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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湯姆-約克:用溫和對抗中年絕望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3-02-26 14:12:39 | 文章來源: 東方早報

湯姆-約克生於1968年10月7日,一齣生其左眼就被宣告麻痹,7歲戴上了一隻眼罩。  

湯姆-約克生於1968年10月7日,一齣生其左眼就被宣告麻痹,7歲戴上了一隻眼罩。  

早報記者 錢戀水

人們總是很難把“有趣”跟湯姆-約克(Thom Yorke)聯繫在一起。在這個英國老牌搖滾樂隊“電臺司令”(Radiohead)的主創兼主唱二十餘年的音樂生涯裏,適合他的形容詞有激情、嚴肅、憤怒扭曲、一擊致命……總之他的音樂總是有如瀉藥般的猛烈,音樂之小小快樂從未與他有關。約克可能賣出了3000萬張唱片,並頂著“世界上最大的搖滾樂隊”領袖的名號,卻依然無法改變他與生俱來的拒絕歡愉的氣質。

然而在新專輯《瘋狂》(《Amok》)發行之際,他坐在倫敦東部的一間擁擠的咖啡館接受《衛報》採訪的時候,這個44歲的男人也許是人生第一次透露“我也許想試著尋找和創造一點快樂”。無他,歲月是最重要的原因:“到了這個年紀我開始思考,如果我現在不享受音樂,什麼時候才能開始?”

用五金店淘來的寶貝再現電子音樂

到了現在這個年紀,享受自由的時間也成為氣質改變的原因之一。約克説,自從中學時和夥伴們在阿伯頓私立男子學校創立“電臺司令”之後,他的整個人生就被束縛在這件事裏面了。約克有兩個孩子,一個十歲,一個六歲。自從在牛津的艾克斯頓大學學習美術時認識了孩子的母親瑞秋兒之後,他們一直共同生活至今。約克説:“製作專輯和巡演是巨大的承諾,當樂隊成員都有了孩子之後,每個人都曾有那麼一刻捫心自問,上帝啊,到底還要用余生繼續做下去嗎?後來因為別人希望我們繼續做音樂,我們堅持了下來,對我們所愛之人卻也是巨大的打擊。”

約克不是沒有嘗試過落跑。他2006年的專輯《橡皮擦》(《The Eraser》)是一張來自他電腦的電音舞曲實驗專輯。在推廣這張專輯的時候,約克在為粉絲開設的部落格上寫道:“我不要聽到説我是叛徒,或者我們在分崩離析這種話,做這張專輯的時候我得到了他們(樂隊成員)的祝福。”

專輯發行後,約克又生起另一個念頭:能否把這張專輯做成現場。2009年,他集結了一班可稱為“超豪華陣容”且願意接受挑戰的朋友幫助他把這個念頭付諸實踐。

為了達到這張用電腦合成的專輯中的電音效果,他們花了大量時間在五金店尋寶,淘了一大堆鉚釘跟其他東西。“那段時間我們一直泡在洛杉磯的一處地方。最後我們成功了,重新編排後的《鐘》(《The Clock》,《橡皮擦》中的一首歌)聽起來就像炸彈爆炸一樣震撼。”約克説。

這個雜牌樂隊不久改名為“和平原子”(Atoms for Peace)。他們甚至帶著重新編排後的《橡皮擦》舉行了一場小小的美國巡演。巡演結束後,意猶未盡的他們把自己關在工作室三天嘗試寫出新的旋律。約克回憶説:“總是有些微小的想法時不時在我心裏打鼓。於是我們用了三個整天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不久,一張名為《瘋狂》的專輯誕生了。這張專輯雖然有“電臺司令”一貫的緊密、迷幻,卻多了幾分舞動的氣息,再有就是罕見的樂觀。

當寫下“再也不朝向暗面”的時候,一絲嘲諷掠過約克的心頭。畢竟,去年“電臺司令”剛進行了一場大型的世界巡演,而且“這是我們在一起那麼多年來最快樂的時光之一”。即便如此,約克還是希望能夠盡情享用他和“和平原子”的朋友所碰撞出的無盡正能量。

永遠不會丟失曾有過的沉重

問題是,這是否會是湯姆-約克的一次再也回不了頭的轉型?

答案是否定的。約克説:“這取決於我身處何方。如果我在家裏寫歌而外面是嚴冬,寫出來的東西會黑暗得一塌糊塗。但如果是在洛杉磯,寫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明媚一點。我永遠不會丟失曾有過的沉重,儘管有好幾次我已經走到丟失這些東西的邊緣。”

