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唱原創，不碰新歌，是國內音樂真人秀節目蜂擁而上形成的一條潛規則。也許正因如此，當《中國好歌曲》扛著原創音樂的大旗橫空出世時，反其道而行之的姿態多少已經吊起了小夥伴們的胃口。
事實證明，《中國好歌曲》打破了“原創模式無收視”的魔咒，其收視率甚至超過《我是歌手》。一批耕耘于幕後，“和音樂死磕”的創作人走進了大眾視野。
他們當中，有在讀大學生，有“音樂愛好者”，有獨立音樂人，有酒吧駐唱歌手，也有在國內流行樂壇名氣不小的音樂製作人……他們不是耀眼的明星，大眾對他們的生活狀態，了解得少之又少。
據説，每年出現在網路音樂平臺上的新歌約有5萬首。而《中國好歌曲》最初徵集到的原創作品有2萬餘首，最終有97首進入節目錄製，而播出的只有67首。
這67首歌的創作者是幸運的——登上大舞臺，為更多人所認識，甚至一夜成名。而與此同時，還有千千萬萬像他們一樣為音樂而堅守的人，或許依舊躲在一間暗淡的小屋裏，彈奏著一把舊吉他。
歌聲裏的生活滋味
“當你老了，頭髮白了，睡意昏沉。當你老了，走不動了，爐火旁打盹，回憶青春……”34歲的民謠歌手趙照，一把吉他，一副乾淨的嗓音，悠悠緩緩地唱著。遠在山東聊城，年逾古稀的母親，坐在電視機前，淚水潸然。這位母親第一次聽兒子在“大地方”唱歌，而且是寫給她的歌。
從2003年開始漂在北京，趙照每年與母親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媽媽40歲時才生了我，父親在我12歲時去世了。媽媽一個人把我們三個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趙照説。2013年的一天，他讀到了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詩篇《當你老了》。這是一首愛情詩，不過他卻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於是就將這首詩譜上了曲子。他説：“在時間面前，我們一天天強大，媽媽卻一天天衰老。希望當我老了的時候，我還能把這首歌唱給媽媽聽，媽媽健在，我也健在。”
一首《當你老了》，典型的民謠式傾訴——從心而出的音樂，終究能抵達心靈。“我理解的民謠歌手更像手工藝人，我們的尺子是用心。”趙照説。
這兩年，民謠音樂人在音樂綜藝節目中出現的身影越來越多。不過，他們對上什麼樣的節目也很“挑剔”。趙照眼裏，《中國好歌曲》雖然貌似是一個比賽，但更像一個宣言，在傳播一種音樂文化，弘揚一種原創精神，“一般來説，一首好作品的傳唱，大家只記得原唱，卻往往忽略了原作者。有幾個人知道《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誰寫的？是誰譜的曲？編曲是誰？混音是誰？大家只記得鄧麗君，對於創作者，這是很悲涼的事。”
和趙照一樣，來自四川大涼山的莫西子詩也是“北漂”。在第一期《中國好歌曲》裏，這個35歲的彝族小夥兒將一首情歌《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裏》獻給自己的日本女友。歌的名字有點長，有點狠，不過句句透著實感真情——“你呀你，終於出現了，我們只是打了個照面，這顆心就稀巴爛……”
在外漂泊的日子，莫西子詩幹過很多活兒。在北京當“衚同導遊”時，他認識了一位日本姑娘。後來，“有一個冬夜，我走在路上，然後抬頭一看，是滿月！這麼美好的夜晚，我突然就想到這個姑娘。”於是，他打算約見佳人，可當時兩手空空，沒有“見面禮”會“很失禮”。鬼使神差一般，他在路邊採了一束雜草放在背包裏，見到姑娘時獻了出來。姑娘沒有嫌棄，反而覺得“雜草比玫瑰更美麗”。再後來，兩個人幸福牽手。
