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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藝術,還是收藏財産?簡論當代收藏家的品格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4-02-17 17:22:07 | 文章來源: 東方早報

德國收藏家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去年在柏林舉辦的展覽的參展作品

藝術收藏家應具有怎樣的品格,在當今中國是一個已然出現卻又不為重視的話題。收藏作為一種文化,在歐美經過幾個世紀的積累健康地發展著,其中收藏家的高尚品格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國收藏家的傳統歷來視人品為第一,但這一文脈因各種原因在當代難以承繼,導致收藏文化發展緩慢。近年來,中國的藝術收藏風生水起,頗為熱鬧,但有關收藏家的訊息始終圍繞著資本多少、實力大小,對其人文品格及由此産生的收藏與歷史、與社會的關係等卻極少關注,收藏家往往認為擲多少錢、買怎樣的畫是個人的事,很少將自己置於社會的收藏文化體系中去完善品格。漠視或拒絕品格追求,直接看到的後果是當今的收藏界充滿了高調的資本炫耀和貪婪的藏品炒賣,各種玄機、投機、做局和虛詐的故事不絕於耳。

毫無疑問,卓越的人文品格和雄厚的資本實力,是造就偉大收藏家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而前者更為重要和不易。古往今來,富甲一方的豪門不計其數,青史感佩的藏家屈指可數。無論中外,偉大的收藏家總是將收藏過程視為人格的凝練和精神的陶冶,他們站在歷史的高度,深入文化的精髓,因而獲得了敏銳的收藏眼光、獨到的藏品序列,同時也建立了守護歷史、傳承文化的崇高的社會責任感。今天,研究和弘揚收藏家的人文品格,對於收藏界匡正謬誤、正本清源,實在是非常有必要。在此,結合我所了解的幾位國外收藏家的成功事例,談談這方面的認識。

收藏家品格之一:

為歷史文化傳承而收藏的高尚理想

收藏藝術品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這是所有的收藏家首先會詢問自己的一個問題。藝術收藏固然是私人愛好,商業化的流通也是藏品獲取和增值的渠道,但藝術品既是財富的載體也是文化的載體,尤其傑出的藝術品是整個民族及社會的文化遺産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藝術收藏不僅僅是個人行為,也是對社會負責的行為。視藏品為個人財富還是社會財富,這是藏家品格高低的第一分野。清代宜興鄉紳吳洪裕,臨終前欲將黃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圖》付之一炬為己殉葬,幸被其侄子從火中救出,名作雖得以傳世,卻已殘破。抗戰期間,蘇州潘姓收藏世家的傳人潘達於以身家性命抗拒日寇逼要,保護西周青銅重器大盂鼎與大克鼎,後分別捐獻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上海博物館,成為鎮館之寶。這兩個例子,立見所謂雅紳與真正的收藏家的區別。一個具有公共道德和公民責任的收藏家,總是自覺地將收藏行為納入歷史的文化體系裏,並以極大的責任心力盡保護和傳承的責任。

2005年我在柏林訪問,同樣見識了一位富有歷史責任心的收藏家。當時在柏林國家美術館有一個非常精彩的當代大型藝術展,400多件重要藝術家的作品來自德國收藏家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的收藏。Friedrich Christian Flick的祖父是德國最大的煤炭與鋼鐵企業家,二戰後他因曾使用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作為勞工而被指控犯下迫害人類罪。Christian Flick繼承祖父遺産後從律師轉為藝術收藏,于2001年創立藝術基金會,其宗旨就是為了紀念遭受納粹折磨的受難者,承諾將以歷史和文化的責任去修正社會不公正,倡導所有階層之間的和平與寬容。為此,他的基金會與柏林Hamburger Bahnhof美術館簽訂了長達7年的展覽合作協議,選出家族收藏的涵蓋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歐洲與北美當代優秀藝術家2000余件繪畫、雕塑、攝影、影像和裝置作品,陸續在大小不同的展覽中與觀眾見面。2008年,他又向柏林國家畫廊捐贈166件當代藝術家的極為重要的作品。所有見到這些展品的觀眾都無比興奮,因為很難那麼完整地看到這些佔據了世界當代藝術史重要地位的藝術家的作品。

