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歲之前，他是一個按部就班生活著的人，生在農村，他父母是文盲，大部分親戚都在種地、打工，沒有人告訴他怎麼生活，也沒有人告訴他世界是怎麼樣的。只好認真地讀書，考上東南大學，他成了親戚們眼中“別人家的孩子”，在親戚教導自家孩子向他學習時，他卻從東大肄業了，“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開始出唱片、全國巡演，從豆瓣的小眾紅到整個民謠界，出場費從50元一場漲至30萬一場，當紅民謠歌手李志，週日又回南京，在先鋒書店，不唱歌、做講座，題目是《獨立音樂是我的生活方式》。
李志大概是南京音樂人、文藝青年們的一種情結吧？要不然，這場不唱歌的清談，怎麼吸引那麼多人？！先鋒書店如此熱鬧，還是上次同樣“南京出品”張嘉佳簽售《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把警察驚動了。李志沒驚動警察，卻把空調嚇壞了—人太多，空間熱如蒸籠，跳閘了。
身穿黑色T恤的光頭李志上臺時，台下的人，姿態都是邊蒸桑拿邊聽講座。他講他的這些年：1999年肄業後，出過6張音樂專輯，多次參加過迷笛和雪山音樂節，在全國各地巡演，2012年甚至還把演出搬到了美國，全世界都能找到他的粉絲。像歌星一樣紅，卻又特立獨行，十年來始終堅持做一個獨立的音樂人，不簽約唱片公司、不接受商業贊助，甚至連媒體宣傳都懶得做，最後一次在媒體現身是在2007年北京的一個電臺節目上。
聽過他的歌的人，都能聽出他的特立獨行，他的生活亦然。在大學待了兩年，“不知道學那些專業用來幹什麼的”，喜歡的是音樂，大二輟學，去北京“搞音樂”，但沒過多久，因為“北京只有混子沒有搖滾”，重回南京。一路折騰，2004年，終於出了人生第一張音樂專輯《被禁忌的遊戲》。
和唱片一起出來的，是風險和壓力。2006年，他因為出了三張專輯而負債三四萬，最後不得不去成都上了三年班還債，債還了，再回南京，2009年借了30萬，做了唱片《我愛南京》和《你好，鄭州》，反響很不錯，豆瓣的小清新們，紛紛由路轉粉，但銷售卻慘澹：血本無歸。他一把火燒了沒賣出去的唱片。
唱片沒人買，音樂總有人聽。對做音樂的人來講，或許巡演是最好的路：為了還債、糊口，也為了“能決定我要唱什麼歌，不唱什麼歌”。他寧願拿著50塊錢的出場費，在成都的小酒館唱著“我們生來就是孤獨，我們生來就是孤獨，不管你擁有什麼，我們生來就是孤獨”，也不願意一紙契約，把自己高價賣給唱片公司。
現在，李志的專場演出費已經漲到了30萬一場，然而巡演的道路還是異常艱辛。為了保證品質，他要求每場演出的設備都要固定不變，也就是説不管在天南海北，租賃的設備型號都是要符合他“欽定”的那幾種，而不能隨隨便便“就地取材”，這就導致有的時候在四川演出，卻要去北京租設備，極大地抬高了演出的成本。另外，樂隊的排演也是個問題，他在民謠界也算頗有名氣了，然而想租一間房子，開個Live House（具備良好音樂設備的專場演出場地，適合近距離欣賞現場音樂）也是獨力難支，地段要好，租金不能太高，還不能擾民……整個南京城他沒有找到一間可以容身之所，結果只能帶著樂隊去上海、北京租賃場地排練，開支巨大。
然而這些硬成本還不是最令他頭疼的，最令他頭疼並且窩火的是演出的軟成本。他説每次演出的曲目都要報批審查，歌詞中不能帶有髒話、“死”等字眼，歌曲的精神取向還要“健康向上”，然而“讓李志唱歌不帶這些東西，怎麼可能呢？”有一次他報了6首歌，5首沒有通過審批，結果只能臨時換歌，然後加班加點重新排練；有的時候審批通過了，結果演出那天，職能部門一個電話告訴你因為某個原因你的演出被取消了，然後前期的宣傳、場地的定金就都打了水漂；即使一切都順利，演出能夠正常進行，還有一筆必要的支出他不得不花—給某些部門上貢：“我每次專場演出20%的票都是送到某些部門的，然後這些票再流入黃牛市場，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經常官網買不到票而要從黃牛手裏買的原因。”
這四年，李志堅持把每年的跨年演唱會放在南京。有人勸他，你為什麼不去北京、上海而非要在南京演出呢？北京上海市場大，賺錢快。而李志卻搖頭，他講了一個故事，一次，他在琴行裏看到兩個小孩兒在練琴，練了一會兒，一個小孩兒跟另外一個説：“你覺得我這樣能夠給李志彈琴嗎？”原來自己能給很多南京的音樂人以希望，讓他們知道非一線城市同樣可以做音樂，不用非得扎堆在北京上海！另一方面，李志説“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才會越來越好”。行業環境好，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進入並留在這個行業，形成良性迴圈。
他頗有點溫情地展望道：“我希望有一天，在一個小城市可以看到這樣的對話，朋友見面問是做什麼工作的，你很平靜地説我是做老師的、做醫生的，我也很平靜地説我是做搖滾樂的。而不是大家心中口中認為的"玩音樂的"。當大家視它為一份平凡職業時，“這意味著只要你喜歡音樂，就可以不再猶豫地去做這份工作，而不用考慮經濟、物質問題而不敢踏進這個行業，或者被迫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