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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雲蓬
看不見的城市，走不盡的天涯。
背著一把木吉他，周雲蓬在熟悉或陌生的城市裏行吟遊走。手指，爬上琴弦，撞擊著音符，在民謠的生長和繁盛中，他享受著詩意帶給他的溫暖與幸福。
姚謙寫過這樣的詞：“命運是一粒客途的塵埃。”從小，周雲蓬就在旅途中度過，他説他的“整個童年充滿了火車、醫院、手術室和酒精棉的味道”。
他的母親牽著患有眼疾的童年周雲蓬的小手，無助地從一列火車到另一列火車，從一座醫院到另一座醫院。那段經歷，連同他成年後四處奔波趕場子的演出生涯，構成了周雲蓬的火車情結。周雲蓬最新出版的第二本隨筆集的書名就叫《綠皮火車》，在火車上，站著，躺著，聽著鐵軌上像雷鬼樂一樣讓人昏昏入睡的“咔咔”聲，往事又涌上心頭。
你“上海”了我，還一笑而過
對於蘇童《刺青時代》中的小拐來説，鐵路是他放肆的青春期的見證，而在周雲蓬，鐵路則意味著興奮與疲憊，奢望與失望。
那是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
他的眼睛越來越不好，青光眼讓他眼前的世界變得越來越模糊。母親和他千里迢迢去上海尋醫治病。“去治病很痛苦。”周雲蓬對《新民週刊》記者説，“我小時候做過一種球後注射，就是把針頭刺入眼球底下，注射某種藥物，那種治療方法現在想起來真是非常恐怖。但是對於一個東北的孩子來説，去大上海，那簡直像過節似的。上海，對我，那是另外一個世界，霓虹燈、外國人、各種各樣的小轎車、那麼高的樓，還有東北吃不到的巧克力啊，對於小孩來説吸引力都非常大，有時候我甚至會忘記那是去治病。”
周雲蓬家在瀋陽鐵西區，從瀋陽到上海要坐兩天一夜的火車，真是勞師動眾。他的鄰居似乎認為他們不是去治病而是去遊山玩水的，所以經常跑到他們家，讓周母給他們捎帶一些上海的時髦衣服、泡泡糖和奶油餅乾。有些小朋友甚至羨慕地説：“我也想有眼病，那樣就可以去上海了。”
當眼睛終於失明的時候，周雲蓬並沒有感到特別的傷心和絕望：“那不是突然發生的，幾個月差不多是半年吧，慢慢地就什麼都看不見了。”
就在上海，他的眼睛失去了最後一絲光線的感覺，他印象中，最後看到的景像是大象吹口琴，可是又覺得不可能：“大象怎麼吹口琴呢？技術難度太大了。”
也許正因於此，他對上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他第一次登臺演唱是在中學的時候，唱的是當時風靡一時的《上海灘》主題曲：“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你可以想像，東北口音的粵語，會是什麼樣的荒腔走板。
第二次來上海的時候，周雲蓬已經是個流浪歌手了。1995年，他來到上海南京路，賣唱。結果，剛撂下場子，一開口，警察就來了，他對周雲蓬義正詞嚴地説：“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這唱歌，就等於坐在上海的窗口上乞討。”
而12年後，當他攜帶專輯《中國孩子》在上海做專場演出的時候，周雲蓬儼然已是大明星的樣子，臺上台下大合唱讓周雲蓬沾沾自喜：“到了上海，才感覺自己快成周傑倫了。”
他還曾收穫一段上海姑娘的“愛情”。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上海姑娘的“求愛郵件”，標題是：周雲蓬，我愛你。他立馬回信，邀請素昧平生的這位上海姑娘來他居住的香山，“共商國是”。
春天，姑娘應邀而至。他們談人生，談夢想，談哲學，相談甚歡。這時，周雲蓬想，他是不是該更進一步？他正猶豫是否要伸手抱一抱她的時候，姑娘突然大喊一聲：“你要幹什麼？”這段香艷往事就此告終。
