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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間一粥尚經營，刻畫論錢為惜生。安得化身千萬億，家家堂上挂丹青。」──〈客有寫畫求減值者，作此書于寄萍堂上〉
齊白石是以賣畫為生的藝術家，特別定居在北京後，家鄉的田産留給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寶珠及寶珠生的孩子，只能靠賣畫賣印維持。白石不經商，也不倒賣字畫，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職教書，一切開支只能求助於賣印賣畫。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經濟上仍要奉養老親，在齊白石眼裏，北京和湘潭兩房妻子兒女是一個家，他必須兼顧兩地，供應兩地孩子的衣食、讀書、任務、治病和行旅之用，負擔是很重的。
從做木匠的時候起，齊白石就靠手藝吃飯，所以他賣畫賣印從不恥于要錢。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潤格是1902年樊樊山給他定的篆刻潤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廣以漢尺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這張潤格在遠遊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後是吳昌碩為他定的潤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冊頁摺扇每件6元。
1931年，齊白石的藝術已經進入盛期，作品水準有了質的飛躍，提高潤格理所當然，但提高了畫價，並不比相應的北京畫家高。同是1931年的潤格，蕭謙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 ，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齊白石約4元) 。周養庵三尺以內條幅16元，四尺以內20元(略高出白石) ，扇面、冊頁每件6元(與白石相同或略低) 。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 ，六尺40元(低白石5元) ，四尺16元(低白石4元) 。蕭、週年齡比白石小，在當時名聲略相近，秦是小輩。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於蕭、周。當時齊白石的畫幾乎緊張，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對錢畫交換的規矩把得很嚴，但在畫價上卻持低姿態，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絕非唯利是圖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決不為錢而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初到北京、還租住在法源寺時候，就寫過這樣一個告白：「餘年來神倦，目力尤衰。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不敢應人示……。作畫不為者：像不畫，工細不畫，著色不畫，非其人不畫，促迫不畫。刻印不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醜不刻，偶然戲索者不刻。貪畫者不歸紙，貪印者不歸石，明語奉告。瀕生啟。」 這段告白顯示了齊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畫刻印只可任意為之」 ，「非其人不畫」 、「印語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點像鄭板橋一類很有個性，畫要賣錢，但不喪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驅使;顧主選擇他，他也要選擇顧主。在前述1931年〈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例〉中，也有類似聲明，如「用綿料之料半生宣紙，他紙板厚不畫」 ，「指名圖繪，久已拒絕」 ，「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屬玉屬牙屬不刻」等。誠然，為了掙錢，他有時也不得不遷就顧主，但正是靠了對藝術自由、個人志趣和獨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傑出藝術。
〈賣畫及篆刻規例〉聲明説：「白求及短減潤金，賒欠、退換、交換、諸君從此諒之，不必見面，恐觸惡急。余不求人介紹，有必欲介紹者，勿望酬謝……無論何人，潤金先收」 。把這樣嚴苛的字句寫入潤格，在歷來潤格文字中是少見的。拒絕「人介紹」是為了拒絕酬謝，而介紹者必為熟人，這樣的不講情面，在畫界也不多見。這同時也表明，至遲在30年代初齊白石已不愁賣不了畫，而愁求畫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為人祝壽而求畫，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題上款10元」的規例，老人只畫了一張二尺多的，並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嘆説：「論交若余者，其規例尚不能破，其嚴格可知。然海內慕先生書畫篆刻，輦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給。」
賣畫不論交情，賣畫也能交朋友。齊白石因賣畫賣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時還引出一些令人感嘆的故事來。初到北京時，因賣畫而交的一個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 ，湖北江陵人，號南湖，早年肄業于直隸高等農學堂，辛亥革命期間，曾先後任湖北軍政府要職及鄂軍水陸總指揮。後辭職北上，在天津組織北方革命學會，1913年任國會議員，又先後出任廣東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務廳長、北洋政府教育次長，20年代，創辦過《今日》雜誌，發起組織「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 。胡氏喜收藏，常光顧古玩店，因賣畫識齊白石並成為好友，白石〈己未雜記〉記：「當年7月1日為胡南湖畫〈南湖莊屋圖〉 ，7月15日為畫〈不倒翁〉扇面。閏7月18日，畫籬豆贈胡南湖，引出胡南湖〈報公以婢〉的故事，極大地改變了齊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廠清秘閣以10元賣白石所畫六小屏，並大為稱賞，白石「感南湖知畫」而作了鄭重的題記。
