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中國：在1988年的黃山會議上，您曾經放過100多張幻燈片，後來高名潞、栗憲庭在這個基礎上挑出了89現代藝術大展名單。您再回頭看85新潮的美術，現在有沒有新的感受和評價？

    葉永青：整個八十年代其實對我們這一代人就是一個舞臺，那種很熱鬧、很衝動的年代的很多東西都是在那個舞臺上能夠得到這樣的呈現，對我們來説，就像當時我拿這些幻燈片、拿很多東西去給大家介紹關於西南的、雲南的、貴州的、四川的這樣一些新的、不被大家所知的藝術家的時候，其實你都是在這個舞臺上展示，所以在那樣一個時代，這個舞臺有時候你是觀眾、有時候你是演員。八十年代對於我們來説這個舞臺也是像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到了89年現代藝術大展就是這個神話的破産，很快就消失掉。而且八十年代所形成的整套話語、整個的知識後來都被九十年代這種現實打得粉碎，我們也儘量想辦法從那樣一個地方能夠和八十年代劃清一個界限。不管那個年代多讓人懷念、多讓人覺得有意思，但是我覺得，那樣一個時代也有自己非常可笑的那些東西，慢慢的你能夠和它找到一種不同的東西，因為它畢竟是生活在比較虛幻的文化場景裏，九十年代給你提供的另外一種現實讓你更加認識到藝術不是靠活在一種很大的（時代），雖然我承認那個時代是一個有理想的年代，但同時也是一個很虛、很假大空的時代。所以九十年代的現實就是讓我們更加地認識自己，因為九十年代有些東西讓我們看清人是有局限性的，人不是一個可以用各種思想、各種東西武裝成一個超越自己的東西，每個人都有局限性，每個人能面對自己的局限性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自己，人都有弱點，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後來對整個中國當代藝術很重要的一種轉變，我自己是這樣看的，對個人來説是這樣的。

    藝術中國：您的創作從過去的鄉土題材到後來的大招貼系列再到現在鳥塗鴉系列，這些變化背後您的思考是怎樣的？

    葉永青：還是不同文化的參照和不同的環境的影響。你形成這種藝術，或者你做的工作，就是看你放在什麼樣的語境裏去討論它和思考它、去判斷它，你作畫的過程其實就是不停地在找你自己，那麼誰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什麼樣子？其實都是要不停地在這樣一個參照裏邊去照鏡子，不停地把自己放在一個時代的地方去做這種考量，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你原來覺得津津有味的、覺得有趣的東西，換一個新的環境，或者換一個不同的地方，它的意義就完全變掉了，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再有勁來做這樣的事情。比如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其實我開始做的很多塗鴉的東西，當時在國內也非常津津有味地在畫這種東西，後來1999年的時候，我在倫敦待的時間比較長，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在那個環境裏邊就發現，突然就意識到做不下去了，原來在國內做的像塗鴉的東西，想做新的東西。這跟我當時那種生活狀態的改變有關係，以前有從來沒有在一個西方的環境裏完全和一些西方的藝術家在一起生活很長時間，而且那些人群完全不是原來我能夠很輕易的接近的人群，我的房東就是一個素食者，我們周圍全是一些同性戀，全是一些這樣的人，我是在接近他們的過程裏慢慢地體會到，以前我們看的英國藝術，當時的英國藝術是非常走紅的，以前我們完全從書本上去看這些東西，是看不清楚的，當你和一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你看到一個人生活的那種品位、他的嗜好、他的癖好完全和你不一樣，他的潔癖、他的趣味，其實全是從生活裏邊來的，每天不能吃肉、每天要做的那些事情都是非常精緻的，然後形成他對生活的一些看法，比如一根線條畫上去，我們覺得是直的，他都還要去拿尺子量，還要去做，後來你知道極少主義是怎麼在他那裏表現得那麼挑剔。這樣的話才會形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也是一些新的東西，這種東西再參照、再回頭來看自己的作品，很多東西你就發現有點索然無味，所以有點想做新的東西。如果沒有這種環境的改變，我想不會真正帶來這種藝術上的改變。

    藝術中國：您的很多作品在內容上關注人類的社會問題、生存問題、環境保護等問題，您認為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藝術對社會的影響是什麼？

    葉永青：藝術不能影響社會，藝術不會改變社會，藝術家也不是為了改變社會而生存的，藝術家就是能夠察覺到改變，藝術家能夠敏感到這種改變，而且藝術家自己的興趣都是從自己來出發的，只是對自己的一種興趣，他不小心改變了什麼那都是後人的事情。

    藝術中國：您認為過去的時代，藝術家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葉永青：那個時代藝術家也只是提出問題，藝術家是一個不停提問的人。

    如果把藝術的功能放得很大的話，它在不同的時期，或者有些藝術作品會在一個特殊的語境裏、或者一個時代背景裏産生一種很強大的社會效應，這也沒有什麼違背不違背，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所造成的東西。但是我一直覺得，藝術是沒辦法去改變社會的，它只是提問題，不停的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