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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旭陽,梁瑤（實習）
“我知道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最好的，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更好地建立自己的身份。只有同時具有城市和鄉村的文明才會是豐富的。中國和印度的文明都是同時具有城市性和鄉村性的，鄉村是對城市的批判，正如城市是對鄉村的批判。”
作為印度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出現在2008年由英國雜誌Prospect Magazine (UK) 和美國期刊Foreign Policy (US)評選的“影響當代的全球百位思想家”榜單上，與美國的阿爾·戈爾、喬姆斯基以及孟加拉的尤努斯等人一同並列其中。
阿希斯·南迪日前應邀參加了上海雙年展的第五幕活動“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並分別於12月4日和6日在上海美術館與復旦大學作了演講。此前國內知識界對他並無深入了解。他早前是一位社會學家和臨床心理學家，之後劍走偏鋒，投身於不為社會科學及學術研究關注的邊緣領域。現在，他的研究興趣集中于暴力心理學、種族滅絕、後殖民與文化研究等等領域。
目前，南迪是德里發展社會研究中心教授，還是墨爾本後殖民研究所的傑出學者，以及高等教育全球科學委員會成員。多年來，作為知識分子，他積極介入包括新德里生態及食物安全中心、公民自由人民聯盟等在內的各種組織。
本次展覽的項目統籌陳韻認為，南迪是當今印度最有實力的思想家之一，同時具有傳統印度思想家式的深刻的思辨性。雖然南迪還不為中國的知識界所充分了解，但他關心的問題對於中國也有很強的啟發性，無論是此前來過的杜讚奇（美國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還是帕沙·查特吉等當代印度學者，談到南迪都欽佩有加。對印度的政治和思想社會現實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從他那裏得到精妙的解答。
可樂的哲學：關於現代政治的諷喻
南迪曾就可口可樂發表過一番詼諧的見解。他認為，可口可樂在當今社會是一種特別的不可替代的消費品，因為可口可樂的首要哲學就是，可口可樂只能被一種可樂所替代。替代品可能一會兒是健怡可樂（表示為健康著想），一會兒是百事可樂（表示對口味的敏感），但始終必須是一種可樂。因為一旦接觸了這個可樂的世界，一個社區的生活裏就再也不能沒有可樂，無論是哪種可樂。人類在社會中的需求範圍永遠都在擴大，永遠無法再縮回到可樂飲料未出現之前的狀態。可口可樂的什麼都是可以改變的，除了它的不可替代性。可樂永遠都不能被茶、咖啡、啤酒、葡萄酒、果汁或水所替代。
因此，這種不可替代的消費品成功地成了一種世界觀和人生哲學。它植根于全球性的大眾文化之上，排斥一切來自地域性的改良和變革（比如印度一度試著生産的肉桂和小豆蔻口味的可樂並不受歡迎），很顯然它不會受到本土文化、經濟活動水準、政治偏好的影響。本土文化可能會對陌生的可口可樂心懷敵意，經濟水準也許不能維持它的生産或進口，而政治家們也可能出於象徵性的原因而試圖去“清理”一個社會中對可樂的愛好，譬如印度在1977－1979年間人民黨掌管印度政體的那段短暫任期中，當時的工業部長喬治·費爾南德斯（George Fernandes）把可口可樂公司從印度趕了出去。十多年過去以後，為了使像費爾南德斯這樣的人難堪，可口可樂趾高氣昂地再次進入印度市場。
此種可樂的世界觀和哲學，在南迪看來，儘管在某種意義上“讓消費者想起了一種簡單天真的活著的歡樂，這種感受或許大部分已經消失在現代社會裏了”，然而，想要品嘗這種歡樂，就必須獲得特許權，進入世界市場，因為我們並不能在自己的家裏種植或者配出可樂。這一結果導致了可樂的哲學並不僅僅局限于某種不可替代的飲料，它充斥在生活的各個方面，猶如明目張膽的噬菌細胞，它會吃光所有鄰近的哲學，要不就是試圖將其納入自己的體系中，成為只具有裝飾性的異見觀念。
南迪認為，當今世界的現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種可樂哲學，選民就像是消費者，而候選人認為選民的“政治”需求能被專家們所設計。專家們則認為所有候選人都不過是彼此的修訂版本，唯一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公眾形象。對兩者而言，政治競賽的最終模式不是拳擊場，而是消費品流行品牌之間的廣告戰役。這種策略是直接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爭奪市場份額的巨人之戰中借鑒過來的。可口可樂的哲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的社會哲學，也是一個無奈的政治諷喻。
毛澤東與甘地：從未平行
在參觀本次“從西天到中土”的系列活動之一“時·地·戲：中印當代藝術展”時，南迪在一件展品前面駐足許久，那是一個名為“從未平行” 的照片及錄影裝置。藝術家吉吉·史卡利亞（Gigi Scaria) 將毛澤東與甘地在一生中重要瞬間的影像平行投放，例如將毛澤東的長征與甘地的食鹽長征平行投影，意圖從視覺的歷史敘事中理解兩個國家的心理，嘗試通過兩個分別創造了現代中國和現代印度的領導人性格來了解兩個民族。
有趣的是，在德里與本次活動的中國思想家對話中，南迪也談到了毛澤東與甘地兩個歷史人物。他指出，甘地反抗17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標準西方分類。他拒絕被他們限制，而與持異議的歐洲思想家重新建立聯繫。在印度，有許多人在毛的運動早期就試圖把兩者結合起來；他們中有一些人，即使有時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仍然奉行甘地的觀念，這些觀念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印度弱勢社區和群體的文化，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兩個歷史人物所具有的相似之處。
然而，由於中印的文明不同，南迪也提到：“當我們試圖操縱文明，通常最終自己反而會被更大的文化過程所操縱。”南迪談到，他的一個日本朋友曾經説：“我不是研究印度的專家，但我猜印度能産生像甘地這樣的人，它一定是一個非常暴力的國家。” 而他並沒有説，印度是和平的、非暴力的，因此産生了像甘地這樣的人。這個日本朋友推測，印度在管理或控制暴力上是存在問題的，因而在過去幾個世紀産生甘地以及眾多和平與非暴力的理論，從耆那教和佛教到各種毗濕奴教派和蘇菲教派。這些都是爭取和平與非暴力的重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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