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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王羲之"展覽現場
王鐸臨淳化閣帖書畫合璧卷（局部）
“書聖·王羲之”特展展館的《行穰帖》後面便是前不久極受關注的《大報帖》，對於這一橫空出世的右軍書跡摹本，中日書法界討論頗多，現場再次細觀，大小不足八開，青紫色綾裱，四圍包裝如小盒，折痕清晰可見，末行紙質漫漶尤多，大概經過不少修補，右上有江戶時代古筆了仲所作題簽“小野道風朝臣”——古筆了仲認定這是小野道風所作，而富田淳則從紙樣、雙鉤技術、文章內容等三方面重新鑒定為王羲之書跡唐代摹本。
不少書法研究者關注的是——這到底是什麼時代的摹本？從書跡分析，應當説，這一摹本筆勢間仍保留些許雄強流麗之氣，但一些字也確實存在問題，如“呈（或解作“差”）與“也”等的筆勢綿軟，“佳”字右邊的纖弱等，雖然富田先生把雙鉤摹本的參照作為一個重要證據，並強調指“這種水準的雙鉤”，其參照主要即指日本所藏的《喪亂帖》等，好在《喪亂帖》就在旁邊，來來回回對比看過幾次，雖然都是雙鉤，但不得不承認，《大報帖》的神采確實是相差太多的。
對於《大報帖》是不是唐以後的摹本，富田淳在訪談中亦未完全否定，只是表示“不好説”。
最初發現《大報帖》與《妹至帖》都是日本五島美術館理事名兒耶明，他在其《關於新發現的王羲之尺牘斷簡》還透露，“據稱精緻的手鑒上還貼有前田家藏的‘大聖武’、‘蝶鳥下繪法華經斷簡’。因《孔侍中帖》為前田家的家傳之物，如果認為《妹至帖》也曾被貼在前田家的‘手鑒’上，那麼這幅斷簡屬於王羲之書簡之一的可能性豈不是更高？”換言之，《妹至帖》是前田家藏，則《大報帖》同樣也會是前田家藏，可惜的是名兒耶明先生所用的只是“據稱”二字，並未出示相關證據。有意思的是，名兒耶明認為“大報帖”之“大”與“期”（指王延期）字一樣，也是人名，他認為“大”指王邵，也即王導的兒子，不過似乎證據更不足，只能説是推測而已。
有些可惜的是一直關注此事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連起先生因病住院，而東京舉辦這一展覽又未邀請中國專家前往觀摩，否則，王連起先生的體會應當是值得珍視的。但不管如何，且不論書法價值如何，因為《大報帖〉與《妹至帖》的出現，至少在王羲之的文獻等方面，補了一個空白。至於這樣私人收藏的摹本會不會再次現身拍場，或者如《妹至帖》一般慘澹流拍，也許只有天知道了。
《妹至帖》並未與《大報帖》同時展出，因展覽場地原因要到第二批才會露面，另一名帖《孔侍中帖》同樣在第二批展出。
展出的《喪亂得示二謝帖》是2006年“中日書法珍品展”以後第一次展示，也是自己第二次近距離觀摩這一名帖。碑帖專家汪慶正生前曾這樣表示：“吾師徐森玉先生當時就極為讚美此帖，認為是王羲之至精至美的墨跡。我想，世間如果真要有王羲之墨本真跡的話，《喪亂帖》就應該是唯一的墨寶了。”這一名帖在個人心目的地位其實是無法以語言表達的，亦如自己此前文中所寫：“晉室渡江前後，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禮崩樂壞，幾乎是中華民族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而其後誕生的《喪亂帖》本身就是一個隱喻，真實地紀錄了那個時代人物的悲歡，世族大家的王謝子弟短短八行文字尚且連續寫下四個‘奈何’，普通的百姓又會怎樣呢？”
歷史似乎是一個玩笑，王羲之的真跡已經完全散失，然而在一衣帶水的東瀛依然憑雙鉤技術保留一份相對真實的影像，而同樣是這個用心保留《喪亂帖》的島國，在七十年前卻給其文化母國帶來巨大的傷痛，甚至，所帶來的“喪亂之極”遠甚于右軍所感——日軍侵華所帶來的巨大災難罄竹難書，如右軍所言：“喪亂之極……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 而那樣的苦痛，那種漢人歷史因異族入侵經歷多次“喪亂之極”的大悲，以及由此而産生的對宇宙人生的反思與文化，在我身邊那些虔誠讀帖的日本人能真正體會嗎？
也許是很難的。
右軍之書，本質上決非技法，更是境界與人格。以書法而言，讀日本人的書法，無論是本質的纖細或故作雄強的一面，感覺總難以達到一種真正雄強大悲的境界，雖然現在看，日本也許表面上保留了那麼多唐宋遺風。
