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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健抵達北京後，此照片後被侯德健用作在內地出版專輯的封面。
前中央領導人習仲勳（右二）、楊尚昆（右一）接見侯德健。
侯德健(左）和李建復2011年在鳥巢演出合影。
在侯德健看來，《龍的傳人》裏“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要挑釁中國，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
南方週末記者 姜弘
侯德健從來都認為《龍的傳人》就是一首“紅歌”，他也從不介意任何人、任何團體以怎樣的方式運用它。“好萊塢也有愛國歌曲、愛國電影，他們的聰明之處在於，不是官方組織做這些事，而是在自由市場中，由民間自己去做。那樣，效果肯定會更好。”
許多80後、90後知道歌曲《龍的傳人》，是因為台灣偶像歌手王力宏。2000年，王力宏在專輯《永遠的一天》裏翻唱了《龍的傳人》，中間還加入了一段英文説唱(Rap)。王力宏的歌迷追根溯源，追到了王力宏與李建復的甥舅關係，一部分鐵桿順勢刨出了歌曲的原作者——侯德健。他們不知道的是，1988年侯德健在央視春晚上親自彈唱了《龍的傳人》。
2011年5月2日，侯德健在鳥巢與李建複合唱了《龍的傳人》，這是台灣滾石唱片公司30週年的紀念演出。“滾石”老闆段鐘潭本是侯德健的老相識，近些年兩人失去了聯絡，“滾石30”想請侯德健，托李建復捎話。李建復是台灣校園民歌早期的代表人物，也是《龍的傳人》首唱者。侯德健聽説之後當即表示“沒問題”，他很想體驗一下在鳥巢唱歌的感覺。
侯德健的出場成了這臺6小時超級演出的最大新聞。壓軸時段，周華健以簡短介紹引出侯德健、李建復，前奏響起，現場九萬人開始大合唱——這也是他22年來第一次在北京登臺演出。
“姑息”
時至今日，提起《龍的傳人》，侯德健忘不了一件事和一個人。
1978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那一年，侯德健正在台灣政治大學讀書，從會計轉修國語的他正打算退學。1978年12月16日早上，侯德健還在睡覺，同學推醒了他，告訴他：“出大事了，外國廣播説美國和我們斷交了。”那天，學校陷入一片悲情之中，不少同學譴責美國背信棄義，拋棄朋友。侯德健對週遭的悲情不以為然，在他看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一直被悲情籠罩，受外國人牽制，他憤怒于這種懦弱的悲情，寫下了《龍的傳人》。“海峽兩岸的矛盾衝突是兄弟之間的紛爭，容不得外國人在其中挑撥離間、漁翁得利。”33年後，侯德健回憶起創作初衷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它當然是一首愛國歌曲，宣揚的是民族主義，只不過，我的愛國與民族主義與許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和當時的台灣當局更是大相徑庭。”
當時，正值台灣校園民歌浪潮的高潮，侯德健是其中的重要人物，《龍的傳人》很快在以挖掘校園民歌著稱的新格唱片錄製完成，由李建復演唱，推出後立即成為熱門歌曲，被迅速傳唱。國民黨政府於是也大力推廣，十天后，台灣《聯合報》刊出歌詞全文。
那時台灣依然處於“戒嚴時期”，歌曲的出版發行需要交由“新聞局”審查。原詞中“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劍”被改為“姑息的劍”。侯德健感到哭笑不得，他認為，被修改的原因是，有人認為“奴才”二字過於敏感，對鼓舞士氣不利。
之後不久，宋楚瑜出場了。那時候的台灣大學男生在入校前，都要在台中的成功嶺進行為期六周的軍訓，《龍的傳人》誕生後不久，宋楚瑜在成功嶺向正在軍訓的學生演講，題目乾脆就叫“龍的傳人”。
對於《龍的傳人》，宋楚瑜在原詞第三段後面又加了一段，以表達自強不息的鬥志。歌詞裏添加了“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詞句，新聞局官員通過唱片公司傳達了修改的意圖，侯德健明確表示“無法接受”。
宋楚瑜沒有甘心，先是叫人把侯德健、李建復請到辦公室，對兩個年輕人的創作進行了一番表揚，然後又請侯德健的老師和長輩們吃了一頓飯，席間提出想讓大家一起幫助勸説侯德健修改歌詞。侯德健的師長們當場反過來勸宋楚瑜，如果非要表達另外一層意思，不如另找人寫歌。
當時的台灣，政治人物親自修改歌詞並非新鮮事，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蔣緯國就曾對劉家昌寫的歌曲《梅花》的歌詞“動過手術”。政治人物們認為這是為歌曲增色，顯然侯德健並不買賬。他認為，宋楚瑜的詞是國民黨的政治口號，而他無意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宋楚瑜最終沒有成功。
“叛逃”
1983年，侯德健做了一個震驚華人世界的舉動：在台灣依然處於戒嚴狀態下，在香港新華社的幫助下，繞道英國來到了北京。
由於侯德健拒絕按照宋楚瑜的意思對《龍的傳人》進行修改，很快，台灣“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開始派人出面遊説，邀請他寫一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歌》，還定好了演唱者鄧麗君。據侯德健回憶，當時，儘管“文工會”沒有強人所難，但他也沒敢當面回絕。
1983年3月，侯德健申請到香港參加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的示威活動，被台灣有關部門拒絕。此時，“文工會”傳來消息，説是“老闆”想請他吃飯，侯德健以為是“文工會”的負責人，仔細一問，要請他吃飯的竟然是幕後大老闆蔣經國。侯德健把這件事告訴了外公，外公説怕是“鴻門宴”。侯德健由此下定決心出走台灣。