和眾多年輕音樂人一樣，莫西子詩自己寫歌，也給別人寫歌，吉克雋逸在《中國好聲音》裏唱火的那首《不要怕》，就是他寫的。不過到現在為止，他大概也就只有50首作品。對他來説，“若狀態不自在，寫東西就會很彆扭。”他還會參與電影配樂，並由此結識了搖滾音樂人竇唯。在這些年的音樂創作中，他牢牢記住了一句話——做音樂不可以不自在。
《中國好歌曲》將華語歌壇的歌詞審美提高了一大截。趙照源自生活的吟唱，莫西子詩發自內心的傾訴，令那些“低幼糟爛”“愛不完、恨不夠”的歌詞，相形見絀。
“豆瓣音樂人”的態度
一首“聽了耳朵會懷孕”的歌，網友們用這樣一個搞怪的比喻，讚揚趙雷演唱的《畫》。而導師劉歡也如獲至寶，認為“我沒有擦去爭吵的橡皮，只有一支畫著孤獨的筆……”這句歌詞是神來之筆。
28歲的趙雷是北京人，也是趙照的徒弟。在民謠圈他雖然還排不上“咖”級，不過也小有名氣，是萬千網友追捧的“豆瓣音樂人”。自打上了《中國好歌曲》，他平均每兩三天接受一次採訪，走在大街上能被“非文藝青年”認出來，演出邀約更多了。還有一個糖果品牌找他當代言人，被他拒絕了，“我不喜歡這個路子！”
有一點讓他挺興奮，“音樂節能把我安排在一個好的位置和好的時間段了。”之前，諸如草莓、迷笛、張北等國內音樂節他都參加過，但都是在民謠舞臺，上不了“大咖”們佔據的主舞臺。“為了省成本，民謠舞臺一般不讓帶樂隊，就我自己彈唱。雖説感覺也不錯，可畢竟我還是嚮往主舞臺的，帶著樂隊唱，很爽！”
關於做音樂的態度，趙雷説得很乾脆：“生活就是和音樂死磕。”自從決定做音樂，他就沒想過追求富有的物質生活。一年到頭，他主要靠個人專場演出，唱自己的歌來賺錢生活。事實上，他經常“手頭很緊”。去年10月，他啟動了一輪全國巡演，3個月唱了45場。濟南是首發站，買了從北京到濟南的車票之後，他身上僅剩100多元錢。朋友説可以借給他幾千元，不過他只拿了300元，到了濟南，在旅店住了一宿，又花掉200多元。“沒想到濟南第一站就很火，賺了一萬多元。”趙雷語氣裏有一點小小的驕傲。
巡演場地多是“小地方的小型Live House”，其中大部分是趙雷自己打電話聯繫的。那些小城市的獨立音樂發展環境不太好，但他願意去唱，因為來的歌迷都是真心喜歡他的作品。“在景德鎮的演出場地是一間三居室裏的客廳，滿打滿算不超過50平方米。每張票50元，原本限定80人，結果來了97人。”
“包括門票錢，還有現場賣CD，一圈演下來，我這一趟用400元換回了40多萬元！”趙雷説，這筆錢，除了一部分用於還做第一張專輯時欠下的賬，剩下的將用在製作第二張專輯上。
這麼多年來，趙雷就是過著這樣“借借還還”的日子，不過他很知足，“我和演出場地一般是三七分成，我拿大頭兒，而且我的票房還行。很多酒吧歌手，唱一晚上也就掙個兩三百元。比起他們，我已經很不錯了。”
趙雷很少賣歌，他覺得“賣歌就像賣自己的孩子”，而且“永遠寫不出同一首歌”。他和眾多民謠人一樣，對不注重節操的商業行銷敬而遠之，也不會為了出名而犧牲掉更重要的東西，那樣的話他寧願一個人做音樂，每年發張唱片，只被小眾認可。他習慣於把自己“隔絕”在小小的錄音室裏寫歌，“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勞動。就像種莊稼，不去勞作怎麼會有收穫？”
“紆尊降貴”的音樂大咖
如果不是真真兒地站在了《中國好歌曲》舞臺上，恐怕沒有多少人敢相信他會來參加這個“年輕人的遊戲”。
他叫柳重言，一個有些陌生的名字，不過他曾經創作過的歌曲，卻被大眾所熟悉：王菲的《紅豆》、張國榮的《冤家》、張學友的《不想這是場戲》、陳奕迅的《天下無雙》……50歲的他，是《中國好歌曲》年齡最大的選手。
最初，他不是很敢來參加，“畢竟一把年紀了嘛”。節目組於是搬出了一個正面教材——曾和譚咏麟一起組建過樂隊，併為梅艷芳寫過歌的鐘偉強，年過六旬之際參加了2013年《中國好聲音》。後來，他自己也慢慢想通了，“現在我這個年齡會很珍惜每一個過程，很想去感受人生不同的過程。”這次參加《中國好歌曲》，算是為自己活一把，“50歲了，我還不去的話，就來不及了。”