《喪亂帖》之後則是東京台東區立博物館提供的王獻之書法《地黃湯帖》（唐摹），2006年亦曾見於上海“中日書法珍品展”。
王珣的《伯遠帖》卷首有“晉帖唐模”字樣，絹本，而真跡則在北京故宮（即乾隆所謂“三希”之一），其中有“自以贏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尅申”，所謂“志在優遊”，與右軍辭官誓墓後“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都是一種晉人意態，也是真正的中國文人心心唸唸的所在。此帖雖被東京國立博物館定為“唐摹本”，然而此一版本的《伯遠帖》與故宮所藏《伯遠帖》的圓暢自適、瀟灑古淡相比，神態實在相差太多，筆劃的綿軟做作時時可見，故宮《伯遠帖》後面有著極其豪華的題跋（董其昌題跋稱之為“長安所逢墨跡，此為尤物”，乾隆題識之外且繪枯樹文石，卷尾附董邦達繪圖等），而東京所展《伯遠帖》有“韓奇觀，吳郡張伯玉恭覽”，印有“項子京家珍藏”印，卷末署翁方綱跋，卻直接以“王珣伯遠帖真跡”立論，此卷也不知何時流入日本？也許和眾多流到日本的文物一樣有著諸多説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但稍可安慰的是，見證“江左風流”的存世極少的晉墨（陸機《平復帖》與王珣《伯遠帖》）依然還在中國。也不得不感嘆與感謝促成《伯遠帖》回歸大陸的王冶秋、馬衡等文物界前輩的魄力與遠見。
拐過墻，轉入第二大廳，便是陣陣流水聲伴著群鵝“嘎嘎”清亮悠遠的鳴叫入得耳來，乍聞之下，讓人心曠神怡。這是展覽第二部分——各種版本《蘭亭序》拓本整合之展，而水聲與鵝鳴則來自多媒體放大版蘭亭圖卷石刻拓本，投映于整面墻上，加上動畫與聲音的效果，確實引人入勝，相比較國內博物館的同類大展，頗有創意，也值得借鑒。進入此廳的觀眾第一選擇自然是駐足欣賞：先是“蘭亭”大字及簡單介紹，隨後便進入蘭亭圖卷（萬曆本），倚窗而坐的王羲之正執筆眺望窗外——三五隻白鵝正嬉水而遊，隨之嘹亮的鵝聲出，潺潺水聲出，幾個童子在岸邊將斟上一半酒的觴置於荷葉之上，再放入小溪，讓其順流而下，所謂曲水流觴，水聲鵝聲自此若斷若續，漸次呈現王羲之等四十二人蘭亭雅集的意境，一切均如石刻圖卷：從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一直到滎陽桓偉、潁川庾友、瑯邪王謝安、左司馬孫綽、潁川庾蘊等，蘭亭修稧的結果是“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而各飲酒三觥”，成詩者身邊均有詩，右軍圖像上則刻有詩句“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泳彼舞霓，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美學家宗白華曾認為，王羲之之序與詩真可代表“晉人純凈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覺所啟示的宇宙觀”，而其詩句“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親）”，“尤能寫出晉人以新鮮活潑自由自在的心靈領悟這世界，使觸著的一切呈露新的靈魂、新的生命”。王羲之另有詩句“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宗白華稱晉人的文學藝術都浸潤著這新鮮活潑的“靜照在忘求”和“適我無非新（親）”的哲學精神。事實上，這樣的精神也一直浸潤其後真正的中國文人士大夫，包括宋儒的“萬物靜觀皆自得”、“頓覺眼前生意滿，需知世上苦人多”等同樣得其三味。
現場同時展出的蘭亭圖卷有多個版本，包括明萬曆二十年版、萬曆三十年版（即萬曆小本）、清乾隆四十年版，清代版的墨色偏黑而生硬，細膩處亦不及萬曆本。
