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天笑
張曉舟評論謝天笑的歌：那被人們熱愛的，“是記憶深處躁動不安的青春和前路茫茫的惶恐留下的最後一聲迴響”。
頂著“中國搖滾新教父”名號的謝天笑大部分時候都只留給人們一個模糊的形象——極瘦，長髮，鬍子拉碴，唱到最後幾句常常嘶吼，配器簡單曲調迂迴，儘管吉他solo一氣呵成逸致靈動，卻遠沒有Pink Floyd式西方搖滾的華麗精緻。
他的經歷裏大概有很多故事，濃縮起來卻只有短短幾句話。謝天笑，1972年生人，自幼學畫，9歲開始學京劇，並隨劇團四處演出。上世紀90年代初成為北漂一族，1994年底為電影《越南姑娘》創作歌曲《你不象》。1995年離開“出家的獵人”樂隊，1997年與來自山東的同鄉李明組建了“冷血動物”，隨後甘肅鼓手武銳入隊，三人編制的“冷血動物”以狂暴的樂風和瘋狂演出縱橫北京搖滾舞臺。
1999年，謝天笑簽約京文唱片旗下的“嚎叫唱片”，“冷血動物”隨即出版首張同名專輯《冷血動物》。站在唱片業好時光尾巴上的他們在中國大陸賣出了15萬盒卡帶和4萬張CD,台灣地區的CD銷量亦達到8000張，與其説是當時媒體口中“中國搖滾土壤裏綻放的奇麗花朵”，不如説是“中國搖滾土壤裏綻放的最後奇麗花朵”。
聽謝天笑的歌最好把貼在他們身上的標簽都去掉，什麼Grunge（垃圾搖滾）,什麼Reggae（雷鬼）, 都先去掉。再把結實的鼓、摧枯拉朽的吉他、硬如槍炮的貝斯織成的絢麗的光的甬道也去掉，把謝天笑寫的白又不夠白詩也不像詩的歌詞也去掉。最後剩下的，被很多人熱愛的，其實是記憶深處躁動不安的青春和前路茫茫的惶恐留下的最後一聲迴響。土，但是吸引人。
張曉舟曾經説得很精闢:“其實不管怎麼全球化，都有一班土老炮，野孩子是土民謠，小河是土先鋒，謝天笑是土搖滾，他不管是玩Grunge還是玩Reggae，都植根於民謠，請注意，不是布魯斯，而是從民歌到囚歌，謝天笑是上世紀80年代囚歌與90年代打口在21世紀雜交而出的碩果。”
2005年，謝天笑的第二張專輯《謝天笑X.T.X》出版。他開始不滿足3件樂器的簡單配置，加入管弦和民樂。後來他加入十三月唱片出了《只有一個願望》和《古箏雷鬼》，有人説“老謝軟了”。加入“摩登天空”後，新專輯《幻覺》在今年3月新鮮出爐。在這段時間，他風光過，在2006年的世界盃開幕式轉播中為央視轉播版配唱了主題曲，成為繼崔健以後第二個出現在央視節目中的純粹搖滾歌手；也失意過，2011年因為吸食大麻被警方拘留。他可能學會了妥協和平衡，學會捨棄一點東西再加入一點東西。總之，謝天笑把新專輯《幻覺》的封面做成黑色，曾經頹唐的樣子凝固成了封面上有點滄桑的側面雕像。雖然音樂精巧了，這回卻沒人再説他“軟了”，因為態度放在那裏——“就算生活能再來一遍，就算世界再回到從前，我知道我的選擇，也不會改變”（《不會改變》）；“音樂在我周圍，我不後悔”（《讓我走》）。
3月15日，謝天笑的“幻覺”全國巡迴演唱會將來到上海淺水灣文化藝術中心。他的思維有點跳躍，但是很真誠，説自己“敏感孤獨，並沒有承擔搖滾人通常背負的所謂社會責任，只是自由表達”，也很跳脫，直言“中國搖滾輝煌的時候遠沒到來，之前音樂人們所謂的好時光是因為他們太以自己的時代為中心，然而那個時代的搖滾和大眾是脫節的”。
“我只想唱好自己的事”
音樂是一個出口
東方早報：當時為什麼會不唱京劇去做搖滾？
謝天笑：十四五歲的時候我們那兒有一個吉他學習班，當時教的是古典吉他。我們那個老師有次去了北京，跟北京搖滾圈子裏的人混完回來給我們看了他跟黑豹、崔健、唐朝他們的合照。當時我只是覺得他們的衣服好看，特別酷，但是不了解搖滾是什麼，聽得也很少。吸引我的是他們的態度。
東方早報：當時做搖滾有所謂的啟蒙嗎，有沒有想要衝破什麼東西的考量？
