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現代藝術展”在那個特殊時期展展停停,中國當代藝術不僅在此展中走向高潮,也在此展之後步入了展覽展示的瓶頸期。1992年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一年,也是當代藝術“改革”的重要年份,在創辦《藝術·市場》一年後,擔任該雜誌執行主編的呂澎發起的“廣州雙年展”,高舉藝術市場大旗,另辟蹊徑,將當代藝術引向了市場規則,而民間美術支援力量也從幕後走向了臺前。
至今,在褒貶不一的藝術品市場浪潮中,中國的民間美術力量在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方面起到了無可厚非的積極作用。從1992年開始,民間美術力量成為了當代藝術發展的新動力,同時,在短期無法做出積極調整的官方政策與力量面前,民間美術力量更成為了先進進步力量亦或新標準的代表。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美術力量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並會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官方美術機構的發展。在藝術品市場的浪潮中,民間美術也是市場的受益者,正基於此,有些民間美術力量的工作出發點也讓人質疑,當然市場經濟規律下的操作也正是其發展的原動力。然而,作為官方美術機構的優點也是不容忽視的,對於官方美術館來講,固定的展覽、收藏資金保證了其展覽的延續性;而對於官方“贊助”來講,更多的是通過文化部等官方機構的撥款、專項資金來完成,同時也是每年的固定任務,而這些也正是民間美術力量的軟肋。民間美術力量在發展中染上了先天的疾病,難成先進和推動的“代名詞”。
2002年,自詡為中國第一家民營非企業的公益性美術館——今日美術館創立,拉開了民營美術館建設的大潮。與官方美術館不同的是,民營美術館的資金來自於企業或其他組織,沒有固定的年收入,大多期冀美術館能夠在一定投入後自負盈虧,長效發展。而熟知美術館管理的人都清楚這一機構的盈利狀況,其僅有的門票收入和場館出租等難以為繼其龐大的開銷,這不得不使其參與到市場中。在管理、教育、收藏體系等方面,如不仔細解讀,無論普通人還是專家,都無法説出民營美術館與官方美術館在運作和影響方面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民營美術館的出現鑲嵌了太多的背景成分,而在美術館事業推動的本質工作上,除了數量和個性的建築,人們找不到良性的參照。
如今,越來越多的藝術機構或民間資金用來支援、資助青年批評家、藝術家的寫作和實驗項目,除少數藝術機構在這方面取得成效外,大多仍在默默無聞中。在殘酷的現實社會面前,基本的前提擺在受資助的對象和社會面前——靠什麼相信該項目沒有附加成分?靠什麼相信資助資金能否到位?信任危機已是無法避免的問題。究其原因,無法做到合理化、制度化、透明化便難逃信任咎責。不信任當然也是資助對象的通病,籌備期超一年的大型民間力量組織的美術展覽,在一年前的奉告中發佈具體的展覽日期,在“藝術讀者”那裏這一舉動不再是籌備精密的體現,而是嘲笑的把柄——認為不可能。
在民間美術支援力量的長效機制和創辦品牌的問題上,均無法繞開經濟問題,即市場問題。需要贅述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面對全球市場經濟的環節之一——藝術品市場,部分藝術工作者沒有發揮其推動藝術發展的本職責任,而是對藝術品市場進行徹定的否定和因噎廢食式的鼓吹,在如何度過危機和健全藝術品市場方面毫無作為。在上世紀90年代初,貧困的批評家們絲毫沒有忘記自身的職責,面對“藝術市場”這一天外來客,進行客觀的辯論、規則的譯介、方法的健全、法律的健全等的推動。面對複雜多變的環境,國內的藝術品市場至今都有其缺點在裏面,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在資訊時代的今天,獲得國外先進的、規則化的各種方法早已不是什麼難事。遺憾的是後起的享受過市場甜頭的藝術工作者變得狂躁與不負責任。當代藝術不是金錢的聚寶盆,而是大家的陣地,更不是某些人或某些機構“孤縱”的藉口,窮盡當代藝術品市場資源的做法顯然更是不可取的。危機面前,積極推動當代藝術各方面的建設與健全乃是正業,而不是自顧自地完成“李自成式”的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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