由此可以看到,一個具有文化素養的收藏家不但在藝術美學上能夠把握住藏品的品質,同時也清醒地知道收藏是一項社會工程和歷史工程,他們樂於和公共文化機構合作,盡可能地與公眾分享自己的收藏。將社會文明進程中優秀的成果保存下來,將個人的收藏財富變為全民共用的財富,這是歐美許多私人收藏家追求的目標和走過的道路。他們很清楚,藝術永遠是歷史和民族的遺産,自己只是在傳世的長鏈中負有暫且保管責任的一環。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收藏家族能夠將藏品永世傳代,煌煌如顯赫了幾個世紀的義大利美第奇家族,其最後一位傳人安娜·瑪麗亞·路易薩·德·美第奇也在1743年將家族所有的藏品留在了佛羅倫薩的烏菲茲美術館,成為這座文藝復興名城讓全世界共用的永久財富。支撐他們這麼做的動力是個人或家族的社會榮譽,而榮譽又必然在盡到了保護和傳承藝術遺産的責任後才會降臨。

收藏家品格之二:

以藝術追求決定藏品取捨的專業精神

怎樣收藏藝術品?這是收藏家都會詢問自己的第二個問題。有個笑話:某位富豪不懂藝術,但在拍賣會上十分驍勇,且只贏不輸,別人向他討教,他説訣竅只有一個,把藝術當商品,把收藏當做生意。不幸的是,這種頂著收藏家名頭的投機家、冒險家在我們周圍司空見慣。真正的收藏家,一定堅守對藝術的真誠態度,學有專長,術有專攻,根據自己的藝術興趣和對藝術現狀的精確判斷,選定某一個收藏領域孜孜不捨地追蹤下去,經過曠日持久的積累,最終成為這一領域的收藏大家。

2007年我參加瑞士巴塞爾藝術博覽會後,在德國慕尼黑拜訪了Ingvild Goetz女士,她是當代德國享有國際盛譽的重要和傑出的私人收藏家之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以Goetz女士為代表,西方收藏家的文化品格決定了他們對藝術品的態度。Goetz女士喜愛當代藝術,她收藏藝術品時,完全不關心此作品有沒有被市場價值確定過。她説,好的作品必須能夠吸引她,必須以一種方式與她對話,並且能夠喚起她的思考。因此,她對在揭示生活的真實方面有著先鋒性與深刻性的當代藝術情有獨鍾,引起她收藏興趣的作品,一般都蘊含著社會批判精神。她對藝術收藏的態度是:追求深度、完美和持續性。我拜訪Goetz女士時,她剛和德國ZKM當代美術館合作了“當想像成為現實”藝術展,這是一個打破藝術傳統邊界,在新興媒體與傳統繪畫之間展示今天如何進行藝術創新的展覽,所有展品來自她的收藏,參展藝術家多為年輕的藝術家。柏林的年輕藝術家常年受到Goetz女士的支援,2000年初,柏林因特殊的城市氛圍和低廉的生活環境,吸引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在此生活創作,涌現出許多具有鮮活創造力的作品,Goetz女士談到,在這些年輕藝術家身上蘊含了極大的創造潛能。她在藏品的選擇上,注重新舊交互影響的藝術脈絡,在21世紀初多媒體藝術發展高峰之時,收藏了許多攝影和DV作品。2002年她和Villa Stuck 博物館合作的當代藝術展,攝影和DV作品都來自她的收藏。因為DV作品在展示中需要強大的技術支援,她又把自己的收藏拿出來與柏林Nordstern Videokunstzentrum等公共藝術機構合作,讓更多的觀眾能夠欣賞到這些作品,而不是讓它們沉睡在她的庫房裏。通過這樣的合作,Goetz女士兼有了收藏家和策劃人的雙重身份,在展覽策劃、作品梳理和畫冊編撰方面,她都進入了學術層面,並把自己的藏品納入了公共美術館的學術標準之中。