侯德健的出走在當時的台灣宛若一顆炸彈，被台灣官方認為是“叛逃”，《龍的傳人》從此被打入冷宮，禁止在任何場合公開演唱。這一禁令直到1987年台灣宣佈“解嚴”後才失效。
“我們家在台灣的境遇一直不好，我的祖父是國民黨空軍，祖父曾告訴我，當年執行轟炸延安任務時，他老人家把炸彈都扔到了秦嶺上。也正是因為對國民黨的不滿，1949年到台灣後，一直不被重用。”侯德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小時候，家裏有整套的《魯迅全集》，“你要知道，這在當時的台灣，是十分罕見的事。”
來到北京後，侯德健被安排在王昆領導的“東方歌舞團”。那幾年，他曾在團裏的演出中唱過《龍的傳人》，他也才得知，這首歌曲在大陸也很受歡迎，包括當時很紅的香港歌手張明敏在內，有不少歌手在各種晚會和演出中都唱過這首歌。沒多久，侯德健與東方歌舞團産生了矛盾，於是南下廣州。
1988年，當時的廣電部副部長聽説了侯德健的遭遇，向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推薦侯德健演唱《龍的傳人》，那一年是中國農曆龍年。
那年的春晚已經採用直播方式進行，之前進行了許多次綵排。“我想他們是要確保安全播出，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侯德健回憶，春節晚會的幾乎每句話都是事先寫好腳本的。但在一次綵排時，主持人蔚華忽然脫稿即興發問：“你説中國人為什麼對龍這麼情有獨鍾？”侯德健回答説：“十二生肖裏，其他十一種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只有龍是中國人自己想像創造的，希望中國人在龍年裏有更多新的創造。”這段腳本裏本來沒有的即興發揮被導演認為十分不錯，就在除夕之夜的直播中採用了。那晚，侯德健抱著一把吉他，以緩慢、抒情的方式演繹了這首歌曲——當年李建復的首唱版本採用的是進行曲節奏，侯德健一直不喜歡這首歌被配以昂揚的進行曲節奏，因此，他自己在各種場合演唱時，都會改為舒緩的抒情節奏。
1990年1月，侯德健出版專輯《下去不》，收入他自己演唱的《龍的傳人》，其中一句“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被他改回為“奴才的劍”。原詞中“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改為“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紅歌”
1990年之後，侯德健一直在紐西蘭和台灣兩地居住。但這個四川人顯然更想回大陸，他從來都認為自己的根在大陸，這一點從未改變過。1999年，他患上了一種不常見的恐慌症。
那段時間，侯德健進入了迷茫期，大陸也有傳聞侯德健竟然幹起了算命的事。事實上，那幾年，侯德健以研讀《易經》尋找精神出口，也將其中一些心得整理成書出版，這些書也于2010年獲准在大陸出版發行。
侯德健是2006年從紐西蘭搬回北京的。回京五年，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陸，“是個北京人”。侯德健一直想做音樂現場，他在國外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無論是音響技術上，還是藝術家方面，他希望能做出最好的中國音樂現場。幾年來，他先後到廣州、上海等城市考察，當地政府也表示支援，但苦於沒有合適的地點。
2010年底，一位朋友介紹他認識了重慶市南岸區的政府官員，很快，南岸區給侯德健在商業繁華地段劃了一塊地，於是侯德健夢想中的首個音樂現場落在了重慶。
把重慶的音樂現場叫做“龍的傳人”，也有當地政府的意思——早在2009年5月，《龍的傳人》就曾被選入中宣部推薦的百首愛國歌曲，與《東方紅》、《延安頌》、《歌唱祖國》一起，被稱為“紅歌”。
這一次將要舉行的“龍的傳人音樂現場”，侯德健是主動要在重慶搞“紅歌”演出：“建黨九十週年要到了，重慶提出能不能辦一台這方面的演出。我們就找到了一支俄羅斯合唱團。”侯德健説，這支合唱團以演唱蘇聯“紅歌”知名，也有中國“紅歌”的保留曲目。
“我不排斥‘紅歌’，儘管我聽的不多，但未來的音樂現場，觀眾喜歡什麼，我們就演什麼。”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侯德健明確表達了他對“紅歌”的看法。在侯德健所聽的不多的“紅歌”中，有蘇聯的《三套車》、《喀秋莎》，他相信重慶一定會有不少年長的觀眾對這些“紅歌”有懷舊情結。由於演出成本不高，公司還拉到了贊助，因此，這次演出的幾千張門票都是免費的。
6月的這場“紅歌”演出算是侯德健與重慶方面合作的一次實驗。
侯德健登臺鳥巢後第三天，就坐著飛機“回”重慶了。這半年，他跑了好多趟重慶了，他的“音樂現場”近萬平米的建築面積，現在還在設計草圖，到明年春節，這座建築將拔地而起。
在侯德健看來，《龍的傳人》裏“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已經成為過去，“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要挑釁中國，恐怕得先琢磨琢磨了”。現在的中國正處於發展的第二階段，經濟持續增長，國計民生成為最重要的。侯德健強調自己不是社會觀察家，但他覺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在最初階段和現在是不一樣的，不再是口號，而是會轉化為具體的東西，比如，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比如環境保護問題。”侯德健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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