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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體制決定你的命運
南都週刊：你加盟華納之後，個人事業突飛猛進，很多內地歌手加盟海外的唱片公司都有這樣的情況。
汪峰：這就説明，這跟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是一樣的，你的體制決定了你的命運，如果一直是在一個錯誤的體制裏，你就可以知道你最終的命運了；如果在一個對的體制裏，現在吃點苦沒事。
南都週刊：“鮑家街43號”簽約的是內地的京文唱片，你覺得內地的唱片公司和海外的相比，差距在什麼地方？
汪峰：規範化。海外唱片公司有版稅，至少一個歌唱者有一定的經濟收入，生活應該不愁。但是內地的就沒有版稅，沒有詞曲費，而是給你一筆錢，這筆錢包括了製作專輯的所有費用，所以基本上每張專輯我們樂隊每人平均分到3000-4000元。那個時候製作一張專輯費用比較高，大概要15萬，錄音需要花費10萬出頭，也許是12-13萬，剩下2-3萬7個人分，加上公司還要抽掉一點錢，所以這個是一個錯誤的體制。
華納就有專門的詞曲費，一首歌詞多少錢曲多少錢，版稅就是我們先預估你這張專輯能賣多少，我提前給你錢，不用等到專輯發售以後，至少也是一筆收入。包裝是另外投錢，所以這是一個正確的體制。
南都週刊：香港、台灣的唱片公司會包裝旗下的藝人，在這方面公司有沒有設計你的發展道路？
汪峰：那種包裝和我現在的狀況完全不同。他們做的是産品，比如説現在有很多歌手，已經很紅很紅，但是沒有一首歌是你可以記住的，只記住了這個人，那這就是産品行銷的效果。
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特別無恥的行為，因為你的音樂水準跟我不在一條線上，你的商業策劃比我牛逼我尊重你，但你不要對付我。你那是産品我的是音樂，對，就是這個區別，還好港臺地區現在也越來越注重音樂了，這是大方向。
南都週刊：許巍在接受我採訪時談到，一方面自己的音樂要堅持，另一方面，海外唱片公司商業化的運作手段也非常重要，不可忽視。
汪峰：沒錯，但是在我看來，內地做音樂的人應該有自己的做法，去吸取和結合港臺唱片公司的商業化運作規律。我自己加盟過各種唱片公司，港臺、內地、海外都有，這是我最後得出的經驗，港臺公司的模式會讓搖滾樂的棱角、銳氣消磨，還是要結合學習，學習的對象就不是港臺的，是最好的西方的唱片公司的運作方式。
南都週刊：像《在雨中》、《幸福的子彈》這樣的歌，唱片公司是不是也特別有意地考慮，在保持你個性的同時，更增加一些流行元素？
汪峰：沒有啊，就是我那段時間寫歌，裏面正好有這一類的作品。我從來不會因為有人告訴我説你應該寫什麼去寫什麼，或者因為現在大家都有可能聽什麼然後我去寫什麼，在作品這一方面沒有任何人可以決定或者是影響我。
南都週刊：在近幾年的作品中，我們印象比較深的，一類是勵志的搖滾，另一類是表現我們這個年代青年人的迷惘，社會批判性作品好像相對比較少了。商業會不會削弱搖滾的批判性？
汪峰：其實很多。我的專輯裏面，每一張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歌具有社會批判性質。比如我上一張專輯（《信仰在空中飄揚》 2009年），《名利場》、《有意思嗎》、《破碎的歌謠》，這些我都是想要揭示一些問題的。因為我覺得，如果連我這樣的角色都不去揭示問題的話，那這個社會上就再沒有聲音了。老百姓自己在微網志上發兩句牢騷，但沒有多大的影響。
當然，我並不是跳出來作政治批判。這都是我發自內心的想法，因為這還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會，我有話要講，和我敢不敢沒關係，我要是不敢根本不會觸及這些話題，也不會有這些作品了，這是我的方式。
南都週刊：這個度應該怎麼把握？
汪峰：我的歌曲裏，有些只是把報紙上刊登出來的，還有網上揭露的醜事寫在我的歌裏，而我所做的事只是篩選哪些事可以寫進我的歌而已。但我沒有謾罵，沒有説什麼這他媽什麼玩意兒，我沒有這個資格和權利。搖滾樂最大的魅力就是把所有的問題提出來，答案都在大家心裏。但是很多問題經過這麼多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真正能解決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只能是集體的思考。
