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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繼遂 中央美術學院特聘教授、藝術品市場專家
收藏是文明的縮影
南都週刊：在你看來，中國藏家走向海外，經歷了怎樣的過程？
龔繼遂：就中國古玩而言，中國收藏海外大概經過三個階段，先是零星找海外藏家、小商家買低端的、便宜的東西，賺取差價，因為在當時的市場上，歐美比港臺便宜，港臺比大陸便宜；之後是走進拍賣行，買買高端的、傳承有序的、禦藏禦制以及能夠保值的作品，這多是由於國內拍賣行興起，急需高端藝術品，作為拍賣明星，引領潮流，這裡面值得注意的是使高價合理化的“瓷器愛國主義”；然後是外國人送進來，中國人出去找的字畫多，外國人送進來的器物多，因為字畫贗品多，差價低，外國人收藏少，而國外藏家的器物則傳承有序，差價高，他們願意獲利拋售。
南都週刊：在內容上，歐美和日本等主要市場之間有何區別？
龔繼遂：歐洲瓷器收藏強，很大程度上大部分收藏維持歐美流通週轉，而非回流大陸。北美與前者類似，也是瓷器、器物收藏多，學術支援很完整，有自己的收藏傳承和收藏群落。而日本情況比較複雜，簡單説來，日本向來起轉机站作用，中國收藏通過日本流失到歐美去，歐美收藏再通過日本回流到中國來，比如著名的山中商社、龍泉堂都精於此道。但最近十年日本經濟停滯，大量器物收藏流散到歐美，字畫則回流到中國。當一個民族地域發生經濟波動，它的部分資産被國外持有，等經濟恢復時再繼續做資産財富流通週轉，這以後會變為常態。
南都週刊：前面説的是中國古玩，西洋藏品的情況如何？
龔繼遂：舉個例子，嘉德有個郵品部負責人叫郭學廣，他的本業是集郵，是系統的外國郵票收藏家，但即便在當年郵市最火爆時，他的藏品也根本沒法交易。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消費産品的進口國，文化産品的出口國，我們消費西洋音樂、文學、汽車、奢侈品，這些有資本附加值的東西，但西方視覺藝術、郵票，這些我們就沒有。西洋畫我們很熟，但我們哪有畢加索的畫？除了路德維希送了一點，還都是一般的作品。收藏是一個文明的縮影，要流通，首先要有懂得這個文化的人。很多國外收藏品類，在國內都沒有支援它流轉的社群和圈子，所以外國文物在中國基本是有行無市。
但是有一個品類中國人開始買了，就是當代藝術品。首先，它對作品的呈現是一個重新編碼的過程，對於作品的接受和解讀是一個重新解碼的過程，無論是國內國外，都不好懂；其次它的語言是國際化的，掌握了編碼，誰都能讀懂。
另一個值錢的大宗品類是珠寶，它文化性比當代藝術差，但商業性更強。它沒有真偽之爭，價值以原料價值為主，設計語言通用，比如伊麗莎白·泰勒珠寶，也會有中國人買。實際上中國翡翠也已經國際化，它的最大買家是西亞和阿拉伯皇族。
南都週刊：中國今天的收藏市場與日本當年的區別是什麼？
龔繼遂：中國人以買本國藝術品為主，而當年的日本人比我們現在更有國際視野，對外國文化更感興趣。當時是日本經濟泡沫期，日元強勁，那時也有很多炒家，有閒錢盲目進來。這與國民性無關。藝術品收藏基本是流動性過剩的資産配置，是一個洼地，“炒”是很自然的。
從品類來説，以油畫為例，日本收藏國際化時，文藝復興寫實主義即使在西方貨源也日益枯竭了，所以他們主要拿的是印象派作品；而香港台灣緊隨其後，也拿到一些，以台灣為例，10年前蘇富比統計，單價200萬美元以上的作品就達到200幅以上；南韓則喪失了這個歷史機會，後來拿的主要是現當代藝術作品。