所謂“定州一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個事”，展出的蘭亭刻本方面，定武本極多，包括定武蘭亭序吳炳本、獨孤本、許彥先本、吳平齋本、韓珠船本等，當然仍是吳炳藏定武蘭亭最為知名，也在2006年于上博展出，此次全部展示，前有王文治題：“宋拓定武蘭亭，元吳炳藏本，賜研堂收。”又題一行小字雲：“快雨堂審定，無上妙品。”蘭亭正文的起首右下角有“吳炳之印”。王連起先生曾多次論述此本並非較忠實的定武翻刻本，並説帖心是被挖去改換了。現場再看，一些字的筆劃漫漶不清，離傳神二字還是有距離的，而王連起之師提及驗證定武蘭亭是否真本的關鍵則是：“趣舍”與“所遇”之下石有一裂紋，但不是一道，而是紋兩邊石有高低，拓墨因而濃淡有別這一點來判斷定武真偽，即黃石翁之跋錄：“貞觀所刻宋人摹拓諸本，尤有尖嫩鋒芒者，必非定武舊石也。此本渾古特勝。又‘趣舍’‘所遇’破裂處，石之高低不齊，故墨有濃淡，非完石镵成裂文之比。此辨定武之一驗。”
然而無論如何，題跋還是值得一讀，尤其是倪瓚題跋，難得一見：“辨説蘭亭猶聚訟，精良此刻更何誤，辨才付囑昭陵後，玉匣為塵西祚移”，只可惜倪瓚所雲的“精良此刻更何誤”與所觀帖心的字體對照看，實在無法對上，如果不知黃石翁之言，還以為雲林看走了眼，中國書畫各種造假手法以及偷梁換柱的功夫確實是讓人嘆服且無奈的。
隨後又是蘭亭序犬養本、潁井本蘭亭序（王文治舊藏）、潁井本蘭亭序（楊賓舊藏）、宣和內府舊藏蘭亭序，又有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的遊丞相舊藏蘭亭序（禦府領字從山本）等，真可謂體系龐雜，問題繁多，看得人眼花繚亂，讓人“食欲”漸少，也沒力氣再細辨印記題跋了。
蘭亭修稧確實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化體系與現象——或者説，其實是漢字文化圈特有的文化現象與體系，展出各種版本的蘭亭序之外，還有歷代與蘭亭相關的文玩及畫作，如明代端溪石刻蘭亭硯、明代的洮硯綠石蘭亭硯、清代蘭亭高會墨等，其中洮硯綠石蘭亭硯淺雕雅集盛況，小溪曲水巧構為墨池，人物則寥寥數刀，筆簡神完，硯面綠而藍，潤如玉，的是雅物。
日本江戶時代俳句詩人、畫家與謝蕪村所繪的《蘭亭曲水圖屏風》與池大雅的《蘭亭曲水·龍山勝會圖屏風》並列展出，讓人一窺江戶時代的文風畫風之盛。與謝蕪村在俳句創作上提倡“離俗論”，畫名也隆，《蘭亭曲水圖屏風》設色淡雅，構圖頗巧，所繪雖是蘭亭，但總感覺人物神態過於虛玄，筆觸亦較纖弱，流於雅玩之趣，畫家顯然是難以真正理解蘭亭修稧的精神實質的。池大雅的《蘭亭曲水·龍山勝會圖屏風》同樣尺幅頗巨，然而觀之並無多少奪人眼目之處，畫後題寫的蘭亭序書法也是一派日式風格，飄而浮，日人畫寫蘭亭，隔的似乎不是一層的問題，儘管一筆一畫間，畫家對蘭亭的敬畏與認真是可以感受的。
而月仙所繪的《蘭亭曲水圖軸》則將雅會之士聚于溪之兩側，跼踀擁擠，幾不可觀。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獨訪紹興蘭亭，其實也不免失望，而今之所謂蘭亭，更非右軍修稧之蘭亭，正如真正的蘭亭序真跡一般，道理都有相似之處——對蘭亭方位，酈道元在《水經注》倒留下幾筆：“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田。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然而古今相異，又有誰能真正指出蘭亭所在呢？
告別“蘭亭”，第三部分展示的是受到右軍影響的歷代書法名家名跡，富田淳先生向我極力推薦的是隋代智永墨跡《真草千字文》，並説他之前亦未看過此跡。
智永是右軍後裔，相傳曾寫千字文佳者八百本，江左諸寺各施一本。現傳世的有墨跡、刻本兩種，而墨跡本即是這冊日本私人所藏的紙本，原為谷鐵臣舊藏，後歸京都小川為次郎，此次提供的應是小川為次郎之子小川正字廣巳先生了。此行何其有幸——現場看，其實不過展了兩頁墨跡，對開，硬黃紙，且有淡淡污漬，與《大報帖》有些相似，均有折痕，但折痕更重，而墨色則清晰生動，四邊鑲以金色綾條，起首是“（鱗潛）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余則是影本展出，字跡流麗圓潤，啟功先生曾于1989年4月在京都小川家獲觀原本，在其《千字文説》中補記有“（紙色）蓋敦煌一種薄質硬黃紙經裝裱見水時即呈此色。其字每逢下筆墨痕濃重處時有墨聚如黍粒，斜映窗光，猶有內亮之色，更可知絕非鉤描之跡矣”。
