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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銀行與泰康人壽在藝術領域的拓展引起整個藝術圈的關注和猜測：“巨鱷”闖入藝術沼澤的口號往往是慈善，但他們灑下佈施要獲得何種以及多少回報卻少有人知。
紅磚，白墻，500平米，這是隱藏在北京五環邊的泰康空間，在北京來説這家藝術機構的面積説不上大，也並非最知名，讓它顯得特別的是許多年輕藝術家從這裡跨出了他們職業生涯的關鍵步伐。低調的策展人唐昕主持這一空間，她被一位著名畫廊主稱為“藝術圈最沒壓力的人”——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北京大大小小的畫廊經歷了急劇的市場收縮，少數幾家以支援年輕藝術家的實驗著稱的畫廊不得不壓縮這方面的開支，轉而推出“投資效益更為明顯”的著名藝術家的展覽，而唐昕並不熱衷取悅買主，仍然有條不紊地繼續她們為年輕藝術家舉辦的“51平方”系列展覽計劃，這在一片蕭索中顯得特立獨行。
泰康空間的淡定事出有因，熟悉金融圈的人也許從它的名字就可以猜測出它和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有關聯。是的，這是泰康人壽在2003年出資成立的藝術機構，最早是在泰康辦公樓的最頂層，那裏曾經展出過藝術家洪浩和顏磊合作的名為《泰康計劃》的裝置作品，把梵谷名畫《阿爾勒醫院病房》複製品和他們各自購買的數萬元意外傷害鉅額保險單組合起來，對今天的藝術機制和藝術家生存方式進行了諷刺。
泰康是國內最早開展當代藝術收藏的金融企業，這和它的董事長陳東升有直接關係，陳東升也是嘉德拍賣——中國最知名的拍賣公司——的創始人，是中國藝術拍賣市場興起的見證人和參與者。
從1993年嘉德成立時候略顯冷清的藝術市場到今天收藏成為舉國熱議的話題，嘉德、泰康以後不斷有新的公司力量介入中國的藝術市場，他們正在改變中國藝術市場的結構並帶來了新的行事風格。
其中最近風頭最健的非中國民生銀行莫屬，他們在2007年以來同時在藝術公益活動和藝術投資産品的推出上做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計劃：2007年6月民生銀行經銀監會獲准設立理財産品—非凡理財“藝術品投資計劃”1號産品，被業內人士認為是藝術品投資正式成為銀行業務範圍的標誌。當年底他們宣佈捐助並運營由著名國畫家和收藏家黃冑先生創辦的北京炎黃藝術館，兩年間舉辦多場大師畫展，2010年又在上海開設民生現代美術館，舉辦了回顧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的大型展覽。他們在藝術領域的全面拓展引起了整個藝術圈的關注和猜測：“巨鱷”闖入藝術沼澤的口號往往是慈善，但他們灑下佈施要獲得何種以及多少回報卻少有人知。
泰康：董事長説了算到規則説了算
藝術圈內人人側目的“藝術市場暴利”是最近7年才引起廣泛關注的，但是在整個中國經濟來説，藝術市場産生的億元、千萬富翁僅僅是小數目。實業、地産、金融業造就了更多的財富神話，尤其是最近10年，金融業的發展引人矚目，比如，1996年成立的民生銀行經過14年的高速發展總資産超過17000億，而同一年成立的泰康人壽截至去年底的資産總額也有2014億元之多，稅後利潤24.95億元。
陳東升是企業家中“92派”——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興起商業化大潮，很多人從政府或研究機構等體制內下海從商——的代表人物，1992年頒布的《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給了他這樣的先行者創業的機會。他在媒體上看到佳士得、蘇富比拍賣藝術品的資訊，敏銳地聯繫到中國也會有這樣的市場需求，就去拉錢拉人創立中國第一家股份制拍賣行嘉德，然後在1996年又抓住審批鬆動的機會創立泰康人壽，成為《保險法》頒布後誕生的第一批專業壽險公司。
