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揮灑的生命色彩
有人批評時下的青年畫家們，在優渥炫目的生活中，只推崇那種對藝術家本體狀態的關注，他們想盡各種辦法表達出的愁緒卻幾無差別。對於自我的關注與抒發，詹先生並不排斥，他只説自己更願意在廣闊的天地間，涉獵更多的領域，體察更多彩的人生。
“我生在瀋陽，從小長在北京，在城市的環境中長大，沒見過什麼世面……”説起在中央美術學院彩墨係做研究生時，第一次到西北，他連點滴的細節都不曾忘卻。“那還是1954年的時候吶，可不像現在，我們出了蘭州火車站，四下一望，簡直像古代。連個人影兒都沒有，再仔細找了半天，終於發現有幾輛馬車。 ”年輕人看什麼都是新鮮的，第一次見識到大漠敦煌的戈壁灘，領略到石窟的壯美；第一次見到黃河，船夫自己坐在羊皮筏子上一路順流而下，唱起當地的民歌“花兒” ，筏子走遠了，那高亢婉轉的歌聲卻好像還很近。當時所領略到的一切自然、人文景觀都令他心生嚮往，也正是如此豐富的生活賦予他源源不斷的創作養分，“直到現在一想起來，還是覺得太有意思、太來勁了！這樣的感受，恐怕光是‘宅’在家裏，靠沉溺在自己的夢境和幻覺中，是沒法想像出的。 ”
連“批評”都帶著通透與豁達，他那份獨有的寬容內斂中總帶著一絲“嚴肅”的幽默，“我們做學生的時候，一切都很簡單。物質在那個時候相當貧乏，但精神世界卻無比豐富，因此大家都特別快樂。 ”葛維墨先生曾在《美院往事》裏回憶他們那批學生即將畢業前，在全校引起巨大反響的“大馬戲團”表演：“演出從3個小丑開始，扮演小丑的是大個子詹建俊和一胖一瘦的兩個矮個子李宏仁和蔡亮。他們在臉上涂滿了油彩，梳著高高豎起的小辮，手牽手咧著血紅的大嘴，哭著上場，插科打諢鬧著要去參加晚會。 ”此番熱鬧的景象今時今日即便只能透過文字，也令人忍俊不禁。
無論是剛剛畢業時創作的《起家》《狼牙山五壯士》 ，還是後來的作品，縱情快慰地創作，從不模倣他人，也拒絕重復自己，詹先生總能以豐富、鮮明的繪畫語言，賦予生活中的美以更多的光彩與詩意。他這樣描述自己理想的繪畫境界：“它應當像一首詩，蘊含著生活所給予的靈感和思想。它讚頌人間至美的一切，並使潛藏于平凡中的偉大，隱沒在暗淡中的光明，都在有限的篇幅內呈現出來，以它美好的精神力量啟迪人們的心靈。 ”
《高原的歌》創作于1979年，靈感來自先後兩次去四川阿壩地區體驗生活，雖然在那裏的時間並不長，卻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廣袤的草原上，有大片大片的花朵，人們騎在馬上，自然而然地唱起了歌，宛若天籟之音。那種恣意的歡樂，豪爽自在的幸福，連同高原清新的空氣，分外強烈的陽光，使他深深感動。以往關於藏族聚居區、藏族同胞生活的繪畫，主題大都是苦澀、凝重的，而在他的作品中，卻敢於用大片的紅色來塗抹。晚霞中騎坐在牦牛身上的藏族姑娘橫過草原，落日的余暉映襯著她逆光的身影，喜悅祥和。雪域高原不再淒冷，而是充滿了濃濃的暖意。如果説《高原的歌》是緊扣時代，給剛剛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以精神上的慰藉；那麼《回望》中的長城，則是他反思“文革”的全新載體。范迪安在《從象徵寫實到抒情表現——對詹建俊油畫的再認識》一文中曾評價這幅作品：“烽燧似點，有古代畫論常謂‘高峰墜石’之重，城垣逶迤，如同古代畫論所稱‘潺潺一線’之靈。 ”遼闊的視野中，萬里關山盡收眼底，在層層疊疊的紅褐色峰巒之上，灰白色的城垣凸顯出一種歷經世事的滄桑與壯闊，倣若撥動一根琴弦，聲音低沉，卻發出悠久不息的迴響。這份許多人感受過卻描述不清或未能捕捉到的長城之魂，被他在畫中恰如其分地表現了出來。
最大的幸福是畫畫
“第一次去先生的畫室，是在2003年，非典過後不久。在校尉衚同老美院陳列室的後面，樓的高度很低，他站起來一舉手就能摸到樓頂，整個畫室由兩個小間打通而成……靠西邊擺了茶几和沙發、還有兩把椅子。小茶几上放著CD機，北面中間的斷墻邊放了個小櫃子，上面放了很多張CD、畫冊和書。我説畫室太小，先生卻笑著説，‘這間也是去年才有，以前都是幾人合用一間’ 。 ”詹先生的學生白展望回憶説，“先生在75歲的時候，終於住上了寬敞的房子，現在的房子結構合理，畫室也寬大明亮，過去家裏躺著的畫冊，終於能站在書架上了。 ”
哪怕在窄小陰暗的房間裏，依然能畫出絢麗明亮的作品，無論身處當年的陋室中還是如今舒適的環境下，詹先生寵辱不驚，因他看重的並非外在的一切，始終只有繪畫。
“我只有一點自滿之處，那就是這輩子我選擇了繪畫，並且成為一名美術工作者，這是我最大的滿足。受到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就愛上了畫畫，這種愛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改變。別的人也許會覺得這個職業很悶，我卻樂在其中。從事一份自己熱愛的工作，又是社會所需要的，還不會受年齡的限制。82歲得了終身成就獎，這只是藝術追求的開始。因為我知道自己永遠站在起點上，這個起點始終觸動我，讓我傾盡所有去為之努力。畫了一輩子，還像畫第一張一樣。 ”詹先生説著，臉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或許那飽含著太多人生體悟的皺紋無法抹去，但這笑容卻和年幼他隨母親回東北老家，第一次拿起畫筆用一張畫代替書信給留在北京的父親報平安時，毫無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