展覽現場隔著玻璃，自然沒啟老那般“斜映窗光”上手細觀的福氣，然而墨痕的使轉卻是清晰的，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記智永學《宣示表》，“每用筆必曲折其筆，宛轉回向，沉著收束，所謂當其下筆欲透紙背者。”
歷代書家對智永此書評價極高，如“秀潤圓勁，八面具備”，甚至有稱為“法書第一”，復看了幾遍，忽然感覺似並不能如《喪亂帖》那般真正打動自己，技巧高則高矣，筆法熟則熟矣，但多少還是缺少個人之趣，且微有拘滯之感，或如《書後品》所言：“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當然，這與右軍確乎也無法相比，一個是真性情，我手寫我心，自然而然地創法，一個則是恭恭敬敬守法傳法，亦如東坡所言：“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此言用之評“四王”畫或亦有相通處，用於學法或自有妙處。
展出的歷代名家名跡中尚有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米芾行書虹縣詩卷、黃山谷行書王史二氏墓誌銘稿卷、祝允明小楷前後出師表、文徴明行書遊天池詩卷等，趙孟頫的行書蘭亭十三跋則要到第二批展出，好在丙戌年已品過，算不得太多遺憾。
蘇米二公字同樣來滬展過，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極有太白詩意，斜斜書來，靈秀仙逸，筆勢變化多端。米芾行書虹縣詩卷讀之提神，用墨如新，順其自然，幹則幹，濃則濃，渴則渴，任性隨他，渾然天成，極得真趣，其中有“滿舡書畫同明月”之句尤其喜歡。所謂“滿舡書畫”四字，即“書畫船”，黃山谷詩云“滄江靜夜虹貫日，定是米家書畫船”，水中舟上與中國文人書畫的關係其實是篇大文章，也值得認真探索，包括倪雲林蕩舟湖上、董其昌與書畫船、揚州八家與畫舫的關係，或許都是如此，去歲傅申先生曾有講座論及書畫船，刊發時自己曾改題為《“滿船書畫”今杳然》，然而，現在想想，中國獨有的“流動畫室”——“書畫船”傳統也未必就真的杳然不再，就像真正的文人畫一般。
黃山谷行書王史二氏墓誌銘稿卷因是為人所書墓誌銘，老老實實書來，與前不久在上海展出的黃山谷《廉頗藺相如傳》顯然無法相提並論的，後者縱逸出塵，真是得人生大自在之巨作。
文徴明的陶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卷是真正的文氏行書，流麗生動，筆法精熟，有些意外的倒是文徴明行書遊天池詩卷，看目錄，還以為是整飭之作，然而觀之卻原來是學黃山谷楷書書風之作，與印象中的文徴明風格相差實在太大。
另一意外的是王鐸臨淳化閣帖書畫合璧卷，係書于絹上，筆墨洇潤較多，中間山水畫群山臨溪，草木豐茂，清潤蒼秀，用墨富於變化，感興趣的則是卷後所題，雲：“予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於羲獻，人不自察耳，動曰：某學米，某學蔡，某柳某歐。予此道將五十年輒強項不肯屈服……”此言真值得細細品味。朱耷的行書《臨河序》六屏字若拳大，完全以己法寫之，真天生野逸。
董其昌的行草書羅漢讚等書卷則是第一次拜觀，此卷長約三四米，分別是《羅漢讚》、《初祖讚》、《送僧遊五台》等，或行或草，淡淡雅雅，蕭蕭散散，愈到後面，愈加縱逸自如，來來回回讀了幾遍，滿心歡喜。然而不想居然已臨近閉館，只得匆匆略觀了其後如王文治、鄧石如、趙之謙等的書作，想想又折回《羅漢讚》處，流連讚嘆，再賞思翁用筆用墨，越發覺得董用墨得一“淡”字大不易，此得自於《韭花帖》，得自於米元章，與其天性相契尤多，董思翁曾雲：“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跡，不足與語此竅也。”又説：“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為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為宗，余俱不必學。”——右軍以後，説這樣話的能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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