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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策展人長谷川裕子
叛逆特點三：我思故我在 女策展最大
和青年熱一樣火熱的2012年的光州雙年展，也讓女性策展人著實又火熱了一把。由於六位女性策展人來自不同的亞洲國家，年齡構成也不完全相同，策展經驗也差異很大，這更讓青年女策展人顯得別出一格，獨具魅力。2012年光州雙年展讓中國年輕女策展人盧迎華大放異彩，本以為這種局面和挑戰之下她會有非常叛逆大膽之舉，沒想到面對媒體盧迎華卻平靜的説：“我覺得6個人合作起來差異並不大，我覺得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談論藝術和比較區域的差異是沒有意義的，藝術實踐是個體的實踐，不管在何種語境和機制下，都不能阻礙強大和持久的個體實踐的存在。”這似乎更是一種反媒體期望值之後的叛逆。
青年女策展人在國際雙年展中尋找共存的聯繫的例子還有：早在2000年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中，長谷川裕子試圖通過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和作品發展出一種和傳統對“自我”的看法不一樣的新看法。當一個藝術家對社會和群落做出表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將它轉換到下一個階段，而當代藝術也變成了別的東西。而作為一個策展人，她的價值在於“總是試圖整合西方和東方的感性。”
長谷川裕子策劃的2000年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當年正是土耳其政府換屆，整個雙年展的預算少了1/3，而她克服了這些困難，在日本為展覽尋找了大量的贊助。也許相比南條史生這樣的老一代的策展人她並不擅長在展覽模式上進行改革，她所有的展覽都是標準的策展模式發生在標準的地點。她的長處也不在於她能提出完整的理論，其實，她的理論往往是對國際理論的回應，她的長處在於她的堅韌，以及用自己的感性去及時印證或者修正流行的話題的能力，特別是後者使得她區別於日本的其他的策展人。這也許是她反叛逆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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