陳東升在嘉德的經歷自然延伸出他對藝術收藏的興趣，不過公司創立之初他決定泰康進行公司收藏的時候，在公司高層來説有點不理解，現任泰康副總裁邱希淳是當時的親歷者之一，他坦承“要説當時大家能形成共識是沒有的，是董事長在自己力主推動這個事情”，好在當時的股東、董事、公司高管對陳有充分的信任，也認為公司是應該有點賺錢之外的社會的價值的東西，所以在公司內部儘管沒有共識，但是仍然逐步推行。
這或許是中國民營公司的常態，主要領軍者的遠見和權威往往具有決定的作用。中國最早進行企業收藏的企業家——瀋陽東宇、成都上河都是企業家本人愛好文化藝術甚至是有藝術背景。對中小型私人企業來説，“公司收藏”和老闆“個人收藏”的界限非常模糊，有的企業主設立的所謂博物館其實還是企業主個人的，也隨著企業主的財富變遷而散失。
陳東升的決定很快得到了藝術市場的印證，2003年以後中國藝術市場出現了全球矚目的暴漲,這讓陳東升的決策得到了更多的認同。
邱希淳説早先自己在家裏就擺個家庭照片，這幾年也開始挂油畫裝飾了，對藝術收藏有了親身的體會。隨著策展人唐昕2003年的正式加盟，泰康人壽開始對現當代藝術進行系統化收藏，這也才有了今天的泰康空間和頗具規模的企業收藏。
14年來他們累計用於藝術收藏的資金超過億元，已經有數百件當代藝術藏品以及少量的古代、近代藝術品。包括唐昕在內的專家團隊把藝術收藏主要定位為1942年以後的中國現當代藝術。邱直言主要收藏當代藝術品，首先因為“資金有限”，要從古到今收就太零散，其次，也因為“收藏現當代藝術有一個選擇過程，我們很樂意接受這個挑戰”。
泰康剛開始收藏藝術品時候相對比較隨意，主要基於陳東升的個人意志，在費用安排上也採用按照固定資産裝修記賬等方式，而之後，隨著管理的規劃化，邱説他們“一、二年前進行了初步的規範，這是董事會所要求的。
説不管大小支出，因為這不是你主營業務，也不是正常的人力成本支出，也不是宣傳支出，你為什麼要支出?所以要規範，所以我們就把它明確規範為品牌建設下面的公益支出部分，再下一步我們還會進一步規範這方面，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希望為泰康公益的事情專門設立一個基金會“。
由於嘉德是泰康的股東之一，對於公眾關注的泰康是否會“偏好”從嘉德買進藏品的問題，邱希淳説他們的確從嘉德買過些藝術品，也從其他拍賣行、畫廊乃至藝術家手裏買，“的確有很多人會質疑你是不是和嘉德有關聯交易、利益輸送，一方面嘉德把買家的東西壓低了，送給我們了，另一方面我們是不是高買了把錢給了嘉德。但是泰康不可能這麼做，因為所有透過嘉德的東西如果便宜賣給了泰康，賣家覺得自己吃虧了那嘉德就做不下去。”嘉德是國內最重要的拍賣公司之一，要收藏藝術品而繞過它幾乎不太可能，而且到從嘉德買東西的一大好處是“嘉德至少不能把董事長騙一下，把假貨賣給泰康”。
“我們可以拿數幾千萬每年來投資藝術品，這是夢寐以求的，股東説我不求回報，我就給你拿去玩去了，這還是蠻厲害的，而且是持續給，這個可以做很多事情，這個就有影響力了。”
民生：接近藝術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我走了一圈後，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在全世界是最牛的，最厲害的，因為他所處的時代複雜，他承受的內心壓力特別的大。這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不能比的!”