謝天笑：我們七零後算是“文革”後面的那一代，並沒有對未來的思考，對於時代也並沒有想那麼多。
東方早報：中國搖滾比較早的一批人比如崔健、魔岩三傑、唐朝等際遇各不相同，能夠堅持到現在還在創作還在唱歌的已經不多了，你為什麼還能夠保持現在的狀態？
謝天笑：很多人最初做音樂是把音樂當玩具，後來又當成其他的工具。當然吉他對我來説有時候也是玩具，但是音樂更多時候是一個像呼吸一樣自然的出口。在這樣的社會音樂人會經歷很多坎坷和痛苦，這些東西需要一個出口。這時候音樂就變成我的需要。有了這個出口我就不怕任何問題和痛苦，能夠坦然面對了。
地下音樂是一種選擇而非處境
東方早報：2006年你上央視的平臺唱世界盃主題曲了，為什麼會浮上水面？浮上水面之後是什麼感覺？
謝天笑：在中國，不管是媒體、大眾還是很多音樂人本身都會覺得“地下音樂人”是一種處境，而且是一種需要同情和敬佩的處境。但我覺得這實際只是一種選擇，是一種藝術形式。
在西方，地下音樂有自己的廠牌、演出場所、樂迷群體，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發出與主流不同聲音的、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藝術形式。中國則沒有這一套健全的體系，地下和主流全混在一起。有些新出來的獨立樂隊簽了唱片公司之後因為媒體的介入和演出、發片的需求被迫納入主流體系。
東方早報：對你來説，出現在主流的平臺對你的音樂是否有改變？
謝天笑：1999年我們出第一張專輯《冷血動物》之後演出越來越多，名氣也大了，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慢慢成為“主流”，但是對我們來説區別只在於媒體的關注多了，音樂態度上沒有區別，要説有也是因為閱歷和理解，而非平臺的不同。對我來説，主流是對商業和市場的迎合，“地下”則是自己的態度和思考。
東方早報：中國搖滾一向容易被賦予很高的社會責任，比如崔健這些年一直在這條路上走，你呢？
謝天笑：我不會，我相信崔健剛開始彈吉他的時候也沒這個想法，是後來因為角色的關係才開始做這個思考。我的音樂還是很個人的表達，只是想唱好我的事，表達好我想表達的事，因為一個人的事情有時候就是所有。
音樂人應該是敏感和孤獨的
東方早報：有不少經歷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的音樂人都覺得“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你會不會有相似的感覺？
謝天笑：恕我直言，這些年紀比較大一點的音樂人也許過於以自己的時代為中心了。有時候要跳出來，失去自我地看問題比較好。我覺得中國搖滾的輝煌時代還沒到，但是一定會到。
東方早報：為什麼你覺得那個時代不夠好，更好的會在後面？
謝天笑：因為當時的搖滾圈子很小，裏面的人跟外面的都是脫節的。無論是大家都很貧窮看不見外面的世界而他們在圈子裏“很奢侈”地做搖滾，還是後來大家都忙著賺錢而他們還留在自己小空間裏面，這些音樂跟大眾的關係都不大，大眾也沒有時間和情感去接受這些音樂。當然，沒有很好的作品也是原因之一。
東方早報：你並沒有留戀當時的這些小圈子，是不是因為你一直都是一個比較孤獨的創作者？
謝天笑：音樂在最開始創作的時候都是孤獨自私主觀的，因為這個出發點一定要來自自己。我覺得音樂人應該是敏感和孤獨的。我這樣説是不是等於告訴你我就是這樣的人？其實真是這樣，雖然有時候我也不想，但我就是很容易被觸痛的人，就算經常告訴自己要躁一點要忘記也沒有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