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末的藝術品市場不乏看點，然而最具話題性的莫過於大連萬達集團以2816萬美元在紐約佳士得拍下畢加索的作品《兩個小孩》，一時間引發熱議和質疑。然而本土藏家對西方藝術品的青睞並非心血來潮，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中國新興藏家對於西方藝術品的收藏隨著審美趣味的多元化以及相關政策的日益放寬而穩步增長。

現象：中國藏家愛上西方藝術？

大連萬達集團以2816萬美元(含佣金約合1.72億元人民幣)在紐約佳士得拍下畢加索作品《兩個小孩》，新型企業收藏家和西方現代派大師碰撞出的耀眼火花，一時間匯聚了眾人的目光。人們驚訝地發現，在競拍《兩個小孩》前，萬達在本次佳士得秋拍中已經以合人民幣1700萬元的價格購入了畢加索另一幅作品《戴帽子的女孩》。如此大手筆的投入，再聯繫到蘇富比拍賣行的近期舉動——甫一取得在中國大陸拍賣、交易的資格，便迫不及待攜倫勃朗、畢加索、羅丹三位大師總價值13億元的作品亮相“蘇富比北京藝術周”三場私人洽購展，人們不禁驚呼：中國藏家開始轉向西方藝術品收藏了？！

其實中國藏家對西方藝術品的青睞並非心血來潮，早在近10年前香港著名收藏家張永霖便對這一傾向做出了預言。張永霖先生在2006年接受採訪時講道：“1995年到2000年，在拍賣中我沒有遇到競爭對手，但是，在最近北京的幾次拍賣會上，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最近幾年來我在競拍中國藝術品時屢屢失手，這預示著，不斷發展的內地藝術品市場有一天同樣會成為西方藝術品的強勁購買者。”2013年剛剛離任佳士得拍賣亞洲業務負責人的葉正元(Ken Yeh)也曾透露，在2004-2006年期間，中國內地的收藏家購買了畢加索、雷諾阿的作品，另外還對凡·高和莫奈的作品表現出興趣，但在拍賣現場沒有競拍成功；他認為在未來的幾年中，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富裕商人將成為西方藝術品的重要買家。如果説這種傾向在當時還僅是一股暗暗涌動的潛流，經過數年的培養和累積，中國藏家對西方藝術品的收藏已初具規模，正似冰山般浮出水面，而人們所見其實可能僅為冰山一角。

除了萬達此次購藏畢加索作品，上海“昊美術館”對戰後前衛藝術大師約瑟夫·博伊斯作品的收藏也因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所舉辦的“社會雕塑：博伊斯在中國”展覽走進公共視野。這是中國私人美術館首次收藏博伊斯作品，卻不是“昊美術館”和西方藝術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昊美術館創始人鄭好一直對西方現當代藝術情有獨鍾，達明·赫斯特和其他優秀歐美藝術家作品都是他的得意藏品。香港藏家劉鑾雄也開始涉足西方藝術品收藏，2006年他曾以1737.6萬美元將紐約佳士得“戰後及當代藝術”夜場中一幅安迪·沃霍爾的作品收入囊中，一舉刷新這位已故波普藝術大師的作品成交價紀錄。2008年劉鑾雄又在紐約蘇富比豪擲3900萬美元，購入高更的洗浴系列《早晨》。而2010年紐約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上，以1.06億美元刷新當時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最高紀錄的畢加索《裸體、綠葉和半身像》，劉鑾雄也是8位競拍者之一，至於他最終是否抱得名畫歸，拍賣行方面拒絕透露任何消息。台灣藏家陳泰銘早在2007年就曾以3300萬美元在紐約蘇富比秋季當代藝術拍賣中，買下全球頂級藝術家弗朗西斯·培根創作于1969年的自畫像。以文化娛樂業起家、入場不久的藏家喬志斌，以英國雕塑家安東尼·格姆雷的作品作為其海外收藏的開端，目前已將英國雕塑家托馬斯·豪斯雅戈(Thomas Houseago)2011年的作品《Ghost.of.a Flea I》以及北歐裝置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的《色彩實驗之22》收入囊中。

而一些行事低調的藏家的購藏行為則更加隱秘，僅可通過拍賣記錄一窺其蹤跡。比如2009年在紐約佳士得拍賣會上以1070萬美元成交的印象派名家愛德加·德加(Edgar Degas)芭蕾系列《芭蕾舞演員》，其買家為中國藏家；2011年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以2130萬美元成交的畢加索《閱讀的女人》、以2250萬美元成交的莫奈作品，均花落中國藏家；2012年，一位中國藏家在倫敦以340萬美元拍下義大利著名畫家喬治·莫蘭迪(Giorgio Morandi)的作品；2013年紐約佳士得春季拍賣會上，20世紀巴黎畫派代表人物之一柴姆·蘇丁(Cha m Soutine)的《小糕點師》(Le Petit Patissier)在被佳士得亞洲業務發展執行人李昕代理的電話買家以1800萬美元競得，買家疑為中國藏家，佳士得首席執行官史蒂芬·P·墨菲(Steven P. Murphy)也表示，來自中國的買家與印度、俄羅斯藏家共同構成了該場拍賣的主力。

因由：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是什麼因素促使原本專注于本土藝術的中國藏家對西方藝術品頻頻出手？相信主觀的內部需求和客觀便利條件各佔其份。