自從“電臺司令”的第一首在全球大熱的單曲《卑鄙小人》(《Creep》)問世,在很多人看來,“我希望我是特別的。我不屬於這裡。我是個卑鄙小人,是個怪物”(《卑鄙小人》的歌詞)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是“電臺司令”最好的注解。這一切源自約克與生俱來的疾病——他的一隻眼睛只能勉強睜開。而約克的父親是化學品推銷員,這就註定了他不得不經常轉學,並因為眼睛的緣故不斷遭遇冷眼和欺負。直到落腳阿伯頓男子學校,學校的音樂教室成了他最後的避難所,他才終於找到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過往畢竟是沉重的。若能在《瘋狂》中卸下重負,至少對約克來説不是一件壞事。“對我來説,寫歌是跟過去糟糕的經歷對抗的方法。但是這种經常性的自虐讓我疲憊不堪。2000年,當我在寫我們的第四張專輯《一號複製人》(《Kid A》)的時候,我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存在了。我拼命憋出的音樂雖然是情緒化的産物,卻跟我自己已沒有任何關係。”約克説。

當感情已經不負重荷,約克希望至少自己的音樂能夠貼近每個人的生命經歷。當文字和影像從不同的地方涌向自己,他希望能夠捕捉到其中的情緒並將之變成音樂,“我從老朋友、詞作家麥可·斯戴普(Michael Stipe)那兒學了很多。他的那種捕捉到情緒之後退後一步審視一下,然後用更有力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的方式讓我敬佩。”

“我一直記得在一個狂野的晚上,我遠遠地看舞臺上的斯戴普表演。有那麼一瞬間我感知到了他傳遞給台下的資訊,這是遠比娛樂更為重要的東西。”

這一晚對他的影響不可謂不大。“當我在藝術學校的時候,我就對這種電光火石式的交流方式深深著迷,卻從未在音樂世界找到這種交流的方式。當我終於在他身上發現這種方式的存在時,我簡直欣喜若狂。”

當被問及是否有被庇護在斯戴普羽翼下的感覺時,約克笑了:“他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叔叔、教父,或者別的什麼。上次我在紐約(做DJ時)遇到他,他穿著白T恤衝進來跳了整晚的舞。從頭到尾我們只交談了三個詞,給了彼此一個擁抱,就説再見了。這種知道他在那裏的感覺超棒的。”

質疑數字音樂出版讓音樂淪為填充物

自從他們里程碑式的專輯《OK 電腦》(《OK Computer》)開始,“電臺司令”似乎成了探索電子世界無盡可能的先鋒,同時兼具把所得傳給大眾的傳道士般的品格。2007年,他們以姜太公釣魚的姿態把自己製作的專輯《彩虹中》(《In Rainbows》)挂在網上——下載費用不限,一切悉聽尊便。然而對於這一切,一絲質疑出現在約克的心頭,“《一號複製人》發行的時候我們正處在數字出版的浪潮正掀起的時候。當時我的確以為這會是一種交流的極好方式。然而很快的,大傳媒公司寄給我們的移動下載費用向我們飛過來。人們討論的都是我們在這個浪潮中所提供的‘填充物’,而非音樂本身。當時我就在想,所謂的內容是什麼東西,是否只是一種可被出售的、用物質和感情為人們填充時間的東西?”

當初以為他們通過《彩虹中》與大音樂公司漂亮地打了一仗,如今的約克卻擔心自己只是被蘋果、谷歌或者其他大公司玩弄于股掌之上。約克説:“他們不斷地用音樂或者報紙等産出的寶貴東西來作為自己的填充物,這難道是我們所希望的嗎?這對我們必然會産生損害,儘管我還不知道會以什麼方式。無論如何,人類之間的關係在日漸無孔不入的社交網路的影響下逐漸商品化是不爭的事實。”

與過往的負面溫和地較勁

約克曾對布萊爾執政時期深惡痛絕,“那段時間我經常氣到爆炸,現在也是。我曾寫下‘你們是殺人者,我們跟你們不一樣’的歌詞,卻無論如何改變不了我們都參與了一場非正義戰爭的事實。每當我唱這首歌的時候,都會想像他滿世界飛去做講座,或者舒適地坐在有警衛保護的家裏,然後我心裏想,見鬼,到底是誰讓他製造並享有這一切的!”

“電臺司令”那麼多年一直在巡演,對於這場戰爭,或者説對於政治,觀眾的態度在這些年是否有變化?約克回憶2003年去美國演出,“這群經歷了‘9·11’的孩子們意識到他們生存于其中的五彩泡泡破碎了,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遠非他們想像的那樣美好,之後他們開始思索。現在再去美國校園可能會發現,他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認真的討論上,而不像‘9·11’之前那樣的迷茫或者不聞不問。”

然而,約克本人的熱血似乎在漸漸冷去。他似乎選擇了用另一種態度來面對這個有時讓人失望的世界。

約克説,這是一種與過往的負面態度較勁的溫和方式。他選擇用三種方式來對抗任何形式的中年絕望症——跑步、瑜伽、冥想。“我沒辦法説我勝利了,但至少我在努力嘗試。”在錄製《樹枝之王》(《The King of Limbs》)的時候他每天早上跑去公園的長凳上坐一個小時,“因為這對那段時間的我很重要。我希望自己能夠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之後的創作和錄音。” 有趣的是,長凳上的冥想常常一無所獲,思考上的失敗卻常讓他更能體會身體上的愉悅。他説:“最好的音樂靈感總是在我對自己非常不確定,甚至感到挫敗的時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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