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香港藝博會現場
每年一進入春末夏初時節，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藝術博覽會儼然如連續盛放的鮮花般在各地甦醒過來，除了5月20日閉幕的香港藝博會，每年6月初在瑞士中世紀之城舉行的巴塞爾藝博會即將鳴鑼開鼓，之後便是10月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弗裏茲(FRIEZE)藝術博覽會，12月初在美國邁阿密舉行的巴塞爾邁阿密藝博會。中國國內的藝博會也跟隨著世界潮流，集中于一年內氣溫感覺適宜的兩個高潮期。既然名為藝術博覽會(ART FAIR)，收藏與銷售才是正道，藝術博覽會自然有別於世界各地的藝術雙年展，人們關注的是其學術主題和各種藝術新潮與新人新作。
2012年，包括藝術北京、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等等在內的中國國內藝術博覽會因為各種各樣針對規範藝術市場的法律法規的出臺而顯得有些風雲莫測，藝博會的基本組成人群——畫廊畫商、收藏家、藝術投資顧問、策展人、美術館館長、藝術評論家、藝術家們在無法預測“當代藝術會不會就此止步不前”的前景之下，紛紛選擇了在藝博會現場舉起了相機，而非刷信用卡。
在5月20日剛剛結束的香港藝博會上，鄭林等不少藝術界人士向記者慨嘆，近日，藝術圈內甚囂塵上的某些非利好傳言，讓許多來自大陸的買家此番出手十分謹慎，看的人多，買的人少，對於把中國財富當作暌違目標的西方畫廊來説，雖然2012年香港藝博會的參觀人群較之去年又增長了6%，達到67205人次，但成交量相對於去年，未必有實質性增長。
被西方藝術龍頭——巴塞爾藝博會收購了六成股份明年即將更名為巴塞爾-香港的香港藝博會，因其特殊的地理政治環境，是中國藝博會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藝博會。香港是中國畫廊出征海外的一個跳板，就國內畫廊來説，參加香港藝博會就是通向西方的門票。
國際化，是多數中國畫廊，也是中國不少藝博會策劃者心中的理想，但在目前情況下，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往往橫亙著如許之多的困擾。
都有一個國際化的夢想
藝術博覽會——這樣把畫廊集中在一起，如同百貨店、超市那般針對收藏家集中展示、購買藝術品的展覽與交易體制，本身就來自於西方。在西方，對於藝術市場上的上層買家而言，藝術博覽會已經取代拍賣行成為最重要的活動。考量一個藝博會是不是“國際化”，本地區與其他區域參展機構的比例是最簡單的標準，沒有吸引到更多的國際機構參展就意味著市場不會有太大變化，財富的新生力量與分佈也不會有太大變動。但把東西方畫廊放置在同一空間中用同一標準進行審核也是非常殘忍的。
北京的藝術生態在全盤拷貝西方後，國際化原是最初的夢想。只是在經歷多年發展後，北京藝術博覽會從最初的國際化回歸到了本土化。中國國際畫廊博覽會(CIGE)于2004年在京舉行，一直主打國際牌。諸如紐約高古軒老牌畫廊都曾參加過這一藝博會。而直到2009年第六屆CIGE上，國際與本土參展畫廊比也為7：3。然而，從第七屆開始，CIGE也轉變策略，由本土畫廊來撐場面，參展的50余家畫廊中近七成為本土畫廊。而今年的CIGE上本土和國際畫廊比為5：1。
每年9月初開幕的上海當代(Sh Contemporary)依舊自我陶醉在“亞洲高端”藝博會的自我設定形象中，因為由義大利博洛尼亞集團掌控，參展的費用基本都以歐元結算，走馬觀花般連續換過四任總監的上海當代——且四任總監全部都是對於藝博會頗有執掌經驗的外籍人士，雖然資源不可謂不多，經驗也不可謂不多，但上海當代幾乎每年都要根據新任總監重起爐灶，重新調整策略，相比較香港藝博會五年來從未換帥，始終由馬格納斯·連夫魯(Magnus Renfrew)率領一路躋身國際一線藝博會的持久性，這樣的“國際化”似乎更有內耗的嫌疑。
每年11月初的上海藝博會，並不是一開始就高舉平民的藝術博覽會為旗號的，從1996年懵懵懂懂的開始，上海藝博會也有著國際化的夢想，“要打造亞洲最大的藝博會”。但是上海藝博會上屢屢出現的一些國外新畫廊帶來的國際當代藝術界早已過時的作品，卻讓人無法將其和國際化相聯繫。國內藝博會上經常出現的那些作品“達利、羅丹”，在國際藝博會上早已絕跡許久，沒有人會把他們的名字與國際藝博會的名字相關聯。不過事實是，自從2004年達利的作品首次出現在上海藝博會上之後，達利雕塑的身影幾乎不厭其煩地出現在此後歷屆藝博會中。羅丹雕塑亦是如此。羅丹名為《吻》的雕塑，也時常光臨上海藝博會。還有2002年法國雕塑家愷撒作品《大拇指》以26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被證大集團收購，還有去年在世貿中心門口豎起的巨大的紅色“辣椒”雕塑以至於小型複製品在場內熱賣，這些雕塑，在歐洲早屬於已經被複製濫掉的毫無價值的收藏品。
這些借助早就出局的所謂“西方藝術大師”作品登上並不知情且聽之信之的媒體版面的外國畫廊，借助中國藝博會這個平臺打造名聲的做法，原本就使得藝博會從成交性平臺轉向“作秀”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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