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授獎詞：他的創作，以樸實、精煉的語言，豐富、深邃的意象，體現並捍衛了詩歌與人的尊嚴。
胡安•赫爾曼：一個詩人的傷痛與榮耀
“詩歌是神秘的，沒人知道它究竟帶來了什麼。它是記憶的影子，是對上帝的感謝。沒有了詩歌，生活對我來説就像沒有葉子的樹，也就沒有了影子。”
詩歌對於赫爾曼來説，是不可或缺的。詩歌給他帶來了諸多榮耀：今天的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以前的阿根廷國家詩歌獎、胡安•魯爾福文學獎、索菲婭王后獎、塞萬提斯文學獎……
赫爾曼是一位社會主義者、遊擊戰士，在軍事政變後經歷了13 年的流亡生涯。流亡途中，赫爾曼20 歲的兒子和懷有7個月身孕的兒媳，被阿根廷軍政府從家中綁架，隨後處決。這成了赫爾曼心中永遠的痛。流亡途中，每一次聽到親友離去的消息，對赫爾曼來説，就像自己又經歷了一次死亡。
這就是胡安•赫爾曼，拉美同時代詩人中最偉大的一個。
2009年8月6日晚，第二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開幕前夕，在翻譯辛穎的幫助下，赫爾曼在下榻的賓館接受了記者的獨家專訪。將近2個小時的採訪，記者深深了解了一個詩人的傷痛與榮耀。
和中國有關的疑惑：周恩來真的沒寫過詩嗎？
2009年8月6日，赫爾曼抵達西寧。這是他一年第二次來到中國，上一次是今年4月份，他獲得塞萬提斯文學獎後，來北京進行文化傳播。
這是他第四次來到中國，上兩次來到中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赫爾曼是新華社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記者。
赫爾曼告訴記者，1959 年，北京雜技團去布宜諾斯艾利斯表演，他們代表新華社，邀請赫爾曼擔任新華社駐當地記者。次年，赫爾曼隨拉美記者團第一次來華。在40 多天裏，他走訪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幾個城市。1964 年，赫爾曼第二次來到中國，要求重走長征路，獲得有關方面的同意，“路上的一切深深震撼了我，到處充滿革命的熱情。”
第一次來中國，赫爾曼和記者團一起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在赫爾曼眼裏，周恩來是個特別紳士的人：“他在接受我們採訪後，帶著歉意的表示，很不好意思佔用了我們的時間。”
在採訪結束後，周恩來再次熱情地問記者們：“還有問題嗎？”赫爾曼提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帶來的疑惑，直到現在，赫爾曼還是沒有找到答案。
“我當時問總理，您現在還寫詩嗎？結果總理告訴我，毛主席寫詩，他從來不寫。”赫爾曼告訴記者，他當時就有點懵了，因為他曾經校訂過西班牙語版的毛澤東、周恩來詩集。他不明白，為什麼總理會這麼回答。 “
總理真的沒寫過詩嗎？”盯著記者的眼睛，赫爾曼認真地問道。
敘述流亡的痛苦：兒子、兒媳的遇害讓他心碎
6日上午，一齣機場，赫爾曼立即掏出煙，用力猛吸了起來。對於翻譯讓他登記名字的請求，他都沒搭理，眼裏只有煙。晚上，在接受記者採訪過程中，他也是煙不離手，一根接一根地抽著。
在一次深情地注視之後，赫爾曼的夫人馬拉心疼地告訴記者，在他最痛苦的時候，除了家人、詩歌，就只有香煙能緩解他的情緒了。
赫爾曼的痛苦不是因為長達13年遠離故土的流亡，也不是無法安心創作詩歌，而是因為他的緣故，他的兒子和有身孕的兒媳死於政治迫害。
1930年，赫爾曼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他創辦了有著激進政治訴求的詩歌刊物《硬麵包》，以詩歌為武器進行鬥爭。1967年，他還參與創建了阿根廷城市遊擊隊。 “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産生了分裂，幾乎各國共産黨都分成了所謂的‘親蘇’和‘親華’兩派。阿根廷共産黨是‘親蘇’的，他們就要求我們離開新華社。在我選擇留在新華社一個月後，我就被阿根廷共産黨開除了。”
赫爾曼告訴記者，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由於他同情古巴革命，批評阿根廷共産黨，漸漸地，他脫離了遊擊隊和“硬麵包”。1970 年代，他被阿根廷反共聯盟和城市遊擊隊同時判處死刑，不容于雙方陣營。1976 年阿根廷政變，他不得不逃離祖國，流亡于羅馬、馬德里、尼加拉瓜、巴黎、紐約，最後定居在墨西哥。直到1988年，阿根廷聯邦法庭判決，赫爾曼終於被允許回到阿根廷。此時，他已流亡13 年。
1977年，是令赫爾曼心碎的一年。赫爾曼的兒子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綁架並被殺死。兩個月後，他的兒媳在生下孫女後也被殺害，“直到1989年，我才在一個河底的水泥桶裏找到了兒子的遺骸。”説到這裡時，赫爾曼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一隻手按在額頭上，仰著頭。借著檯燈的反光，記者在他眼角看到了晶瑩的淚光。仰著頭，是不讓眼淚流下來。那一刻，赫爾曼臉上的皺紋似乎更深了，一種發自內心的無力和悲傷，讓記者和翻譯也頓時沉默了下來。