除胡南湖之外，由賣畫賣印而交的著名朋友，還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纘緒、須磨(日本駐華使節) 、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認識齊白石，是在1920年，那時他作為直隸高等師範的學生來京辦事，在宣武門外東騾馬市大街的一個地攤上看到一個老者賣畫，用很低的錢賣了幾張，那老者便是齊白石。後來王森然受重於蔡元培等，進入文化界，成為最早寫文章介紹齊白石，併為他寫評傳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樓的弟子，北京畫家，並曾在琉璃廠開「豹文齋」畫店，齊白石定居北京後，他就不斷購賣白石作品，齊白石生平第一本畫集《齊白石畫冊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編的。胡佩衡本人的畫與齊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對白石其人與畫極為推崇，讓其子胡師事齊白石，又與胡合寫了《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一書。早在編《齊白石畫冊初集》時，胡佩衡就寫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俠，有古烈士風，故見有不平之事，即義形於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圖，假藝術之名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潔面傲，借挽頹風，求諸今人豈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評價使我們知道這樣一個事實：齊白石賣畫講市場規則，但市場規則並不左右他的思想、個性和藝術。胡氏能畫、懂畫，又熟知藝術市場和收藏，齊白石與他的友誼，與買賣畫有關，卻又在藝術上真誠相知，這與不顧畫只認錢、只管收入不顧友誼的畫家，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朱屺瞻與齊白石的友誼始於1929年冬。朱在畫展上看到齊白石畫與印，又經徐悲鴻介紹而知齊白石，但他不願借助於徐氏與白石的私交求取齊氏刻印，而是通過上海榮寶齋按白石潤例代辦。自此而後，他不斷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稱「六十白石印富翁」 ，繼而作〈六十白石印軒圖卷〉 ，並請白石題跋。白石跋曰：「人生於世不能主德立功，即雕蟲小技亦可為。然欲為則易，工則難，識者尤難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揚於世，譽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為號，又以60白石印名其軒，自畫其軒為圖。良工心苦，竟成長卷，索予題記，欲使白石附此卷而傳耶?白石雖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齊白石引朱屺瞻為「知己第五人」 ，全由購求印石的「厚我」 、「知我」而來，卻十數年「睽隔千里而未嘗一面」 。直至1946年齊白石到上海開畫展，才有緣面敘。二人的友誼，以買賣印和共同的藝術趣味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齊白石與王纘緒的交往，也始於王氏的求印購畫。王纘緒(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圓，早年就學于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先後任國民黨革命軍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約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請齊白石刻印，彼此通訊，王氏一再邀白石蜀遊，説入蜀可掙豐厚潤資，並贈他一侍女，以為他「磨墨理紙」 ，白石作〈夢遊重慶〉詩，序曰：「王君治圓與余不相識，以書招遊重慶，余諾之。忽因時變，未往。逐為萬里神交。強自食言前約，故夢裏獨見荊州。」詩曰：「百尺紅素倦紅鱗，一諾應酬知己恩。昨夜夢中偏識道，布衣長揖見將軍。」
1932年7月，齊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贈王纘緒。這12屏精妙絕倫，堪稱白石山水畫的極品。在其中〈夢中蜀景〉一屏中，題了〈夢遊重慶〉詩。王治圓所贈侍女名淑華，侍白石近一年，後送歸家鄉。
1933年，白石蜀遊未成行，但讓他的三子齊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給王纘緒帶去手拓印譜四冊。1936年，白石終於帶著寶珠和兩個最小的孩子到四川遊玩，在成都等地為王纘緒刻印又作畫。但這次蜀遊，白石並不高興，因為王纘緒原答應給他3000元酬金，只給了400元。白石《蜀遊雜記》寫道：「半年光陰，曾許贈之3000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五年後，81歲的齊白石又在《蜀遊雜記》末頁題了兩句話：「翻閱此日記簿，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後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字，後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蜀遊使白石老人對王纘緒這個「神交」有了認識，後來就不再往來了。白石口述自傳談及蜀遊時，只説「四川有個姓王的軍人」云云，連王氏的名字也沒指明。不妨説，他和王纘緒的關係，由賣印賣畫始，亦由賣畫賣印而終，在賣畫賣印的背後，可以看到齊白石對於倫理人格的價值要求。
