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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庫模式的衰落
在批評家管鬱達看來，昆明的創庫作為精神空間的意義遠遠大於實體空間的意義。“無形的精神性空間遠遠大於幾千平方米或上萬平方米實體空間的效應。”他説，“因此，雲南藝術家的聚散，並不以藝術區作為劃定，而是精神的聚集。”這種聚散方式，使雲南的藝術區具有了西南邊陲的多元文化特色，也使雲南的藝術創作具有了一種“在地性”特徵。藝術家的創作和藝術區的發展因地而生，變化不拘。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藝術家們開始在與現實的妥協中尋求出路。“藝術家要靠一種制度性的安排來支援，比如解決生存問題。”創庫藝術區的興起，讓當時在昆明的藝術家不再那麼孤獨。然而，2004年以後，隨著一些核心藝術家的逐漸離去，創庫也趨於衰落。如今的創庫，已經被餐飲、娛樂、茶館所佔據，藝術工作室、畫廊在這裡幾乎絕跡。
管鬱達認為，當年昆明的“創庫模式”在雲南不能生根的重要原因，是因為雲南的藝術區不具備成熟的市場運作環境。“創庫的藝術家聚在一塊就是為了所謂的藝術理想相互取暖，是為了一個藝術理想聚集在一起群居。”藝術創作強調個體經驗的雲南藝術家們，註定無法將“創庫”這種理想主義模式最終落實到“制度層面”，或者説無法進入一種很完善的、完備的商業運作的環境當中，這註定了其曇花一現的命運。
“當時的昆明沒有當代藝術藏家，沒有藝術媒體。這都與北京、上海、成都這些對當代藝術熱衷的城市有很大不同。我稱之為‘當代藝術的不毛之地’，在這裡，藝術家完全靠理想去生存十分困難。”管鬱達説，“在雲南很難維繫一個像北京的798、宋莊或者是上海的莫幹山這樣的藝術區。因為不存在一個當代藝術完整的機制和系統。”
90年代末以來，中國當代藝術迎來了市場機遇。一些藝術家開始離開雲南，到北京、上海尋找更加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遷徙的候鳥
管鬱達把雲南藝術生態概括為幾個地理節點。在昆明、大理、麗江這些地理節點中，自由散落著候鳥式、隱居式的藝術家們構成了這裡獨特的文化和藝術生態。儘管，如今的雲南，已經很難形成像早期創庫那樣的藝術區。但是也形成了若干不同節點、多元化的藝術聚落。雲南的藝術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提供著與“藝術中心地區”不同的價值。
旅美藝術家韓湘寧在大理的洱海邊上有一個私人美術館。曾經旅居美國二十多年的他，如今每到氣候宜人的季節，都會回到這裡生活、創作。儘管大理也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但是藝術上的創作交流似乎並不是吸引他的主要原因，閒散、舒適的生活和友人相聚才是他回歸的理由。在大理，像他這樣的“候鳥藝術家”還有很多。藝術家在大理設立季節性工作室，冬天的時候，他們會從相對寒冷的地方回來創作、生活。
“畫畫，交交朋友，過過日子，這種候鳥式的生活方式也是雲南藝術生態的一個特點。”管鬱達説。
在晴朗的天空下，藝術家像候鳥一樣自由地穿行、往來，這是藝術為人們提供的可能，這種可能也為藝術提供了一種別樣的生長方式和另類的評價標準。
“雲漂”的棲息之所
對於藝術家來説，藝術區從來都是動蕩的棲息之所。從紐約的蘇荷區到北京的798，無論那種不穩定感是與生俱來的藝術氣質使然，還是因房租、拆遷等客觀因素造成，藝術家的流動，在合理又不合理的悖論中，不斷重演著。
藝術家用候鳥遷徙的方式，適應著雲南豐富多樣的地域特點。“對於很多雲南藝術家來説，北京、上海是做展覽、賣畫的地方，雲南才是創作生活的地方。”管鬱達説。
就像在北京的叫“北漂”、重慶黃桷平的叫“黃漂”一樣，在雲南的人叫“雲漂”。與“北漂”、“黃漂”不同，“雲漂”的聚集，並沒有很現實的目標，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散淡而漫無目的。
“在大理、麗江這樣的地方，難以形成物理意義上的空間聚落，但是有一種精神氣質，‘烏托邦氣質’或者是‘波希米亞氣質’把這裡的藝術家聚在一起，但又流動性很強，今天這個來，明天那個走，大家聚在一起更多的並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生活。”管鬱達告訴記者。
選擇雲南，似乎是因為這裡的一切都會消磨人的意志和野心。“好像你有天大的能量，有再大的野心，和這裡愜意的生活、明媚的陽光比起來，都會顯得微不足道。”在午後的陽光下，這位學中文出身的藝術批評家，悠悠地説道，“你要追求的東西瞬間就可以達到，不必煞費苦心，更不必那麼悲壯。一個特別有野心的人來雲南會很痛苦，但這裡又會把這種痛苦很快消解掉。這裡也是療傷地方，因為很容易找到撫慰心靈的東西，人們可能來到這裡就留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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