13年的流亡，也沒有改變赫爾曼心中的歸屬感。在他心中，阿根廷依舊是他的祖國。現在，每年他都會抽出時間回去看看。
堅信詩歌的力量：從追求鄰家姑娘開始
“告訴你或不告訴你我的痛苦/ 擁有你的或不擁有你的方式/ 改變那折磨你的熱情仿佛/ 會使兒子平靜地飛起來仿佛/ 那心碎神迷，聲音，冷漠/ 將人與墻壁舉起來/ 讓你那溫柔恐懼的臉/ 狂亂而暴怒，再見吧，心肝。”
這首《公開信》是赫爾曼送給兒子的最後禮物。赫爾曼説，在他幾十年艱難坎坷的歷程中，詩歌是他的武器，他的慰藉，他的寄託。他在塞薩爾•巴略霍的詩歌中指導了自己口語化的風格，同時認為法國超現實主義詩歌是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學者評價赫爾曼説，他開創了一條對語言和社會具有雙重承諾的詩歌創作之路。而執著于創新則是赫爾曼在詩歌創作中的兩個關鍵詞。
但卻沒有人知道，赫爾曼走上詩歌這條道路，是為了追求一個鄰家姑娘。
“我哥哥是一個詩歌愛好者。我4、5歲的是時候，他常用俄語為我朗讀普希金的詩歌。我根本聽不懂，但是那種音樂讓我如癡如醉。之後，我開始讀詩。到我9歲的時候，我愛上了鄰居家11歲的小姑娘，就想用阿爾馬富爾特德詩征服她。可她對此非常漠視，於是我就開始自己寫詩。可她依舊對我不理不睬……”赫爾曼輕鬆地説出了這個“糗事”。
此時，説到詩歌，赫爾曼的心情才好了一些，煙霧繚繞中的臉露出了些許笑意。
在許多人看來，經歷那麼多，赫爾曼的詩歌會和武器一樣尖銳，會大肆譜寫歷史。對此，赫爾曼給予了反對。赫爾曼表示，他從未試圖在他的詩歌中譜寫歷史，“我認為是個唯一真實的主題就是詩歌本身。社會或者政治詩歌在我的創作中佔的比例並不大。我討厭‘承諾詩歌’，相信‘聯姻詩歌’——與詩歌聯姻。”
還有人認為，對軍人政府的仇恨，對親人的懷念，對個人遭遇的的反思是赫爾曼一生創作詩歌的動力。“那只是不了解我的人一廂情願地想法而已。”赫爾曼告訴記者，詩人寫詩是因為他有這個需要。既不是幸福，也不是痛苦的經歷，才讓他有寫詩的需要，“因為耳朵裏有噪音，所以我想寫詩。想要用詩表達出來，這是一種需要。只有在心裏有感應時，才能用文學的語言寫出來。”
“如果能再活100年，我就繼續寫詩100年。”
對話胡安•赫爾曼
特別想去兵馬俑看看
記者：50年後重新來到中國，感覺怎麼樣？
赫爾曼：喔喔，變化太大了。我記得，當時我來中國的時候，一路上都是用糞便澆田的臭味。我還看到，由於沒有汽油，一些汽車只能用推得。時間實在太久了，我就記得這些記憶的片那段。現在，不管是北京還是西寧，高樓大廈隨處可見，你看看，我們在酒店吃得有多好。雖然，我具體不了解背後發生了什麼，但能看到得，就是事物本身最實質的東西。中國改革開放30年，相當於歐洲國家發展400年。哈哈，詩人就喜歡做總結。
記者：我來自西安。第一次到中國時，你到過西安。現在對西安還有印象嗎？
赫爾曼：是的，我去過西安，呆了大概4天。印象最深的是tower（記者補充：大雁塔）。是的，就是大雁塔，特別漂亮。另外，我現在還聽説qin dynasty soldier（記者補充：兵馬俑）特別壯觀，特別想去看以看。
記者：你對中國詩歌熟悉嗎？
赫爾曼：我讀過很多中國的古典詩歌，我知道杜甫、李白、蘇東坡。不過，對於中國的現代詩歌和詩人，由於語言的緣故，就不怎麼清楚了。
詩人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記者：1955年，你創辦了詩刊《硬麵包》。“麵包”意味著詩歌是人的第一需要。那在爭取人的權利和社會作用上，詩歌是否也能像槍一樣嗎？
赫爾曼：詩歌總能為人們提供豐富的精神財富，愉悅人的心靈，告訴一個人他是什麼，也能給予他某些現實生活中所得不到的東西。但是詩歌不可能顛覆社會或改變一場戰爭。詩歌有這樣那樣的社會作用，有點誇張了。不管是詩人還是作家，也並非像史達林説大那樣，是什麼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們只是寫字而已。
記者：在流亡的過程中，生存處於什麼狀態？
赫爾曼：在義大利，由於語言的問題，我一直處在憤怒和物理的狀態中，導致我多年無法寫詩。這應該是最悲慘的事了。
記者：以前，你從未和任何人説過你寫詩，是嗎？是不是孩子們認為你當詩人不好？
赫爾曼：是的。寫詩是一種隱秘的激情，只有這樣才更有趣。我不知道孩子們怎麼看待，但如果我自詡是詩人，他們肯定會取笑我。
詩歌邊緣化不是詩歌的錯
記者：你獲得塞萬提斯文學獎後，特意選擇了包括上海、北京在內的5個亞洲城市來傳播文化。為什麼選擇的都是亞洲的城市？
赫爾曼：亞洲，尤其是中國有著很古老的文化和歷史。因為東西方世界之間存在的溝壑，我對亞洲理解還不夠，我希望能多了解亞洲，尤其是老朋友中國。
記者：在世界範圍內，詩歌似乎正在逐漸走向邊緣化。你覺得，詩歌的生存和發展會走向何方？
赫爾曼：我不好預測。但我認為，詩歌作為人類情緒，現實的最主要表達方式，詩歌就算邊緣，也不會消失。詩歌在全世界範圍內走向邊緣，不是詩歌的錯，也不是詩人的錯，事兒這個世界的文化本身就很畸形，是它們的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