抗戰期間，齊白石厭于日偽人員的糾纏，對賣畫賣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門上貼出一張告白：「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告白：中外長官要買白石之畫，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賣畫，而是明言不願意和日偽人員打交道。這樣的告白，表現了白石老人的勇氣和膽量。 齊白石賣畫靠琉璃廠畫店作仲介，他和這些畫店的關係很好，這種關係的標誌是講信義，保持作品的品質，畫價的合理與穩定。榮寶齋為齊白石售畫最久也最多。他與榮寶齋等畫店的交情非常好，長期在榮寶齋任務的白石孫女婿薩本介説：「榮寶齋和齊白石的聯繫有諸多因素，但決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質。」這個「質」是什麼呢?他解釋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後，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掛麵(天天如此，常年不變) 。吃完稍事休息，養養精神，就走到畫案前，帶上套袖，第一句話就要問，有沒有榮寶齋的筆單?如果有，那麼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張畫就是給榮寶齋畫的。」
1946年，齊白石應中華全國美術會之邀到南京、上海辦畫展，帶去的200多張畫，全部賣出，回到北平，帶回來的「法幣」 ，一捆捆的數目倒也大有可觀，等到拿出去買東西，連十袋麵粉都買不到。通貨膨脹以至如此，書畫篆刻真是不值一錢了，但白石老人總還要賣畫賣印。1947 年5月，白石老人自書了一張潤格：「一尺十萬(冊頁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 ，扇面中者十五萬，大者二十萬。粗蟲小鳥一隻六萬，紅色少用五千，多用一萬。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萬，朱文十萬，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這「一尺十萬」 、「一字六萬」 ，可真夠嚇人了!但「一個燒餅，賣10萬元，一個最次的小麵包，賣20萬元，吃一頓飯館，總千萬元以上」 ，這樣一比，還算貴嗎?白石老人感嘆説：「人們紛紛搶購實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換上東西…他們異想天開，把我的畫，也當作貨物一樣，囤集起來。拿著一堆廢紙似的金圓券，訂我的畫件，一訂就是幾十張幾百張。我案頭積紙如山，看著不免心驚肉跳。朋友跟我開玩笑，説看樣子，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實則我耗了不少心血，費了不少腕力，換得的票子，有時一張還買不到幾個燒餅，望九之年，哪有許多精神，弄來許多廢紙，欺騙自己呢?只得嘆一口氣，挂出『暫停收件』的告白了。」
在20世紀畫家中，齊白石不像王一亭、陳師曾、金城、吳湖帆那樣有生活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藝術目標或自由的遊戲筆墨，也不像某些以扒分、逐名為唯一目的，趨時迎合、賣掉才華、喪失藝術追求的「明星」 。他兼取兩者，獲得了兩方面的成功。齊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條最重要，一是他沒有膨脹的物質慾望，生活節儉，自足於溫飽小康，有充分的精力與閒暇進行藝術探索;二是他始終保持著人格與創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藝術創造市場，而不是被市場牽著鼻子走。當然，賣畫賣印對齊白石的藝術也有負面作用，這主要是賣畫數量過多，為了賣畫之需，即便沒有興致也畫，不想畫的也畫，不免出現氣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復之作。在歷代中國畫家中，這種現象是很難避免的。
定居北京後，齊白石多自定潤格，在他客廳裏，長期挂著1920年寫的一張告白：「賣畫不論交情，君子有恥，請照潤格出錢。」同年還有一張告白：「花卉加蟲鳥，每一隻加10元，藤蘿加蜜蜂，每只加20元。減價者，虧人利己，余不樂見。庚申正月除十日。」齊白石賣畫賣印，從不講情面，除極個別親友外，不論是誰，都要照價付酬，不能賒，不能減。他託人辦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畫為報，他把這視為人情與物值的交換，如果他感覺不合算，下次就不進行這類交換了。如1935年夏，周維善通過王森然贈白石畫像，白石以一畫相報;後王森然又領鄭景康為白石拍照，並將所拍12張照片相贈，白石又報以畫，但不久，白石在客廳挂了一張告白，説雙方不合算，以後再有人照像畫像一概不應酬。
齊白石有時請別人(如樊樊山、林紓等)寫序文、題辭或紀念文章，也都依照對方的潤例付酬，所謂「好朋友，明算帳」，一點也不含糊。
齊白石刻印、賣畫的潤格並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畫家(如陳半丁等)還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畫在日本賣大價(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後，情況逐漸優化。1926年買跨車衚同的套院，是這種好轉的標誌。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鄉無此好天恩〉 ，意思説北京比家鄉更好的賣畫環境。到1931年他自寫了〈齊白石賣畫及篆刻規例〉 ，明示：「畫刻日不暇給，病倦交加，故將潤格增加。」增加後的潤格是：「花卉：條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寬) ，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紙對開) 。中堂幅加倍，橫幅不畫。冊頁：八寸內每頁六元，一尺內八元。扇面：寬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內八元……凡畫不題跋，題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與號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為度，字小不刻……石側刻題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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