有媒體曾問柳重言，跟陳奕迅、王菲熟嗎？他的回答異常坦率，似淡雲輕風：“我通常是躲在自己的創作空間裏寫歌，歌曲交出去之後其實不會有太多機會和歌手接觸，因為我是交給仲介，由他們來和歌手接觸。他們不是很知道我吧，只是知道這首歌挺好聽。”
和眾多音樂創作人一樣，柳重言早已習慣了生活在歌星耀眼身軀所投下的那一片影子裏。不過，這幾年他的心裏隱隱開始有了一種焦慮：“市場環境在變化，我看到很多搞音樂的人都在掙扎——是否要繼續做音樂的心理掙扎。我希望通過‘好歌曲’這個平臺，讓更多人看到音樂人堅持做音樂的不容易，讓更多人關注那些位居幕後的音樂人。”
被譽為“中國第一貝斯手”，46歲的北京藍調音樂人張嶺出現在《中國好歌曲》舞臺，也引來一片驚呼聲。
節目中，當導師劉歡拉下面前的推桿，看清張嶺的面容時，不禁大叫：“天哪，萬萬沒想到是他！”而舞臺之下，他的眾多朋友更是大跌眼鏡。不過張嶺卻認為，這沒什麼丟臉的，“很難得，能有一個節目真誠地鼓勵原創音樂。”
19歲時，張嶺就組建了人生中第一支樂隊——“五月天”，後來還參加了當年崔健的專場音樂會演出。當時很多人預測，這支樂隊將像黑豹、唐朝一樣前途光明。遺憾的是，張嶺後來離開了樂隊，前往澳大利亞留學。他覺得，年紀輕輕應該多學點東西，否則音樂創作很快會油盡燈枯。
留學期間，張嶺刷過盤子，開過計程車……1994年，張嶺回到北京，一頭扎進了爵士圈。當時東直門一帶酒吧夜場扎堆兒，是公認的音樂愛好者“集散地”，張嶺自然也身在其中。一天，崔健推開了某個酒吧的門，恰好看到張嶺坐在舞臺上彈貝斯，便單刀直入：“加入我的樂隊吧。”和崔健做樂隊的十年，在張嶺看來“是一段折磨人的日子”，不是老崔折磨他，而是自己折磨自己，“在音樂上的探索有時候會把自己逼上絕路，另辟蹊徑之後又會絕處逢生。”
2004年，張嶺加入爵士樂隊“節奏之犬”，擔任貝斯手兼主唱。他認為，布魯斯音樂是當今所有音樂形式的源頭，不過在中國依然處於小眾化、邊緣化的狀態。走上《中國好歌曲》的舞臺，就是想讓更多的人聽到這種音樂類型，“不敢説是普及。我把《喝酒blues》這首歌拿出來，有感覺的人會感受到；沒感覺也沒關係，聽一次，以後會有的。”
高速收費員的十年追夢
週三，一個有著奇怪名字的“老男孩”，從雲南麗江走上《中國好歌曲》的舞臺。節目錄製前到上海試音，是他第一次用專業的錄音棚。從錄音棚出來時，他緊張得手發抖，不停地自責：“我不會用這個，我唱得不好。”
後來，他在舞臺上唱的那首《一個歌手的情書》，讓現場四位導師為他推桿。激動不已的蔡健雅甚至讚嘆他是“中國的鮑勃·迪倫”。事實上，這句褒獎最終引來了音樂圈的嘲笑，“北京的簋街每天能見到二三十個‘中國的鮑勃·迪倫’。”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其貌不揚、看似有些木訥的週三，為他的音樂賦予了難以抵擋的感染力。而這，或許直接源於他十年追夢路而沉澱下的愛與憂愁。
在27歲之前，週三的生活和音樂隔著一道厚厚的屏障。1999年職高畢業後，父母托關係，花光了準備給他結婚的錢，為他找到了高速公路收費員這個“鐵飯碗”。從那時起，直到2005年，週三在收費站每年都是優秀員工，還當過團支書、班長和民管組組長。可這些對他似乎都沒有意義，他覺得每天的工作只是一種永無止境的重復，他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那一年，已近而立的週三辭掉了“鐵飯碗”，打算開始做音樂。也是從那一年開始，《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等選秀節目陸續推出，讓無數青年開始夢想一夜成名、瞬間躥紅。
週三帶著樂隊來到他眼中的大城市成都參加選秀，節目卻因某些原因而臨時取消。陷入生活困頓的週三撥通了媽媽的電話，他躊躇于如何開口問媽媽借錢。電話裏，媽媽急切的聲音傳來：“現在好不好？過得怎麼樣？不行就快回來……”淚流無聲，週三強忍住哽咽，“都挺好的，也不缺錢。”