最主要的因素當屬中國藏家自身審美趣味的轉變，隨著新富階層的不斷成長，新一代藏家進入藝術品市場，以“70後”、“80後”為主的新藏家多接受過良好教育，且不乏海外留學經歷，對西方文化藝術更易親近認同，藝術品位與其父輩有很大差別；老一代中國藏家所青睞的傳統水墨及學院派油畫，在新藏家眼中可能顯得腐朽、土氣，形式新奇、觀念前衛的當代藝術比較符合他們的口味，只要作品本身能夠打動他們，作者的國籍並不重要，西方一些新銳藝術家的創作思路更加輕鬆開闊，價格也並不高昂，因此相對於中國本土藝術反而更有優勢。

對於實力和眼光都更加成熟的資深藏家來説，收藏西方藝術絕非個人喜好那麼簡單，近年頻繁高價購入西方經典藝術品行為的背後，蘊藏著更加國際化的收藏視野和野心。這些藝術品領域的大玩家，多數已完成了從個人藏家到機構收藏的華麗轉身，比如眾所週知的王薇、劉益謙夫婦創辦的龍美術館，鄭好創辦的昊美術館等。另有一部分則從一開始就是以企業收藏的形式展開的，比如王建林的萬達集團、許健康的寶龍集團等。作為企業收藏，除了體現企業負責人的個人收藏喜好，更是企業資産配置、財務安排的有力手段，因此更多會考慮到藝術品的保值性和抵抗風險能力等因素。可以看到，相對於令人眼花繚亂的當代藝術，實力雄厚的中國藏家更加鍾情于印象派、表現主義等現代名家經典，這些作品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已有定論，其市場價格也經歷了百餘年的積累和沉澱，不會像某些短期內價格暴漲的當代作品那樣存在較大泡沫，不失為企業投資的安全選擇。從更深遠的角度來看，企業收藏還是企業品牌、企業文化、企業社會責任感的一種戰略性建設，許多企業收藏在達到一定規模後會轉變為公共收藏，興建自己的美術館；一旦進入美術館系統，對於藏品的品質、整體館藏的定位將提出更高的要求。仍以萬達為例，據集團藝術品收藏掌門人郭慶祥透露，萬達正在北京籌建自己的美術館，並且還會繼續購買西方藝術品，他們的收藏策略定位於收藏他們認為作品有價值的藝術家。由此看來本次購藏行為應與其美術館的規劃息息相關，且顯示出萬達建立國際化企業收藏和美術館的戰略企圖。

業內經營者的引導以及相關政策的放開等客觀因素也對這股潮流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蘇富比、佳士得兩大國際拍賣巨頭覬覦中國藝術市場已久，一直在等待時機搶灘登陸。此前除了政策上的限制使得外資企業無法在大陸舉辦拍賣會，中國藏家固有的收藏喜好也影響到其業務的展開；而與迅速崛起的中國本土拍賣行相比，外資拍賣行在古董、中國書畫等領域並不佔優勢，因而他們採取潛移默化的方式，憑藉自己資深的行業經驗對中國買家施加影響，培養和引導其對西方藝術品的興趣。此外，許多中國藝術品經營者也紛紛將目光投向西方藝術，認為其與瘋漲的中國書畫和當代藝術相比仍是一塊“價值洼地”。北京華辰拍賣2007年便試水“西方油畫及雕塑”專場，中國嘉德緊隨其後，在同年12月和2008年3月的四季拍賣連續推出兩屆“美的喜悅——19世紀歐洲油畫珍藏”專場。儘管這些經營者的努力尚未産生實質性的顯著收效，然而中國藏家對西方藝術的逐步接受的確有目共睹。

自2012年以來，中國對於外國獨資、中外合作的拍賣企業在國內經營的資質從政策層面有明顯鬆動，2013年上海自貿區的成立也給外資藝術品拍賣公司帶來了利好消息。儘管文物拍賣仍未放開，但是對於外資拍賣行在中國藝術市場已經實現了準入的實質性飛躍，且自貿區內的交易也消除了高額關稅的壁壘，使得西方藝術品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更加便利，種種因素都為中國藏家與西方藝術品“戀愛”提供了有利條件。

未來：一場細水長流的“戀愛”

經濟的飛速發展使得許多人將當今中國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日本進行類比，斷言中國在多個領域都將重蹈日本的覆轍，藝術收藏領域也不例外。上世紀80年代，日本銀行、保險公司及個人收藏家大量高價購買西方現當代藝術，掀起了以印象派為核心的收藏狂潮。中國買家會在未來幾年中為西方藝術瘋狂嗎？其實無論從文化認同還是投資角度來看，都無法得出肯定的結論。首先中日兩國的文化看似同出一源，實則有本質差異，日本的民族特性決定了日本藏家可以輕易接納和認同西方價值理念，因此對待本土和西方藝術家的作品並無內外之別；而中國藏家則多數存在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情結，尤其在參與競拍中國流散海外的文物和藝術品時，這種民族情結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很難想像中國藏家會對西方藝術品産生同樣的認同感。其次，正因為有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作為前車之鑒，中國藏家在把西方藝術品作為投資和收藏對象時也會更加審慎。所以中國藏家對於西方藝術品的收藏會隨著審美趣味的多元化以及相關政策的日益放寬而穩步增長，以印象派為代表的西方近現代經典藝術品仍將是首選收藏對象，但和日本藏家轟轟烈烈的迷戀相比，更會是一場細水長流的“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