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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浮宮 義大利文藝復興珍品展招貼
羅契爾德收藏在盧浮宮的展陳安置
羅契爾德收藏于1936年7月25日運抵盧浮宮。科布倫茨（Suzanne Coblentz）説，通過“讓肖夏爾收藏（collection Chauchard）的陳列更為緊湊……在莫利安殿（Pavillon Mollien）的二層……騰出兩個展廳，緊挨著魯本斯大廳。 ”
不過，將這一整批數量可觀的藏品運送到盧浮宮，仍然是個不小的組織問題。莫裏斯 德 羅契爾德男爵（baron Maurice de Rothschild）1936年7月10日這樣給維爾納寫道：“親愛的主席先生：依據我們上次的談話，我在此向您確認，我應該在聖奧諾雷郊區街41號家裏展開的工作一直拖延到現在，至遲將會從8月1日開始。我有義務向您請求接收所有的藏品——銅版畫，書籍和素描。記得您曾同我講到會有一個合適的地點接收這批藏品，在那裏等待確定最終的展陳方案。為了規範起見，謹請您屆時簽署一份接收憑證，解除布隆先生對本批藏品的保管責任。此外我也十分樂意補充説明，我的全部人員將聽從您的調遣，與盧浮宮人員通力合作，保證藏品的遷移順利進行。我知道您將於23日離開，在此特請您于7月15日之後接待安德烈布隆，向他交待有關藏品遷移的全部事宜。布隆已與建築師費朗（Ferrand）先生通過電話，後者似乎還在等待您的指示。”
七天之後，羅契爾德男爵的遺囑執行人再次向維爾納寫道：“安德烈 布隆先生已被任命，以愛德蒙 德羅契爾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名義並對其負責，在聖奧諾雷郊區街41號宅邸中向盧浮宮博物館移交由羅契爾德繼承人捐贈的銅版畫、素描與插繪書籍收藏，該捐贈已于1935年12月28日在布爾特公證人處公證。7月16日週四，您曾派來幾位搬運工人搬運該批藏品。羅契爾德繼承人並未事先得到通知，獲悉藏品搬運的準確日期和時間，其委託負責人也並未收到任何指示。在此情況下，他認為應該拒絕這樣移交藏品。況且，捐贈人尤其希望貴館能夠指派一名館藏研究員或行政主管代表在場，確保該批藏品的移交與搬運無虞。現在，您向羅契爾德繼承人申請將移交日期推延八天，以便建築師完成臨時陳列廳的改造。我們認為將原定於7月20日的移交日期推遲至7月26日並無任何不妥。至於該批收藏的存放地點，在羅契爾德繼承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我們充分信任盧浮宮博物館的選擇。鋻於移交日期變更，您希望我們將您之前寄給莫裏斯德 羅契爾德男爵的責任解除單退還。我們認為只需在貴方代表實際接收到愛德蒙 德 羅契爾德收藏之後，修改接收憑證的日期即可。”
1936年7月26日這一天，羅契爾德收藏在盧浮宮博物館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布隆作為館藏研究員，選擇盡可能縮短形成收藏與將其在博物館環境下展出這二者之間的時間間隙。有檔案清晰表明，布隆為自己設定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實現捐贈者當初明確的所有特殊的保藏和展陳條件，然而博物館的行政系統則試圖在博物館內給予該批收藏以全新的法律框架。
通過法國行政院1936年11月12日的法令 ，國家不僅接受愛德蒙 德羅契爾德捐贈的藏品，同時接受四十萬法郎贈款，用於該批藏品的保管。羅契爾德收藏的保管自此須符合若干明確的特殊條件。
維爾納在當時的願望非常明確，即在盧浮宮創立“版畫博物館”。羅契爾德收藏的名氣雖足以支撐這一博物館學意義上的創新，然而該計劃的閃光之處很快在機構內部遇到遲疑態度而碰壁擱淺，創立“版畫博物館”的想法始終未能真正付諸實施……盧浮宮各收藏部門對於在博物館內創立一個新的藏館充滿遲疑，反對這個烏托邦式的計劃。
國家博物館系統的館藏研究員們對此項創新計劃完全持保留態度，不願就此賦予布隆與盧浮宮其他館藏研究員同等的特權。儘管無法完全繞開這種保留態度，維爾納仍然竭盡所能，希望按照捐贈者的初衷，推動羅契爾德收藏融入盧浮宮的整體館藏之中。