像Goetz女士這樣鍥而不捨于某一領域的收藏家,在國際上不勝枚舉。我的日本收藏家朋友石原悅郎在歐洲十年,潛心收藏攝影大師作品,累積的藏品中不乏世界攝影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個個瞬間,2007年上海美術館舉辦 “曼雷與大師們——世界攝影流派藝術展”,借助他的藏品,厘清了世界攝影流派發展的脈絡。這些收藏大家對藝術的態度無疑是中國收藏家的榜樣,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將自己的收藏理想納入到社會文化發展之中,在收藏過程中不斷提升品格、修養和學識。説到底,這是收藏家應該具備的精神追求。

收藏家品格之三:

將藏品推向公眾領域的開放胸懷

怎樣使私人藏品發揮最大效應?這是收藏家通常詢問自己的第三個問題。在歐美,私人收藏家思考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搭建一座橋梁,將自己的收藏推進到社會公共領域,讓公眾得以共用,這種努力往往貫穿于他們畢生的過程,並由後代繼續完成。在今天的中國,收藏家對此有足夠認識的並不多,或者僅以為藝術收藏的效應在於個人財富的保值增值。兩者相比,人文品格上的落差是巨大的。

去年有一則報道,盛讚德國收藏家Ingvild Goetz女士與克裏斯汀的慈善合作。Goetz女士收藏了5000多件現當代藝術品,涵蓋範圍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至今天,跨越媒體的種類繁多。媒體讚賞她奉獻給慈善事業的熱情可以與奉獻給藝術的激情相媲美。她的慈善之舉包括出資給尼泊爾的兒童蓋學校,拿出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幫助那些還沒有引起社會足夠重視的厭食症患者、改善尋求庇護者的生活條件等,而所需的資金來自於她的藏品運作。去年,Goetz女士與克裏斯汀合作舉辦數次慈善拍賣,在“戰後及當代藝術”專場拍賣中,她拿出已經收藏了將近30年曆史的71件藏品,其中包括Matthias Weischer、Christopher Wool、Wade Guyton、Mike Kelley、 Toba Khedoori and Richard Prince等藝術家的重要作品,拍出了670萬英鎊,所得款項全部用於長期慈善項目。媒體認為,Goetz女士正在開拓一條獨特的與慈善事業相關的藝術與收藏之路。

也許,Goetz女士對自己藏品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例外,也不能要求所有的收藏家都把私人的收藏投入慈善事業,但是,藝術從本質上説既然作為歷史與社會甚或全人類的遺産,無論公共收藏還是私人收藏,都需要遵循一個準則,即採用各種方式盡可能讓公眾共用。在這一點上,歐美收藏家的心態相當開放。Goetz女士認為,收藏行為微不足道,而有益於後人的保存與傳播工作才最為重要。我參觀過Goetz女士在自家花園裏建造的美術館,館內不僅存放和展出藏品,還設置藝術研究、作品出借後的恢復、出版及開展與其他機構的合作等項目,自1993年對外開放後很快成為歐洲引人注目的美術館之一。

這裡,不能不提到歐美國家為私人收藏家的藏品能夠推到公眾面前而創造的良好環境。在這些國家,大多通過優惠的政策,幫助設立私人藝術基金會的企業或個人將收藏納入規範的制度,並進行合理的運營和管理,從而形成完善的私人收藏的文化體系和價值衡量體系。政府對收藏家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和支援,但這種支援經過嚴格的專業審核,絕不會發生利用個人收藏來套取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行為。在這樣的環境中,收藏家必然高度珍惜自己的品格和榮譽。與之相比,中國的收藏文化,包括收藏的社會環境和收藏家品格的鍛造,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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