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梵瑞
上海觀眾冒雨觀看“民謠在路上”
鐘立風
川子在北京南站候車時為乘客彈唱
楊嘉松
“一個男人要經歷多少旅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男人；白鴿要飛越多遠的距離，才能在沙灘上安睡；大炮在發射出多少炮彈，才會被永久封存……答案在風中飄蕩。”可以説50年前鮑勃·迪倫就用他的成名曲《答案在風中飄蕩》為民謠定了調，民謠真正的力量與價值在於它對現實的觀照與批判。
今天的中國民謠已走出了白夜飄飄的年代，在一個到處是標準答案又到處都沒有標準答案的社會中，我們的精神常常被商業巨潮掀翻，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歌壇被你情我愛的陳詞濫調粉飾得花枝亂顫，好在有一批民謠音樂人的堅守，堅守著對現實的吟唱，對人性的樸素關懷，哪怕這個聲音是那麼的微小，畢竟這個聲音已經在路上……
於是我們看到，從前年開始幾位民謠歌者開始背著吉他在中國的大地上行走，這些沒有助理，沒有助手簇擁的歌手從一個城市輾轉到另一個城市，就像在進行一場關於理想主義的實驗，歌者們用樸素的歌聲試探著所到之地的溫度。在一些城市收穫共鳴，一些城市收穫敷衍……一個個城市的溫度相加就是整個中國的溫度。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民謠在路上尋找聆聽者的過程，也就是民謠歌者觀察巨變中的中國大地的過程。行走就是一道方程式，充滿變數，答案，在路上、在行走中推演。
1月2日，北京南站的候車室中，一個留著大鬍子的人席地而坐，一陣節奏明快的吉他旋律後，他開口唱起了歌。他的歌聲與車站中行人的嘈雜聲與車站廣播混在了一起，他的身邊也立刻圍攏了二三十個人，一位乘客拿出手機一邊錄一邊向同伴解釋：“這人叫川子，是唱民謠的，挺有名的。”
在川子的身邊，同為民謠歌手的同伴也在為他叫好，在他們的面前，六七個吉他箱零散地擺在地上。他們的目的地是南京，準備2012年“民謠在路上”的首演。“民謠在路上”巡演2011年中，“民謠在路上”在不同城市上演了42場。民謠，一個相對小眾的音樂類型，逐漸被人們熟悉，民謠歌手們也開始出現眾多粉絲，他們的出場也會引起台下的尖叫聲。
城市中的人們每天匆匆穿行于鋼筋混凝土的建築之間，許多人無暇顧及身邊的風景和發生在自己周圍的故事。民謠歌手拿起吉他、吹響口琴，平靜自由的唱出心聲，講述你我的故事。
沒有助理
歌手背著吉他趕火車
1月2日11點，四五個吉他箱堆在一起，幾個留著長髮的人在彼此間開著玩笑。行色匆匆的路人偶爾側目，“一看就都是玩藝術的。”年輕人絲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評價，仍舊説笑著。
直到川子彈起吉他，唱起了那首《鄭錢花》，説笑聲開始變成了叫好聲。川子的歌聲也留下了許多路人，他們開始圍觀、拍照。“在車站機場，大家待著無聊，我就把琴拿出來唱，給自己快樂，也可以給等飛機等火車的人帶來一些快樂，這一瞬間他可能就把飛機誤點和壓力忘了，多好的一件事兒。”
川子在車站見到民謠歌手沈慶後，上去就是一個擁抱，“慶爺，你來了。”歌手、樂手越聚越多。他們的目的地是南京，參加2012年“民謠在路上”巡演的首場演出。
“2010年4月12日在星光現場開始的第一場演出。5月份開始巡演，第一場是在一個只有300多個座位的小劇場。但是我們還是能感受到不同以往的變化，場地越來越好，互動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硬體條件也好了很多。十三月唱片CEO盧中強説，在“民謠在路上”之前，民謠沒有大規模地進入劇場和音樂廳。十三月與文學網站“榕樹下”的合作促成了“民謠在路上”的開始。”榕樹下給了一筆40萬的資金，我們拿了60萬，湊了100萬的盤子，演到第十一場的時候，錢都賠光了。有人就説這沒法扛了，我説我要再扛扛，扛到2010年年底看看會怎樣。後來通過很多演出，我們的票房好了起來，歌手的狀態好起來，也有商業贊助了。如果100萬賠光了我們就放棄了，就不會有現在的繼續巡演。