這些基本都是資産配置手段，並不是説畢加索就一定不能買。實際上藝術品收藏反過來一定會促進藝術的發展，像南韓的光州藝術節已經常態化，在亞洲地區很有名。東亞的中日韓則慢慢形成一個當代藝術聯盟，這都是好事。
我的經驗是不要和權貴做生意
南都週刊：中國買家大批出現，還是在中國現當代作品在國外開拍之後。你親手開創了蘇富比在香港的中國當代油畫拍賣，當時是怎樣的情況？
龔繼遂：當時中國買家去海外有兩個基本的限制因素，一是外匯，二是簽證。也沒有完整的藏家群落，我們推出這個新的拍賣種類，根本沒想到賺錢，也不知道是否可持續。這裡面有個花邊，1997年蘇富比曾經有個倫敦當代藝術拍賣會，實際上是我離開蘇富比之前籌備的，成交率12%，流標率88%。這説明中國當代油畫當年根本不流行。
1995年蘇富比舉辦中國當代油畫第一次拍賣。我當時決定用陳逸飛的油畫《黃河頌》做封面，這在當時有一定敏感性。我還給總部寫了封信，徵求意見。因為當時正值香港回歸，封面上一個八路軍戰士，是不是意味著紅色中國佔領蘇富比老牌帝國主義拍賣陣地？
南都週刊：這後來是怎樣處理的？
龔繼遂：陳的常見作品分三種，一是商業化的江南風景，另兩個是英雄美女題材。比如中國軍事博物館收藏的《攻佔南京總統府》，即使勝利場面，也是勝利激情，疲憊面孔。而《黃河頌》與前面三種都不同。它充滿抒情色彩，不是暴力、戰爭，而是全民信仰時代陽光少年的自信和青春，有極好的象徵意義，代表民族復興和少年中國展望。
後來我們熱烈討論之後還是決定用《黃河頌》。理由是陳是中國官方推薦，美國漢默畫廊代理，回贈中國領導人的御用藝術家，一向走商業路線。但《黃河頌》飽含青春激情和“文革”真誠信仰，是歷史瞬間特殊産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有再高的技巧，也不會再有那種創作激情了。我們將其作為封面，既表明我們的判斷，也表明我們希望商業之外，嚴肅拍賣應有美術史價值和定位。這是我在拍賣目錄上寫的原話。
南都週刊：你個人也是知名的海外收藏家，具體經歷是怎樣的？
龔繼遂：我個人主要做宋瓷和古玉的收藏，大都是1990年代初在紐約、香港買的，當時的價格才幾萬塊。這些一直不值錢，因為政策限制，沒有市場，也沒有流通性，就是個人用來養氣。我一直覺得商業的總是不如經典，我的收藏一直是賣掉商業的，換成真正的收藏。比如我買過40多張林豐年的畫，還買過二三十張齊白石，都慢慢賣掉了。
當然也不都是拍賣，比如我有一塊古玉，賣給了一位領導人的二姐。她到現在還來問，龔先生，我買的玉值多少錢了？您多少錢願意買回去？我説當初幾萬買的，現在值十幾萬吧，您隨時不要我隨時給您十幾萬，她説那才這點錢我才不賣呢！您不必每次都跑來氣我吧。
私人交易還是會有很多麻煩。我個人認為，不要和權貴做生意。權貴從底下買東西，總要給點面子，少要一點錢，但有時少要錢可以交朋友，有時少要錢也交不了朋友。現在在市場上這部分人很少了。還在的也照規矩辦事，持有力比較強。像當初我賣的齊白石被一位省級要員買走，現在行情漲得比較高了，那些東西也沒見他拿出來套現。
藝術品一定會向權貴集中，作為他們財富配置的一部分，這不是正常的，但是必然的，國外也是這樣。以前官僚就是文人，藝術品是士大夫生活方式一部分，有人文色彩。歷史上看，原來這個舞臺上很多權貴，現在看反而不多。一是現在職業政治家都不是傳統文化人，二是市場化後，財富配置手段多了。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説這個市場更有規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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