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泓，1935年生於北京。中國美術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1958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員，並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漢唐考古、中國美術考古和中國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著有《中國古兵器論叢》、《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漢唐美術考古與佛教藝術》等。
早于洞穴時代，人類即已與藝術結緣，通過藝術來表達我們的生活，表達我們內心的情感。在我們回望中國古代藝術家創造的燦爛藝術的同時，也應看到，現當代藝術家也創造出了許多能震撼我們心靈的作品。在這些藝術家和藝術創作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
2014年“大家訪談”新開闢的“談藝錄”系列將把我們的視線投向藝術領域，包括傳統書畫、當代藝術、收藏、藝術史等領域，以深度訪談的形式回溯藝術名家的成長、成名、創作往事，兼及他們的藝術傳統、藝術觀的表達以及藝術上面臨的困惑等。希望通過這一個系列，部分地展現藝術家們的藝術之路，並由此管窺藝術家群體的生態以及中國藝術的發展現狀。
1869年，考古學家馬塞利諾·德桑圖奧拉在西班牙北部的岩洞中發現了後來聞名世界的“阿爾塔米拉洞窟”，那些畫在石岩上的野牛、馴鹿、大象栩栩如生，但又帶著來自遠古的生動氣息，被稱為“史前西斯廷小教堂”的阿爾塔米拉洞窟將人類從事藝術的時間推向了更早的舊石器時代。同樣，1972年，當考古學家們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發現色彩鮮艷的彩繪帛畫時，他們或許也還未意識到，這將使中國美術史的史料佈局延伸至更廣。由於中國古代繪畫紙張、絹帛等材質不易保存的屬性，來自地下的考古發掘成為了藝術史特別的補給來源，美術考古這一內涵外延並不大為人所熟知的學科所做的，正是把人們探究藝術的目光帶向更遙遠的時代，更廣闊的空間。楊泓先生的工作正是如此。
不過，楊先生的研究領域很寬，涉及古代物質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兵器、車馬器、傢具器用，他也研究佛教文物、壁畫、雕塑等等。他的本行是魏晉南北朝考古，尤其偏重美術考古，專著《美術考古半世紀———中國美術考古發現史》、《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都是這一領域的力作。而做美術考古之外，他還是一位古代兵器方面的專家，曾經是《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古代兵器卷的主編。楊先生曾經打趣自己是個蝙蝠，“鳥看著我是鳥，耗子看著我是耗子。有人看我是搞兵器的，有人看我是搞美術史的，實際上都不是，我就是搞考古的。”
到今年整整學考古60年
幹考古的都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人，這才叫考古學家。像我這樣的不是考古學家，我基本上1950年代之後就不做田野考古了。
南都：你上北大考古係是哪一年?
楊泓：我是53班，就是1953年入學。我們一個班15個人，到今年是我們整整學考古60年。我們上學的時候和現在不一樣，現在考古係就是學考古，我們不是，當時考古專業是歷史系下的，我的畢業證書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考古專門化。什麼叫專門化?跟莫斯科大學學的，就我們這一年這麼叫，第二年就叫考古專業了，我們那一屆比較特殊。
南都：你們那時候都有哪些先生教課?
楊泓：我們上全部歷史系的課，再加上考古的專業課，所以當時學生史學的基礎比現在的學生好。教我們中國史的是張政烺、鄧廣銘與汪篯;世界史是齊思和、楊人楩、胡鐘達、張芝聯，亞洲史是週一良先生，這些先生全都去世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張廣達，那時候是西方世界史的助教。
南都：考古學的專業課呢?
楊泓：考古學概論是夏鼐先生主持，舊石器考古的外國部分是裴文中先生講，中國部分是賈蘭坡先生講。新石器時代是安志敏先生，商周考古是郭寶鈞先生，秦漢考古是蘇秉琦先生，那時候蘇先生講秦漢，現在很多年輕人以為蘇先生是教新石器的，不是的。魏晉以後到隋唐是宿白先生，宿白先生也給我們講古代建築。還有石窟寺考古是閻文儒先生教，閻文儒先生抗戰時是向達先生的研究生，光復時(抗戰勝利)，閻先生到東北去做接收大員，東北大學、東北博物館都是閻先生接收的。東北解放後，他拿著向先生的聘書回到北大。那個時候北大規定外校的教授到北大必須降一級，所以他是副教授。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汪篯，到了北大也是副教授。專題課之外我們也學一些其他的課，比如書畫是徐邦達，文字是唐蘭，博物館學是傅振倫。還有兩門外國教授的課，都是埃及的，一個是費克裏，一個是埃米爾，兩個人講埃及考古學，那時候跟國外的交流只有社會主義亞非拉國家，埃及專家給我們班上課，別的班也跟著上。
考古學的技術課全部由考古所的人講，照相是趙銓，測量是徐智銘，修整是鐘少林。田野考古是我們實習的時候講的，我們班實習在邯鄲，1957年邯鄲實習是蘇先生、宿先生帶著我們去。也幸虧是在邯鄲，所以1957年反右我們班沒有被打成右派的。我們之前幾個班都是跟著考古所實習，到我們班的時候學校自己獨立支援，跟河北省合作。我和另外兩個同學做的響堂山的發掘報告，回去做報告的整理也是蘇先生帶著我們，圍著火爐子摸陶片——— 發掘出來全部是碎的，哪有整的，所以還得一片片慢慢去對。
南都：這樣的田野考古你參加得多嗎?
楊泓：考古學是田野考古為主，幹考古的都是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人，這才叫考古學家。像我這樣的不是考古學家，我基本上50年代之後就不做田野考古了，我基本上在考古所裏面，跟在田野考古線上不一樣。
我最後一次田野考古是在南水北調的丹江口，那時候大壩還沒修，我在丹江兩岸跑。我是北方人，在那以前我基本上沒到過南方，我的考古實習都是在河南、河北，沒有往南去。第一次過長江，後來到丹江——— 丹江算長江的支流，那時候丹江水清到什麼程度?你坐著船橫渡丹江的時候，往下看可以看到底，跟魚缸似的，看到魚在裏面。丹江的工作做完，我回到北京，就回研究室了，所以我最基本的工作是幹編輯。
南都：在《考古》雜誌?
楊泓：對。大學畢業以後到考古所，一直到現在退休、返聘還在這裡。我實際上是當編輯時間最長，而且到現在為止基本上還沒有脫開。1958年我在編輯室裏管刊物，但是我是研究室的，哪邊有事在哪邊。考古所分三個研究室，第一、第二、第三。一室是史前考古，就是石器時代;二室就是夏商周;三室是漢唐考古，漢唐考古也包括元明清，也就是漢以後整個都在三室，我是這個室的。我們過去説你是研究考古學的，你研究哪一段，考古所填表都是填這三段。但是在漢唐考古裏面，大家還要分工，我一直管漢代到唐代之間，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這一塊。石窟寺在這一段，佛教發展在這一段，這一段跟藝術的關係比較密切，也因為這個緣故美術考古的成果也比較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