後來，姑娘來信告訴他：“你誤會了我們之間純潔的感情。”而周雲蓬想到的則是，上海“頂樓馬戲團”樂隊的歌詞：“你上海了我，還一笑而過。”
我背著自己的屍體走進了北大
從小，周雲蓬就酷愛閱讀。
眼睛不好，就用觸摸和聆聽的方式來接觸文字。觸摸盲文，讓那些點點的凸起仿佛密碼一般的特殊記號，從指尖的皮膚上，轉換為流動的文字在他的腦海中反覆縈回。
最早，他讀的是《西湖民間故事》：“我小時候治病的時候，我媽媽就給我讀《西湖民間故事》，關於杭州的各種傳説。有段時間我也在杭州治療，所以印象比較深刻。”
大一點，熟讀到背誦唐詩宋詞，讀培根和泰戈爾的著作，不過，是迫於無奈。
那時候，他特別渴望讀到歌德和托爾斯泰，可是呢，他到書店，問營業員：“請問，有沒有《浮士德》？”答：“沒有。”繼續問：“那，有沒有《戰爭與和平》呢？”還是沒有。
沒法子，他只能在圖書館借閱盲文書籍，很少。除了《毛澤東選集》和一些盲人按摩的書，就是潔本《紅樓夢》和泰戈爾的《飛鳥集》。潔本，顧名思義，沾點男女關係的情節全給刪了，比如説“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那一回，整個都刪了。從此，周雲蓬痛恨潔本。
越是看不到，就越想看。收音機裏的文學節目，他把喜歡的錄下來，張承志、史鐵生、古詩欣賞，還有評書，反覆地聽。他説：“對閱讀有一種病態的饑餓感。”
“我的閱讀很大程度上是聽覺的閱讀。”周雲蓬對記者説，“所以我後來寫歌詞，更注重聽覺上的語感，比較注重語言的韻律，它本身的音樂性。這篇文章聽起來非常悅耳，那篇文章聽起來有點彆扭，我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從聽覺上來分辨文章的優劣。”
正是這種如饑似渴的閱讀給周雲蓬日後的詩歌、歌詞和隨筆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春大學中文專業讀書時，他愛上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加繆的《局外人》，他説：“那個時期，存在主義以及其他一些思潮的文學作品開始進入我的視野，之前我讀的幾乎都是老牌世界文學名著，所以讀到加繆、薩特、昆德拉這樣現代派的作家，感到耳目一新。”
1999年，海子逝世10年之後，周雲蓬開始認真閱讀海子的詩歌，深為震驚，從此，海子，成為他最喜愛的詩人之一。那一年的3月26日，海子祭日，北大照例舉辦詩歌朗誦會。周雲蓬也去參加，一開始，被門衛以沒有參觀券為由轟了出來。他去要了張參觀券，門衛又要他出示身份證、工作證，還問他參觀券是從哪兒來的，這讓他憤怒以至悲哀，並且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門衛説：還有。我拿出購糧證。
門衛説：還有。我拿出死亡證………
於是，我背著自己的屍體走進了北大。
骨子裏，他是個海子式的詩人，雖然他覺得自己更應該算是個“歌者”，但是他同樣認為，“好的東西的最高境界就是詩性”。他只能用詩歌的方式表達著不滿。生活錘鍊著他的文字和音樂。這是一個飽受過委屈、艱辛和打擊的男人，只是，他從未放棄過自己的信仰。
因為貧窮不可忍受
15歲時，周雲蓬開始練吉他，最早聽的是，鄧麗君和劉文正。
“在我們學校有樂器課，有專門的音樂老師教我們練琴。”他説。
長春大學畢業的時候，學校分配他到一家色拉油廠做工人，卻無活可幹，他選擇離開，又在家鄉找不到好的工作。“你想1990年代的時候，我這樣的狀況要找一份好的工作很難。”
1995年，他偶爾聽到一名學生説北京城裏有個畫家村，不由心嚮往之，於是帶著600元錢去了北京圓明園：“生活挺苦的，天天吃麵條，然後背一把吉他去周圍的地方賣唱。有時候能賺到錢，有時候賺不到錢。最多的時候也能賺到100元，但不是天天能賺到那麼多，一般一天也就是幾十元吧。經常有警察要趕你，天氣不好啊都會影響你的演出和收入。”