中國民生銀行介入藝術的步伐晚于泰康，不過他們最近3年的舉動聲勢頗大。主導這一行動的是民生銀行品牌戰略部總經理何炬星，他辦公室外的會客廳裏滿是畫冊和拍賣圖錄，僅有的幾本企業管理方面的書提醒我們這是家金融機構的品牌管理部，出乎意外的是他還像藝術批評家一樣熱衷談論“現代性”、“現代主義”和文化的宏大話題，民生銀行過去的公益慈善捐助側重教育扶貧方面，何炬星説他嘗試開發一些新的項目，比如4年前開始以少量資金捐助一些藝術項目和藝術機構。隨著藝術市場的火爆，藝術很快就成為大眾媒體上的話題和有産者關注的理財項目，這給了民生銀行介入藝術更多的動力。
何把介入藝術看做是施展他的品牌理想的試驗田，他希望民生的作為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範例，為社會提供一個樣板。他透露説捐助美術館之前他們進行了調研、評估——顯然，何在民生的位置和陳東升在泰康的位置完全不同，他需要更多的資料和證據説服上層同意這一決策，“在民生內部，至少現有的決策人對我關於品牌的方向以及我關於對社會的責任的一種行事方法還是非常支援的。並且我們的這些主張正在越來越多地影響我們的團隊。”
何炬星認為促成民生銀行介入藝術既有必然也有偶然性，“我覺得任何一個事物既有它存在的基礎也有它發生的偶然性。如果説偶然性歸結為某一個人的因素或者説某幾個人的因素，我覺得也是存在的。每一個歷史環節當中，都是需要多種因素構成一件事情的合成的，如果失去這種條件，我覺得這種事情或者中斷，或者消失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在公司內努力把這種“臨時舉動”變成“常規項目”，“盡最大努力讓民生把我們做對的事繼續做對下去，並且給它形成制度，成為機構的意志”。這似乎已經獲得了上層部分認同，2008年11月民生銀行董事會通過“中國民生銀行公益捐贈基金”，每年將以民生銀行稅前利潤的0.8%~1.2%捐贈社會公益事業，炎黃藝術館每年獲贈的600萬元便出於此。
除了公益捐助，民生銀行2007年設立發起的中國第一個藝術類藝術金融産品“藝術品投資計劃1號”在藝術界也是一大話題，為期兩年的投資期結束後，他們于2009年7月公佈絕對理財收益率為25.5%。2010年1月他們又發佈了“藝術品投資計劃2號”，募集資金投資中國近現代書畫、中國當代藝術品和古代書畫作品。這些金融産品的推出很容易讓人們聯繫到他們在京滬佈局美術館和他們的投資有關——可以通過舉辦展覽等方式推出自己投資的藝術家之類的。針對這類議論，何炬星強調了民生的公益性捐助項目——炎黃藝術館和民生現代美術館方面——與他們的“藝術品投資計劃”是相互獨立的，後者是民生銀行推出的金融産品，是通過專業化管理為社會資本買進再賣出獲利，銀行方面獲得管理費用，而就民生銀行自身來説“沒有做一件藝術品的收藏，目前民生所能夠給予的資金只能滿足於公益事業。在民生銀行層面，他們旗下的公益項目民生現代美術館在資本結余的情況下做了一些收藏，但這個資本很有限”。
顯然，何炬星很熟悉“藝術品投資計劃”，他解釋説2號把投資期限設定為3年，比一號多了一年，是因為“兩年太短，3年是一個比較恰當的週期。但是3年也不是最合適的，應該是3~5年，保持一個5年的投資週期會比較好。因為藝術品有很高的回報，但是也有很高的風險，你給過短的時間，實際上只會增加它的風險。”
儘管很多人考慮藝術金融化和資産化的美好前景，但是至少從短期內來看，效益並不特別驚人，而且，把藝術品當作投資産品進行公開化、大規模的操作難度很高，何解釋説“藝術品領域還沒有建立起一個文化評估的體系，沒有建立起一個文化産業的專業化的風險體系”，這導致藝術品很難抵押和獲得保險，無法進入企業資産賬目。
相比房地産、股市這些更大規模的公開市場，藝術界的圈子化程度更高，資訊不對稱更加嚴重，缺乏可靠的判斷標準，諸如古代繪畫的鑒定、當代藝術品的評判乃至拍賣成交記錄——不乏合謀做出“天價”的事例——等都嚴重依賴各類人的操作，因此很多新加入者免不了要“交學費”。據説民生銀行的藝術投資基金遭遇的難題之一就是找不到合適的藝術投資顧問——開始他們希望聘用全職的藝術投資顧問，可是藝術圈內懂點投資的人都有各自不錯的職業或者自己就是操盤手，他們並不願意加入一家大公司限制自己，最後民生不得不與藝術品投資顧問公司邦文合作來解決這個難題。
怎麼讓世界承認中國藝術家的貢獻
無論介入藝術是做公益還是做投資，泰康、民生這樣的民營公司都懷著文化雄心前來冒險，而歷史更悠久、實力更強大的壟斷性國企則很少有實質性的舉動。民營企業勇於嘗試新的領域，這也許還因為他們仍然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在國企強勢的中國，壟斷性資源——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仍大多掌握在政府和國企手中，民企只有避開他們另找生存空間。這就像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當代藝術家們，他們是在主流的藝術體制之外野生的，在2003年以後才憑藉市場的作用躍上潮頭，他們最主要的資本支柱是海外的收藏家、海外美術館體制以及近年大有起色的私人藏家，而很少受到國有體制的眷顧。
