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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是領地觀念，民族主義是意識形態
在採訪中，項目統籌陳韻頗有感觸地提到，在歷史上，中印兩國在佛教的淵源上是有交流傳統的，但是後來就漸漸中斷聯繫，而最近的一次文化交流就徑直到了“泰戈爾”，那也是七八十年前的事了。在這次交流活動上，我們中國的
學者提及印度文化，就幾乎都是泰戈爾，似乎在中國和印度兩國進行現代化之後，就成為了被西方形容為“龍象之爭”的民族國家競爭關係，對雙方的交流和理解反而不如古代時深入了。
南迪在《民族主義——真誠與欺騙》一文中曾談到，泰戈爾是一個愛國者，但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事實上，泰戈爾提出，民族主義的説法本質上就是“非印度”或“反印度”的，是對印度文明及其宗教文化多元化準則的冒犯，印度的統一性是建立在中世紀神秘主義者、詩人、宗教和精神領袖的思想和實踐之上的。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引進西方關於民族主義的概念，“就像瑞士試圖建立一支海軍一樣”。
泰戈爾試圖清楚地將愛國主義同民族主義分開，他知道歐洲民族主義在歐洲和南半球的記錄，預見到歐洲的民族主義正將歐洲和整個世界推向毀滅。南迪認為，甘地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和泰戈爾的理解在某一點上交會了。甘地可能是官方的印度國父，但是他幾乎不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他其實主要是一個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者。
因此，南迪總結，愛國主義是一種情感的狀態、連結或投資，是一種感念。非特定、非意識形態的領地觀念——甚至在許多種類的非人類哺乳動物以及某些種類的鳥類和昆蟲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種領地觀念，這種領地感對人類來説是很自然的，不論是有這種感覺的人，還是那些宣稱沒有這種感覺的人。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意識形態。就連那些不在意其意識形態內容而使用了民族主義這個術語的人，最終也吸取了它的部分內容。這是因為他們不得不與那些背負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包袱的人打交道，而受到他們認可的影響。因此，民族主義是較為特定的、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熱烈的“熱愛自己同胞”的形式，根本上是自我防禦型的，建立在對“外來者”一定程度的因為害怕而産生的不喜歡，或是正面的敵意上。
南迪最後指出，悖論是民族主義思想從來不是具有國家特色的；根據定義它就是全球化的，且在全球化成為熱門詞彙之前的幾十年就已經是這樣了。而南迪本人則毫不猶豫地聲稱自己是愛國者而非民族主義者。他在12月4日上海美術館題為“現代性後殖民創造性和哀悼之不能”的演講中，批判了西方強硬意識形態之下的文化民族主義。在與中國思想界的對話中，他也提到，在印度，正是不同社群生活在一起，有了區隔，才能更好地辨認自己，“我知道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最好的”，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我們反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身份。
12月5日參觀完藝術展之後，阿希斯·南迪在國際飯店的咖啡廳，點著煙斗，接受了本報專訪。
B=《外灘畫報》
N=阿希斯·南迪
B：你怎麼看待“從西天到中土”這個展覽？你最喜歡其中的哪件藝術作品？
N：我非常喜歡這個展覽。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古蘭穆罕默德·謝克（SHEIKH）的 “玄奘歸來”, 因為他用極特別的形式錶現了特定情形的暴力。他選擇了玄奘這個古中國取經者，來到2002年的印度來觀察和審視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互相屠殺的暴力事件，這是一個很美麗、很宏大的概念，令人印象深刻。
B：很難想像您用“美麗”來形容這個關於“暴力”與“衝突”的概念。
N：與其説是美麗的，不如説是激發性的、挑釁的，它對暴力的表達直指人心，同時它也包含了一種“距離”，將我們抽離出來，似乎不是我們在看，而是1500年前的佛教徒玄奘，回到21世紀的印度，來目擊整個暴力事件。
B：在當下的印度社會環境中，還有這種類型的種族暴力衝突事件嗎?
N：種族衝突的暴力比起以前少了，如今的暴力主要來自社會階層方面，來自於新晉社會階層維護他們的社會政治地位和利益的鬥爭。財富的增長給他們帶來了權力，但是不同於傳統的精英階層和社會底層，新晉階層對他們自身的地位沒有把握，也沒有穩定的價值觀，因此對權力的運用也不惜代價。
B：這個“新晉階層”是指印度社會的中産階級嗎？
N：不，他們更是一種“新中産階級”。以前印度的中産階級有90%都是來自於上層的種姓，而現在超過一半的精英階層來自於社會中下層，很多甚至是社會底層種姓的人組成了這個“新晉階層”。
B：社會底層的人是如何變成“新晉階層”的？是因為得到了比起他們父輩更良好的教育嗎？
N：不是，是“民主”。印度的民主政治體制使這些來自底層種姓的人有機會攥有政治權力，一方面他們剛剛擁有這個權力，儘管他們有的坐上了大臣的位置，有的擔任十分重要的財務工作，可他們不知道如何去使用權力，因為屬於這個階層的價值觀和規則還未形成；另一方面他們非常恐懼失去權力，一旦失去這個權力，他們就什麼都不是了。因此，“緊緊抓住權力並且要想方設法使用權力”的慾望産生了社會的緊張感。
B：那麼印度社會的暴力，僅僅是來自於這個新晉階層所造成的緊張感嗎？
N：本質上來説，暴力是來自於狀況的改變。社會階層的巨變，使暴力既來自本來有但是如今失去了權力的人，也來自突然得到了權力不想放手的人。“新晉階層”曾經是這個改變的主力軍和得益者，但他們也害怕再來一次改變，使他們失去已經到手的權力。參與改變現狀的雙方都是構成暴力的原因。
B：你在上海美術館的講演中提到，“被壓迫者有足夠的能力為自身説話”，那麼是否一旦話語權被剝奪了之後，暴力也成為他們為自身説話的一種方式？
N：是的，比如我曾經在報紙上讀過關於在中國發生的精神病人等弱勢群體殘殺兒童的暴力事件，諸如此類極端的社會暴力事件在印度越來越少了，但是另一種類型的暴力越來越多，那就是政治影響上的暴力。儘管民主給社會底層帶來了話語權，但是他們得到權力之後，會産生另一種形式的暴力，屬於政治上的隱形暴力。印度也有不平等的現象存在，但有4種職業是不分貴賤、不分階級、只要有技術就行：政治、體育、娛樂和犯罪。政治和犯罪一樣，都是只需要技術，沒有社會門檻的。
B：據報道，中國目前城市化的速度已經超過了印度，你對此怎麼看？
N：印度目前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城市，我並不贊成這種城市化，也不認為印度還需要城市化。只有同時具有城市和鄉村的文明才會是豐富的。中國和印度的文明都是同時具有城市性和鄉村性的，鄉村是對城市的批判，正如城市是對鄉村的批判。
B：很多中國人是通過印度電影來了解印度的，你可否推薦一部您喜歡的印度電影。
N：如果你對城市與鄉村這個主題感興趣的話，我推薦一部印度非常著名的導演薩蒂亞吉特·雷伊（Satyajit Ray) 的電影《不速之客》（ Agantuk)，這是他的最後一部電影，直接觸及了城市與鄉村關係的問題。有趣的是，這個導演窮其一生的精力來用電影表現城市化，推動城市化，曾是一個強硬的現代主義者。而在他的最後一部作品中，他重新回顧自己的路程，發出了反對自己的聲音，反思了城市化。這部電影可以説是這個電影大師一生中的一個思想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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