一位工作人員負責起十來個歌手和樂手的吃住行，工作人員將票發到了每個人手中。歌手們背起吉他，拖著行李通過驗票口。川子背著琴走在最後，“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把自己當成個腕兒，琴都是自己背著，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助理，也沒有那麼多的説法。”民謠歌手楊嘉松認為，真正的價值在於實打實做出來好的音樂。“很多人在演出時都是別人給拿琴，前呼後擁的狀態。但是在我們這兒，誰也沒把自己當腕兒，那些表面的東西我們不會做。”
簡單本真
歌手脫掉外套就上臺
在南京的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堂，歌手們分好了房間，兩個人一間的標準間，賓館距離演出現場大約5分鐘的車程。
1月3日晚上7點，距離演出還有半個小時。能容納1300人的演出現場來了大約6成觀眾，川子偷偷地在幕布後探出頭，看看演出的上座情況，“不能這麼少吧？這個時間起碼得坐8成了，估計一會兒還能陸續有人來。”
在場外，大幅海報上印著演出歌手的名字，川子、馬條、楊嘉松、王梵瑞、沈慶……老狼的頭像則被放得最大。
7點半，一聲清脆的鈴響。口哨聲、叫好聲此起彼伏在空氣裏，昏暗中無數雙異常期待的眼睛緊緊盯著舞臺。民謠歌手王梵瑞第一個演唱，燈光頓時暗下來，只有一縷光打在他的身上。穿著帆布鞋、牛仔褲，背著吉他的王梵瑞與觀眾寒暄幾句後，燈光亮起，低頭撥琴。他也沒有了台下的沉靜，隨著節奏開始進入狀態。歌曲唱畢，底下一片歡呼。“我改名字了，凡改成梵，以前的凡上面什麼都沒有，我想讓自己的音樂更豐滿起來，就像在原來的狀態中長滿了大樹。”王梵瑞説完，又開始了第二首歌曲。
來自西安的王梵瑞曾是太合麥田第二
代紅白藍的紅色代表，他當時被看作是更具人文色彩與社會關懷的唱作人。與許多一夜成名的歌手不同的是，33歲的王梵瑞經歷過很多時間的沉寂與磨練。曾經跟一些熱愛搖滾的哥們一起組樂隊，到最後卻各奔東西。然後孤身一人，從西安跑到北京，有過長期在酒吧裏駐場演出的生涯，離開歌壇開小飯店，再重做歌手，這些過往的生活痕跡，他用聲音時而安靜時而有力地述説著。
在王梵瑞演出時，後臺的楊嘉松一直在關注著舞臺上的變化。他脫掉羽絨外衣，穿著咖色T恤，圍著一條米黃色的圍巾走上舞臺。“民謠就是簡單樸實的東西，歌手也一樣，沒有過多的修飾，上臺就是表現一個本我。”
“民謠在路上”起步後，既普及了民謠，也勾起了一些中年歌手的青春歲月，楊嘉松就是其中一員。楊嘉松看到“民謠在路上”的演出視頻後，心裏就開始癢癢，他半開玩笑半試探地在盧中強的微網志上留言，“在路上的民謠，沒有我怎麼能叫民謠呢？”，盧中強也立即回應，“發兩首歌來聽聽。”不久之後，楊嘉松迅速加入了民謠在路上的隊伍，也與十三月唱片公司簽約。楊嘉松曾經為田震等歌手寫歌，多年不開唱的他已經成為一名音樂製作人，也開起了自己的公司。“之前也在做自己的音樂，後來一直在幕後，在幕後很枯燥，面對錄音棚特別孤獨。看見民謠在路上心裏就開始癢癢。
在老狼之後出場壓軸的川子一上臺就説：“在狼哥之後唱，壓力很大，得有一個很好的心理素質。”川子上臺前脫掉了軍綠色的外衣，穿著深藍色的T恤和一雙馬丁靴，坐在椅子上邊彈邊唱。唱到高潮時，川子站起身踩著椅子用力地撥動琴弦，一根琴弦被他彈折了。
感受冷漠
演出前把自己灌醉
川子的歌聲引起觀眾一片叫好，一個男歌迷突然喊出：“川子，我愛你。”臺上的川子一時語塞，憨憨地笑了幾聲，繼續唱歌。演出結束後，川子在後臺給粉絲簽名。“現在的情況好多了，以前是不是就得被打擊一把，也感受到了冷漠。”
