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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鋒:重寫當下性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2-08-29 16:41:42 | 文章來源: 藝術中國

中央美院在85時期成立第四工作室,可以説得上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從小的角度來看,是中國藝術界全面開放的標誌。從大的角度來看,是中國社會全面開放的標誌。

然而,在接下來的近30年裏,中國與世界一道,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尤其是中國的發展,讓所有預言家大跌眼鏡。中國與世界的發展,沒有按照85時期知識分子的預想進行。舊的問題已然過去,新的問題迎面而來。整個社會在發生急劇變遷,生活在其中的人們面臨著要不斷更新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的挑戰。曾經是時髦的,可能很快就變得老套。曾經是進步的,可能很快就變得可笑。多少獨領風騷的英雄,最後都被這個劇變的時代幽默了。

就藝術界來説,在80年代最前衛的現代藝術,突然變得陳舊不堪。因為接下來的後現代藝術和風生水起的當代藝術,很快將現代藝術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歷史就是這麼殘酷。那些背上現代藝術包袱的人,那些貼上現代藝術標簽的人,很快就進入失語狀態,因為整個藝術界的話語,由現代轉向了當代。

這種急劇變化,在人類歷史上非常少見。就藝術史來説,通常需要幾代人才完成一次風格的轉變。一個藝術家窮其一生都很難感覺到風格的變化。今天的情況截然不同,一個藝術家一輩子要經歷許多風格變化,不僅要經歷衰年變法,而且有可能要經歷盛年變法,甚至青年變法。也許這個時代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85時期的現代藝術運動,究竟還有什麼意義?為什麼在今天還值得重提?對於這些問題,後現代哲學家利奧塔(J.-F. Lyotard)的思考,值得借鑒。在利奧塔看來,現代性的核心就是對當下(現在和這裡)的關注。現代藝術的目的,就是要切中當下。然而,我們對當下的把握,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或者説,對當下的把握,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只能身陷當下之中,而無法從當下中抽身而出,對它進行反觀或者把握。當現代藝術成為一種可供仿傚的樣式或者風格之後,它就失去了切中當下的能力。利奧塔主張,我們需要不斷地重寫現代性,才能讓現代藝術切中當下,才能讓現代藝術不至於滑入一勞永逸和蓋棺定論的風格之中。為了避免詞語上的混淆,利奧塔將重寫現代性稱之為後現代。

然而,後現代在今天也成了一種樣式或者風格。成為樣式或者風格的後現代,也失去了切中當下的能力。於是,當代藝術這個概念開始活躍起來。福斯特(Hal Foster)曾經向全球幾十位著名策展人和批評家發去電子郵件,詢問當代藝術的定義,得到的結果五花八門。當代藝術概念的混亂,不是它的缺點,而是它的優點。當代藝術只有在不可界定的時候才有可能。不過,儘管國際策展人和批評家在當代藝術是什麼的問題上莫衷一是,但他們對於什麼不是當代藝術仍然有很強的共識。由此,當代藝術仍然得到了界定,不過不是用“正的方法”來界定,而是用“負的方法”來界定。也就是説,人們在什麼是當代藝術的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但是在什麼不是當代藝術的問題上,卻驚人地意見一致。

不管以哪種形式來界定當代藝術,都會導致當代藝術成為一種被競相仿傚的樣式或風格而失去切中當下的能力,從而走向當代藝術的反面。當代藝術像後現代藝術和現代藝術一樣,正在蛻化成為樣式或風格而失去它的當下性。當代性急需得到重寫。實際上,重寫當代性也就是重寫現代性。它們的目標一樣,都是要讓藝術盡可能地切中當下。

然而,正如利奧塔機敏地指出的那樣,對於當下的把握不是太早就是太晚。鋻於當下是無法被捕捉的,因此當下是不可表達的。真正的當代藝術,就是對不可表達的表達,因而必然是否定性的表達,或者是用“負的方法”做出的表達。由此,當代藝術必然會形成崇高風格,並且具有永不妥協的自我批判精神。崇高風格和批判精神,構成當代性的核心。無論是現代藝術、後現代藝術還是當代藝術,在它們成為樣式或者風格之前,都具備這種當下性。因此,當今天的藝術家追求當代性的時候,其實他們追求的就是利奧塔所説的重寫現代性。實際上,這裡關鍵的不是現代性、後現代性和當代性,而是重寫。也許現代性、後現代性和當代性在內容上有所區別,但是這種區別並不重要,或者剛好是要忽略的差異,真正重要的,是它們在精神上的一致,在形式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重寫。

值得注意的是,丹托(Arthur Danto)發現,在藝術界的風格矩陣中,當某種風格確立起來之後,與之相對的那種風格也自然會確立起來。比如,如果再現成為風格,那麼非再現自然也會成為風格。同樣,如果非再現成為風格,那麼再現自然也會成為風格。我們之所以不容易從非再現風格中看出再現風格,原因在於我們習慣於讓負的方法依附在正的方法上而具有意義,而不是相反。當我們擺脫習慣的束縛之後,就會發現,在否定性的崇高和批判精神成為當下性的核心的時候,肯定性的優美和人文精神自然也就成了當下性的核心內涵。因此,重寫當下性,不僅可以是從反面來解構,而且也可以是從正面來建構。在解構大行其道的今天,建構顯得尤其稀罕。從這種意義上來説,重寫既包含解構,也包含建構。

由此,我們今天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當下藝術,一種是批判性的、社會學的、追新求異的當代藝術;一種是審美的、講究技巧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當代藝術。套用庫斯比(Donald Kuspit)的術語來説,前者可以稱之為新大師藝術,後者可以稱之為老大師藝術。在庫斯比看來,這兩種藝術在今天都已經過時。今天的藝術是新老大師藝術。

然而,在我看來,這三種藝術都既有可能過時了,也有可能是適得其時。關鍵在於我們是將它們理解為一種風格,還是一種態度。在今天,任何對作為風格的藝術去進行模倣和探索的藝術行為,都已失去了意義。藝術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唯一剩下的可以維持藝術身份的,是一種生活態度或者生活方式。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世界並生存下來的人,都可以稱得上是藝術家。那些由藝術家自己選擇的藝術,無論它們在風格上看起來是老大師、新大師還是新老大師,都可以稱得上是當代藝術。借用丹托的術語來説,那種在風格史之中的藝術是歷史中的藝術,超出風格史敘事的藝術就是後歷史的藝術。

今天看來,中央美院四畫室的可貴之處,剛好在於它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沒有生拉硬拽地帶上什麼主義。從這次展出的藝術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出參展藝術家是出自同一個畫室。從歷史中的藝術角度來看,沒有形成風格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從後歷史藝術的角度來看,這種失敗恰好是值得驕傲的成功。藝術與科學不同,通常是不容易規劃的。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屢見不鮮。真正的藝術,成就在得失之外。我想這正是中央美院四畫室留給我們的啟示。

2012年6月30日于博洛尼亞莫蘭迪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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