當不錯。”他相信真實，往往就在眼前所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