如果有一天，有幾個藝術家意識到了這一點，通過這麼一撥人讓全社會都有了純熟的、充分的思考，然後再付諸良性的行動，那是一種良知。如果一個藝術家希望自己的言論引起社會暴動，那是很愚蠢的。藝術家的內心都嚮往幸福，希望更好地去生活，其實藝術家單純之處就在於此。他們提出問題，讓全社會去尋找一個良性的建設性的方案，其中必定有痛苦，因為要嚮往幸福必定要先認清其醜惡的一面。
我認為搖滾樂最積極的一面是揭示社會的醜惡，並且不斷地喚起人們去找回美好。美好從來不是變出來的，那些所謂表面的美好都是虛偽的，真正的美好是從醜惡中生出來的，都不知道什麼是醜惡就沒有資格説什麼是真正的美好。
有一個目標就能寫出好歌嗎？
南都週刊：去年的“怒放”演唱會獲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有人説這不過一場懷舊的拼盤演唱會。你覺得呢？
汪峰：我看是這樣，所有的這種事物出來之後都會有不同的聲音，但是你會發現所有這些不同的、反面的聲音都是那些不做事的人在那説，出於個人目的，還有一些做演出的，他眼紅。我覺得“怒放”的大方向絕對是好的，先不説是懷舊還是創新，近十年有人做嗎？有誰把這些重要的搖滾音樂人集結在一起搞一場演出？
都是廢話！中國人就這毛病，好些時候做不成事就是因為這個，還沒做呢，就已經不團結了，嘴上都在説我們才是對搖滾樂最真誠的，其實都在拆臺，根本不要理會他們，真的，我就是這麼想的。真正中肯的批評肯定不是這個角度的説法，他會給你建議，角度應該怎樣會更好，演員陣容上怎樣會更強大，或者環節設置怎麼樣才更好，這才是不同的聲音，你説這事能不能做，廢話，你做了嗎？永遠都是這樣。
南都週刊：我也在現場，當時很多網友發微網志説“白岩松來了”，還真的有點像，抹了髮膠特別像，一個搖滾歌手為什麼喜歡抹髮膠呢？
汪峰：我也不是喜歡用髮膠，有時候我就是長髮披下來的，這不一定，看什麼樣的場合。其實你用啥，有頭髮沒頭髮跟搖滾沒關係。這無所謂。
南都週刊：在“怒放”演唱會上唱了《飛得更高》。有些樂評人認為，你的《飛得更高》、《勇敢的心》、《我愛你中國》這樣旋律朗朗上口的勵志歌曲，是為了迎合市場。你是否認同他們的觀點？
汪峰：為什麼要考慮？有意識地考慮寫首你認為老百姓喜歡聽、可能會火的歌，這種想法真是極其愚蠢！從創作角度來講，你真以為你有一個目標就能寫出來好歌嗎？這真的太可笑了！好的作品都是發自內心的，沒有雜念、很單純的情況下才會寫出來。我對我寫歌的要求就是旋律一定要出色，這一點已經決定了它有流行性了，別的就不用考慮了，首先我就很喜歡好聽的旋律的，這點是不衝突的。
南都週刊：你耳熟能詳的歌曲裏，好幾首都比較勵志、積極向上，那些都是你真實心情的寫照？
汪峰：都是我的真實心情、真實感受的産物。也都是我寫給我自己的。至於社會發現這些是他們的需要，這也很正常，只是我個人覺得這些歌在我的作品中，藝術成就上我覺得只是一般，就是我的中等水準。
南都週刊：比如説《我愛你中國》，好像你母親特別喜歡，怎麼寫這首歌的？給人的感覺主旋律了一點。
汪峰：這更正常了，我自己的祖國，我為它寫首歌，就這麼簡單！但是這首歌的歌詞，你要是仔細看了就會發現，這裡面有很正面但是也有很痛心的感覺，這就是我真實的想法，我不認為它和現在那些假大空的作品是一種事物。
南都週刊：這首歌段林希在今年的“快樂女聲”總決賽中演唱了，幫助她奪得了今年的“快女”冠軍，你對今年的選秀有沒有關注，對它們怎麼看？
汪峰：本身選秀這種形式的出現是必然的，在整個國家的流行文化的發展中，一定會出現，所以我對這種形式沒有意見。只是很多東西到了中國就會變，變得很無聊！變得完全不講究內容部分的優秀和強大，只知道惡俗和不求品質的各種炒作！商業也並沒有商業的完美，國外的更商業化，進入決賽的選手水準都極高，我指的是這個，我們這邊唱出來的水準也就是卡拉OK的水準。這就是我的看法，選秀本身沒問題。
南都週刊：我看有很多音樂素質不錯的選手參加了海選，可是最後選出的就是這樣的歌手。
汪峰：這就是問題所在，主辦方的意圖有問題，沒能在選秀中找出好的來。
南都週刊：現在也有很多音樂人做評委，你覺得他們的點評是否專業？有沒有請過你？
汪峰：有一些還行，參差不齊。有很多人請過我，我是不會做評委的，有些時候還會給你一個命題來表達你的想法，那對於我來講就更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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