“在一些地方，廣告海報已經打出去了，總共能夠容納300人的場地，最後只有30人，台下的觀眾不是划拳就是在玩骰子，我們藝人需要觀眾和舞臺，我們是在賠著錢演出。在網路上已經很有名的歌手，為什麼沒有人去關心呢？”川子在一次巡演結束後，承接演出方要求歌手自己找住的地方。“因為你沒給我賺錢，我們的演出沒讓人家賺錢，人家也不待見我們，我們只能連夜趕路。”
川子是地道的北京人，説一口清澈動聽的京腔，雖然已經44歲，但他自認為是民謠圈中的新人，“能讓現場音樂有一個舞臺，真正的不模倣不修飾，唱自己寫的歌，對我們來説是一件好事。我寫作的很多歌曲都是20年前寫的，如果沒有民謠在路上，可能沒有人知道我，我可能就是一個酒吧的小老闆，開著自己的酒吧，寫自己喜歡的歌，交自己的朋友，也是很安逸的生活。”公司曾安排川子在深圳的酒吧駐場，到了深圳之後，每天要唱3節，每節40分鐘。川子住在深圳污水處理廠的宿舍，一張破板床，墻上都是拍死的蚊子的屍體。“但是走上這條路上，我就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容易，才能寫出那些很現實、很不容易的歌。有的時候，也會遇到演出方認為民謠真棒，會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我們演出也很帶勁兒，一次打擊兩次鼓勵，兩次打擊一次鼓勵，總體來説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
以前演出中，楊嘉松也常能看到在他唱歌時，很多人在划拳喝酒，大聲説話，他有時候會説“我特別好奇你們在説什麼？我很納悶你們來這幹嗎來了？”
“十幾年前，我曾經在酒吧唱歌，我對這樣的情況都免疫了。因為有很多人不是來聽你唱民謠，而是來買醉的。”楊嘉松的辦法就是上臺唱歌前，先讓自己喝醉，他常在音響旁擺著一瓶酒，上臺前就大喝幾口。“因為這樣才能降低我的痛苦，這樣就會忘記他們不聽我唱歌的狀態，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去酒吧的客人。”文並攝J209
民謠心聲
“把沒法説的唱出來”
離開太合麥田的王梵瑞轉投了其他公司，他有些憤懣地説：“我是小眾歌手，就讓我好好寫和唱小眾的歌。”
王梵瑞在來到北京後寫了很多歌曲，他的專輯《這座城市》的創作靈感來源於他對北京夜景的一次瞬間感觸。北京特有的人文氣息始終吸引著這位來自古都西安的民謠歌者。王梵瑞説他的家鄉有著與北京相似的人文氣息，能分別在兩座文化古都生活對他來説是一種幸運。
在深圳演出時，突然有一個開發商老闆找到川子，讓他給樓盤寫一首歌，老闆拿著一間兩居室的門鑰匙等著歌曲出爐，“我把歌曲給他，他就把房子作為酬勞給我，幾百萬和一張紙的交換。而這張紙上寫的都是違良心，虛偽的話。”
川子拿起筆，寫出了被網友封為房奴歌的《幸福裏》，“離幸福不遠的地方，我想就是這兒了，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幸福裏四萬多一平米。我每天賺錢很努力，花錢也很小心，可是要住進這幸福裏，需要三個多世紀，我買不起。”
“只有努力，幸福是自己來的，不是別人施捨來的。如果我違心寫了歌頌那個老闆和樓盤的歌曲，即便我得到了幸福裏，但是我失去了的是真正的幸福。我在家裏肯定寫不出這樣的歌，我一齣來，有這麼漂亮的小區，這麼多人買不起房子。”
在川子心裏，他的民謠就是將“沒法説的唱出來”。“將老百姓自己的事兒唱出來，茶余飯後作為娛樂。盡可能地祈求整個世界會好，而不是我們在用個人的小精神推動社會，我扛不起地球來，我們只是期盼。我覺著我幹這行要對得起自己，也得多少有些作用。我們的聲音雖然很微弱，也是唱出我們對事件的理解，對人性的關愛，是一種喚醒，這是音樂重要的部分。”
楊嘉松説：“很多民謠的歌詞、編曲方式、演唱方法都是很簡單直接。我不喜歡拐彎抹角，寫的很簡單很單純，沒有太多的渲染。”
田震點評楊嘉松的歌詞是“小學五年級的語文水準”，“就是五年級以前學的字就夠了，她説得雖然有些誇張，但是我不喜歡堆砌辭藻，喜歡用簡單的詞語表達出內心的情感，這也是民謠的一個特點。現在民謠的形式有很多，有的很詩意，有的很簡單現實，有的偏向與搖滾。”