“也不是説這樣的生活狀況就是我要追求的。還是想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從那樣艱苦的環境中解脫出來，因為貧窮不可忍受。當時我想得最多的還是，什麼樣的工作能多賺點錢，既能唱歌、寫詩，還能養活自己。”他多少有些感慨地説。
2003年初，他的朋友、民謠歌手小河找到他，説摩登天空公司要錄一張闔輯，很多人不願意錄，因為1000元就買一首歌他們嫌錢少，問周雲蓬願不願意？他答應了，將巫昂的一首詩《我聽到某人在唱一首憂傷的歌》改成歌曲，那是他第一回錄唱片。
過了一兩個星期，摩登天空打電話來，問他願不願意出一張專輯，他們出5000元買斷，雖然覺得錢很少，但還是答應了，於是，有了他的第一張唱片《沉默如謎的呼吸》。唱片封套上的盲文，表明瞭他的特殊身份。
2007年的唱片《中國孩子》讓周雲蓬奪得了2008年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民謠藝人獎和最佳作詞人獎(擊敗林夕)。《中國孩子》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讓他贏得了更多的聽眾，再加上他為自己唱片所做的全國巡演宣傳，逐漸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黑色T恤，長髮，留著鬍子，戴一副大大的黑色墨鏡，人們可以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的各大酒吧裏看到這個酷酷的身影，用一種Bob Dylan的方式演繹中國人的民謠。其中，有詩意，也有悲苦和憤怒。
如今，他已出版了6張唱片和2本詩文隨筆集，越來越多的讀者和聽眾記住了這個叫周雲蓬的盲詩人、民謠歌手。7月7日，他來到哈爾濱舉辦“候鳥北飛”民謠音樂會：“這是我自己租的一個音樂廳，自負盈虧型的，我試著做一做東北的演出，嘗試一下，如果效果好的話，那我就可能會在其他省市也以這樣的方式來做一些演出。”
周雲蓬不肯透露每場演出具體的收入，他只是説：“這可沒準，如果大的場子，票賣得好一點，那就收入高一些。而且也跟城市有關。比如説我前幾天在丹東演出。丹東靠近朝鮮邊界，小城市，來了100多人已經很多了，可是要是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來五六百人也不能算很多。每個城市的演出門票也不同，上海的票價當然可以貴一點。”
“總體而言，現在的生活當然比以前好多了。”周雲蓬對記者説，“現在到遠一點的地方我可以乘飛機了，以前我都是乘火車。不過我們這兩天在東北巡演，還是乘火車。我怎麼覺得現在的動車也有點像以前的綠皮火車啊？特別擠，人特別多，站著的也有。我就想，綠皮火車原來沒有那麼快退出歷史舞臺，它只是化粧成動車了而已。還捨不得開空調，又沒法開窗，特別悶。”
童年時的綠皮火車也許要一直糾纏著周雲蓬，即使時代和他的生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如今，周雲蓬已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2008年，《讀庫》請綠妖去採訪周雲蓬，採訪了幾個月，寫成了長篇報道《歌者夜行·周雲蓬小傳》，然後，他們就走到了一起了。“之前，我們不認識。”周雲蓬説。
有趣。綠妖説她和周雲蓬在一起就是覺得他是個有趣的人。
人們還説，周雲蓬是個“明眼人”，雖然他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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