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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照片：在“2012倫敦奧運中國書法音樂會”上，音樂書法家李斌權與新倫敦交響樂團合作，現場書寫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雙城記》中的精彩片斷“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
書法向來有“凝固的音樂”、“無聲的音樂”之美譽，當有人把這種凝固、無聲給活化、有聲之後，一種全新跨界藝術——音樂書法便由此誕生，但同時也招致“作秀”、“雜耍”的批評。
這個人就是書法家李斌權。在質疑聲中，他已經連續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維也納皇宮上演了“中國書法音樂會”；最近一次更是在倫敦奧運會期間，攜手新倫敦交響樂團和英國現代芭蕾舞團等，將舞臺搬到了倫敦薩德勒斯威爾劇院。
面對質疑，他作何感想？對“音樂書法”，他如何理解？日前李斌權在此間接受記者專訪一一解答。
“音樂為書法插上了翅膀”
對於音樂書法這一創新，李斌權認為這恰恰就是因為藝術之間的跨界結合，形成一種視聽同感的全新欣賞亮點，讓人們得到一種藝術享受的美，進而能夠産生濃厚的興趣。
在他看來，音樂和書法的結合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它的一個普世性。“能夠帶動大家廣泛的對書法産生一種濃厚的興趣，也正是要改變當前中國書法幾乎成為一個邊緣化藝術的現狀。正是因為音樂書法的舞臺表演性，導致它成為社會新娛樂的一個門類，能夠感染更多的人，將更有利於我們中國書法的普世性”。
他坦言古琴更適合音樂書法伴奏，自己平常練習即以古琴作為背景音樂，因為古琴大師彈撥抹挑和書法的提捺頓挫恰恰是有相當的一致性，而交響樂在節奏和旋律上，確實不如古琴那樣有相同點與契合度。但是從表演角度來説，交響樂的感染力更強一些，在這樣的映襯下更容易形成一種視聽同感。“從受眾範圍來説，古琴的特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小眾範圍欣賞的；而到了我們當今這麼一個時代，可能需要的是更強悍的一些東西。”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原副所長何西來以“為書法插上了音樂的翅膀”來評價這一形式。他指，李斌權表演用的是草書，且基本上是狂草，其草書根底是孫過庭的書體，有相當深的功力，與音樂結合後的表演性書寫更是狂放不羈。從創作實踐來看，真、行、篆、隸、草諸書體中，惟有草書特別是狂草適合於“被之管弦”，因其書體簡約，書寫便捷快速且可連綿不斷，更容易體現書家情感情緒的律動。
中國書法家協會顧問劉藝則以“懷素壁書”來形容李斌權的書法表演，“在丈二匹大小之墻面上揮灑自如，頓還懷素舊觀，今人擊節讚嘆，其草書結字準確，線條流暢且伴隨音樂節奏，時急時緩，時弱時強，視覺與聽覺融為一體，此則古人所不及者。”
“筆墨當隨時代”
至於他曾備受爭議的與流行歌手的合作，李斌權也毫不回避，“我和沙寶亮、韓磊他們的合作，就書法本體表現來説，可能缺失了很多，但是就社會傳播而言起到積極作用。因為這樣做的目的性比較明確，就是為了讓大家在一種熟知的藝術語境下，對中國書法有一些粗略的認識，並對它産生一種最初步的興趣。”
對此，中國書法家協會駐會副主席趙長青亦表示，這種跨界合作不僅在公共舞臺表演中擁有上千上萬的觀眾，更由於電視媒體的播放和這些作品光碟進入普通娛樂場所及家庭後，變成了千百萬受眾的精神享受，使人們在欣賞中愉快的接受書法的啟蒙、熏陶，這種形式對擴大中國書法的社會影響意義難以估量。
他認為李斌權的音樂書法表演，擴展了中國書法審美新領域、開拓了中國書法傳播的新形式、拓寬了中國書法走向世界的新途徑。“他的音樂書法是建立在嚴肅的書法本體基礎之上，他與那些打著音樂書法旗號的江湖雜耍有著本質的區別。”
書法理論批評家李廷華亦指出，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中國書法，顯然有“行為藝術”的成分，但李斌權也沒有簡單化或表面化地用“現代書法”對西方觀眾進行“視覺刺激”，他展示的是中國書法藝術的傳統正脈。書法與音樂的合作，均非自今日始；但是，將書法藝術和音樂結合，在國際舞臺上做充分展示，卻是李斌權首創，“一個‘敢為天下先’的青年人，應該得到讚揚和鼓勵，也應該在展開充分討論之際給予學術定位。”
因此對於“作秀”的批評，李斌權絲毫不以為然，“筆墨當隨時代。發展到今天，能夠每天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無處不聞無處不見的就是音樂。我認為無論以什麼形式，只要對已經傳承幾千年的書法藝術，能夠對它進行一個實踐踐行，我覺得就都是可行的。”
基於這樣的心態，他對一些意見建議採取“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值得我去溝通，我就去學習，我覺得説的不對，也會講出來我的道理。總之這是一個溝通過程，而這種溝通不管是批評也好，是褒揚也好，對於我來説都是一種促進，都是有益的。”
李斌權説，作為一個中國人，有幸能夠在這樣一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時代，自己能夠從事書法藝術，把中國的書法藝術好好的挖掘、繼承、弘揚，這個事業非常有意義，“我覺得不枉此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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