正是在包括泰康、民生在內的民間資本的物質鼓勵下，中國藝術家的形象從梵谷式的“清貧”轉變成為“暴富者”的形象。不過數千億上萬億資産的巨型金融公司介入藝術帶來的不全是金錢，邱希淳説其實泰康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可以在藝術市場“呼風喚雨”，“因為股份公司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即使把一定的利潤拿出來，也只是幾千萬上億，而現在一個煤老闆拿出2個億很容易。因此泰康並不追求一時的轟動或者資金量，它把一部分社會形象放在這裡，因此會更精細地設計、更長期地堅持，這樣最後的成果和影響會更大，可能還有一些帶動的作用。”
從目前來説，泰康的收藏行動以及泰康空間的展覽的確已經發揮出對藝術界、對社會的引導作用，邱希淳説他們還在探討“是不是要設現當代藝術的大獎之類了，這樣會成為一個更鮮明的旗幟。”
何炬星也希望民生能發揮引導作用，比如，他覺得遺憾的是現在藝術界缺的不是藝術家，缺的是理論家，“怎麼讓世界承認中國藝術家的貢獻，一個是要有理論解釋，一個是要有交流通道，這方面缺失造成了中國藝術家和中國藝術過程得不到一個充分的解釋”，他認為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中國館每次都做得不盡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目前很多的理論家只是在做一些圖解，或者做一些現場解説。一個理論家做一些深入的課題研究，並且基於哲學，基於社會情緒，社會的基本的構成來做的美術研究的深度越來越少，甚至説基本沒有。” 他為此主導設立了一家民生藝術研究中心進行藝術方面研究，為此還從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挖來了郭曉彥擔任負責人。
如何面對制度和社會的天花板
民生儘管沒收藏但先設立美術館，而泰康已經有藏品但是還沒有設立美術館——3年前陳東升曾説過他有這方面的設想，目前他們還在規劃中。
邱希淳説泰康高層考慮最佳方式是成立自己的基金會進行收藏和運營將設立的美術館，“在政策框架允許的情況下，泰康一定是把自己的公益的想法制度化為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最國際化的一個制度性的框架。我把每年的一定利潤捐給一個基金會，這個基金會遵照捐贈者本身的意願來從事它特定的目的，這些歸屬權都不是泰康了，變成一個公益的東西”，可是在國內成立基金會的難度讓他們頭疼，而要挂在有免稅資格的公立基金會名下不僅要交管理費，還易發生變動，所以他們還是想設立自己的註冊基金會——儘管他對獲得審批沒有多少把握。何炬星同樣面對這個問題共同的天花板——社會管理上的僵化體制的限制：民生現代雖然獲得非企業法人資格，但是也沒有在稅收上獲得多少優惠。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習慣全面控制社會所有資源、組織，這種慣性仍然保持了下來，這讓民間非營利的藝術機構的生存發展遭遇到困難。何對此有強烈的期待，“我們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只是在99%的場合討論的都是經濟問題所以都會講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其實在整個社會結構裏面，企業、經濟機構只是一部分，社會機構也應該有很大發育。一個成熟的社會，一個成熟的國家推動更多的由民間自覺支援和供養公共機構，民間主導的公共機構越多，這個社會越進步，越健康。”
何炬星從制度的天花板進一步聯繫到社會的文化心態，有點悲觀地認為儘管“我們國家毫無疑問已成為全球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覺得它的土壤、人的意識，包括我們所採用的整個的系統仍然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古老的缺乏創新和開拓精神的，缺乏接受新鮮事物的基本文化”，這種體會也許來自他在民生推動介入藝術的經歷，也可能和他對社會的觀察有關，“我們國家從封建社會跨越到現在的過程中，整體上缺乏一個現代性和現代主義的熏陶。所以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現在都説精英階層，實際上中國有富人階層，但還沒有精英階層——少數的精英是存在的，但是構成一個精英階層遠不夠，構成一個精英階層包含財富的訓練、個人成就的訓練，還必須有獨立思考的精神，有獨立真誠的信仰，有獨立的對社會的意見和態度，可現在你回頭看，我們現在的財富階層，他有獨立的信仰嗎?他有獨立的思想態度嗎?他有沒有獨立的文化抱負?沒有這些東西，只是一個富人而已，你的成功只是這個時代賦予了你一個聚錢的機會。”
儘管沒有人知道中國的富人裏到底有多少算是精英，但至少許多人能買得起藝術品，他們也是民生、泰康的貴賓客戶，這就是今天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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