為了這通電話，他寫了一首歌叫《以為》，“我以為鳥兒長出了翅膀，就能夠飛翔；我以為魚兒離開了池塘，它還是一個樣；我以為還有另外一個地方，和家鄉一個樣；我以為只要彈琴把歌唱，就只有快樂沒有悲傷……”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雲南，我以為成都什麼都有，結果我什麼都沒得到。”週三説。黯然回到雲南之後，他輾轉來到麗江，以“技術股”在江湖酒吧落下腳來。如今，這個酒吧已是麗江最火爆的酒吧之一。週三説，現在有樂手到酒吧來玩，他從不收他們一分錢，因為他也是那麼過來的，他知道做音樂有多難。
在麗江，週三有一個綽號“三爺”。《中國好歌曲》副總導演吳群達記得，當初在江湖酒吧，導演組本來是去聽幾個酒吧駐場歌手和週三的搭檔小松唱歌的。聽完之後，酒吧裏的幾個哥們兒開始起鬨讓“三爺”也來一首，於是他唱了那首《一個歌手的情書》。溫暖的燈光裏，他身懷六甲的妻子也坐在台下聽，可聽到一半時她起身去了門口。吳群達看到，她背對著大家的身影，在竭力壓抑著隱隱的啜泣聲……
在熙來攘往的流行樂壇，像週三一樣的奮鬥者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對待夢想的那份堅韌，或許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
觀點
原創之殤，亟待破解的行業死結
受訪者：音樂人盧中強
從《中國好歌曲》首播亮相，到出現在馬年央視春晚節目單上，一個叫霍尊的大男孩成了萬眾矚目的明星。這期間，相隔短短13天。
一首《卷珠簾》，在《中國好歌曲》裏感動得導師劉歡淚水漣漣。而在知名音樂人盧中強眼裏，這也是馬年春晚最好聽的一首原創作品，儘管霍尊模倣日本歌手中孝介的痕跡太重。但毫無疑問，霍尊火了。
當然，《中國好歌曲》本身也很火。“《中國好歌曲》是一個非常正能量的節目，它將搖滾、電音、實驗、布魯斯、民謠、説唱等不同的音樂形式，以原創的面貌展現出來，單調乏味的樂壇好像突然間多了新空氣。”盧中強説。當看到張嶺、馬上又這樣的資深音樂人也出現在舞臺上時，他感動了，“真的，這是一個讓幕後音樂人看著很舒服的節目。”
《中國好歌曲》表現出了對原創的足夠誠意，不過面對流行樂壇的“原創之殤”，一些問題似乎仍處於模糊之中。就像有人高呼，“好歌曲上春晚”是原創音樂的榮譽和勝利，而在盧中強看來，也許這兩者之間的勾連、對接，尚不足以那麼樂觀。他開了個玩笑：“如果説，《卷珠簾》版權費掙了1000萬元，霍尊出場費平穩保持在5萬元一場，那倒是可以説原創勝利了。”
“只見人火，不見其他”，是這兩年國內音樂類電視節目的“特色”，也是華語流行音樂行業的一個死結。歌手火了，商演、代言的價碼火速飆升，這是節目價值的一種最直接的“變現”。不過，諸如盧中強等音樂人，最期待的還是，一首優秀的原創作品的價值真正凸顯出來。
目前，《中國好歌曲》收歌階段推出的音樂作品，在各大音樂網站、排行榜上都是熱門曲目，甚至於已經進入了KTV。在盧中強看來，這個節目已經打通了作品傳播的線上、線下渠道，但關鍵問題卻又不在於此，“如果能夠通過音樂網站用戶的歡迎度、點擊量，與創作者進行版權費的結算，有效反哺音樂行業，才是真正體現了原創的價值。如果‘好歌曲’最終不能將優秀的音樂作品，轉化成優秀的文化産品，頂多也就是‘好聲音’的一個變種而已。”
根據《中國好歌曲》製作方的反饋，節目歌曲線上上、線下傳播的收益，將會在節目結束後與選手們進行具體商談。至於結果，只能拭目以待。
盧中強認為，《中國好歌曲》製作方燦星公司，作為目前最火的節目製作公司和最火的文化産品公司，某種程度上已經具備了針對渠道的議價權，“如果節目的視頻、音頻，針對不同的渠道，他們能夠拿出一個合理的議價體系，搭建起價值平臺，而不是一次性‘販賣’出去，那將對行業有實打實的促進作用。如果本著這樣令人敬仰的態度，那才是真正在為行業的前途鋪路，而不僅僅是讓選手們露個漂亮的臉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