兩年多前王梵瑞離開歌壇，開了一個小餐館，這是另外一種生活體驗。他寫出了《天又亮了天又黑了》是一首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的歌曲，也是經歷了生活磨練的産物，它記錄了一群平凡人的生活狀態：天又亮了，天又黑了，又是一天結束了。人生就好像一個跑道，我們不停衝刺奔跑……“每個普通人都有可能在這首歌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這是一幅都市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寫照，歌曲的音樂比較簡潔，沒有太多繁複的編配。”
堅守信念
“民謠是我的血液”
不停奔波于演出地，川子懷念起了在酒吧裏安逸的生活，他經常想，“那麼安逸的日子，我幹嗎放棄了？跟這幫人這麼折騰啊？但是我如果憋在屋子裏，就沒有那麼多的感悟，寫不出這樣的歌曲。否則就是在嘶吼，很蒼白的音樂。”
川子認為堅持做民謠的動力在於音樂傳遞出的聲音，“最起碼在音樂中發生過一件事，出現過我這樣一個人，有人給你記下一筆，還有就是通過我們音樂傳遞出的一些微弱的聲音，來喚醒一些人們。”
説到收入，川子説：“幹這個就是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比日前的日子過得苦，我一齣來就把酒吧生意耽誤了，收入少多了。”
王梵瑞是一位崇尚真實的歌手，在他的歌曲開頭和結尾的音效，都是他自己拿著MD機在北京地鐵、街道、公交車站錄下來的。雖然這些音效完全可以在電腦軟體中找到，但他認為，只有親自去感受這個過程，才能真切捕捉到那些豐富的生活細節。
“民謠就是我的血液，就像是説話一樣，是我的愛好，我會永遠地做下去，哪怕是很多作品不會公開，但是我也會唱給我的朋友，唱給我的兒子聽。”楊嘉松認為，能夠有民謠原創音樂的舞臺，唱自己的歌，生命中有過一段時間是這樣過的，就很滿足了。
“這幾年更多地關注形式上的音樂，很多東西都比較千篇一律，音樂的辨識度越來越差，歌詞寫得也越來越差，相對於主流音樂來説，民謠得到了比較好的發展。”十三月唱片CEO盧中強説，不論從團隊的收入，還是從民謠音樂家的收入和主流音樂的演出收入對比來看，民謠還遠遠未到達火的地步，還相差得很遠。在很多商業演出中，很難看到民謠歌手的身影，這就意味著他們沒有很高的收入。“作為民謠在路上，首先要喜歡，不能有一個很長遠的野心，而是著眼于眼下的量入為出。民謠是我喜歡的，也是我熟悉的，也是我能給音樂家提供幫助的。”
“只描述不批鬥，戲謔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絕望。”盧中強認為，正因為新民謠擁有這樣一種溫和的批判力，從而能在漸變的社會中崛起。 本報記者趙喜斌文並攝J209
今夜我們不談愛情
趙喜斌
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樂壇白衣飄飄的校園民謠時代，伴著網際網路的興起，民謠在主流音樂的衝擊下，開始慢慢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中。大約十年後，從北方到南方，在各種民謠音樂節上，一批民謠歌者抱著吉他坐在臺上，他們的歌曲中不再講述著校園的故事。他們彈奏著生活的節奏，喉嚨裏發出堅韌而充滿著對生活感悟的聲音，唱出更為草根、更有城市特色和生活力量的聲音。每當直擊現實的歌詞，糙勁十足的聲音躥進你的耳朵時，你就知道，現在的民謠要撕破的是現實中詩情畫意的假像，仿佛説，今夜我們不談愛情。在這群歌手中，不乏有在民謠音樂中堅持了十幾年的“老人兒”，是什麼讓他們堅守在這塊民謠的陣地上？是什麼讓他們開始一頭扎進了對現實的關注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