他的行動效率無可置疑，法蘭西共和國的兩條政令足以證明。第一條政令頒布于1937年5月28日，並於1937年6月4日刊登在《官方日誌》上。政令決定，盧浮宮博物館的繪畫、素描及銅版畫館自此劃分為兩個收藏館。“即:1)繪畫館；2)素描、版畫及銅版收藏館，由素描收藏、銅版收藏以及由愛德蒙德 羅契爾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繼承人向盧浮宮捐贈的版畫收藏組成。”第二條政令于1940年3月13日頒布，再次確認第一條政令。
正是遵循這一方向，人民陣線政府有意在盧浮宮創立一個新的收藏館，以便從法律上保護羅契爾德男爵的收藏，而法西斯維希政府在1941年夏天撤銷了這一決定。
二戰勝利之初的法國政府並未修改維希政府關於取消素描、版畫及銅版收藏館的決定。直至1989年，紙本刻畫藝術館方才重見天日，其收藏包括素描收藏、羅契爾德男爵收藏以及盧浮宮銅版收藏。
最初的展覽
對於羅契爾德收藏的傳播首先意味著向公眾展出。1937-1939年間，該批收藏經歷了最早的幾次展出。從中顯露出對這批藏品的保管尚不成熟，但同時也彰顯出公眾對它的熱切期待。媒體對捐贈的熱烈反響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公眾的關注。
此時，創建“版畫博物館”的設想仍然停留在工作日程上。對於收藏的保管而言，首先遇到的難題便是要遵從捐贈人的願望，連續地展出版畫藏品，問題是當時並沒有合適的專門場所。這些被命名為“精美的版畫與素描系列的經常性展出 ”的展覽完全不符合今天的博物館展陳設計邏輯。展期通常只有一個下午的時間，一份名為《盧浮宮愛德蒙 德 羅契爾德收藏展》的報告這樣寫道：
“愛德蒙 德羅契爾德男爵及男爵夫人的繼承人于1935年捐贈的素描與銅版畫作品于1937年在網球場美術館與桔園美術館展出之後，得益於亨利維爾納先生的積極倡議，分別於1938年2月28日與3月14日實現了其在盧浮宮最早的兩次展出。 其他同類展覽正在籌備之中，計劃安排在週一下午展出並於當天結束。展覽將依照國家博物館委員會決議制定的條件進行。 這幾次最初的展覽在藝術上獲得非凡成功，以至於許多希望一睹為快的人驚訝于願望無法實現。我們謹向有關方面反映他們的意見，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盧浮宮能夠提供合適的展陳場地，允許展期稍長的展覽舉行。至今所實施的各項措施僅是臨時性的，希望這些臨時性的舉措能夠促生更長遠的設計實施。 ”
這些展期僅持續一個下午的展覽在技術和人員上都有著複雜的要求，以至於實際展出的次數非常有限。曾經出版過一個未標明時間的手冊，對參觀資訊有所補充：“在這本小冊子裏，愛德蒙男爵的合作者、羅契爾德收藏現任館藏研究員安德烈布隆先生通過講述這批珍貴收藏的形成過程，並簡要描述收藏的各個組成部分，展示出這一難得的遴選是如何構思的，具體來講，它與盧浮宮的眾多其他收藏的想法不謀而合……得益於愛德蒙德羅契爾德收藏，版畫藝術得以在盧浮宮的眾多藝術門類中獲得它應有的位置”，維爾納如是説。“盧浮宮之友協會”自然被邀請前來參觀為他們特別安排的展覽。不過，更重要的是1937-1939年間幾次歷時更長的展覽，使得廣大公眾得以了解到收藏中的若干件珍品。
第一次公開展覽于1937年7月在網球場美術館舉行。在展覽圖錄 的前言中，布隆這樣談到：
“捐贈給盧浮宮的愛德蒙 德羅契爾德版畫收藏仍需一段時間籌備方能面向公眾展出。不過，為滿足第一屆國際版畫大會的請求，我們在此展出收藏中最古老的作品。來自國外的館藏研究員、藝術家與出版界人士要求盧浮宮博物館在大會期間，從愛德蒙德 羅契爾德男爵的著名收藏中精選一百件早期印刷珍本進行展覽。”
桔園美術館成為最早致力於羅契爾德收藏公共展出的場所。《倫勃朗，素描及蝕刻畫》于1937年夏天成功展出；《18世紀法國彩色版畫》于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展出；最後，《法國大革命，版畫與素描》于1939年6月23日開幕，為羅契爾德收藏在桔園美術館的一系列展覽畫上句號。到了對納粹德國宣戰的時候，羅契爾德收藏的非凡活力終於陷入癱瘓。
戰爭與佔領
法國在戰爭中被納粹德國打敗，法蘭西共和國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便是1940年6月22日停戰日：法國貝當元帥的法西斯政權與希特勒第三帝國代表簽署協議，法國軍隊與納粹軍隊結束敵對狀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被廢除，納粹對法國的佔領條件得以確立。停戰協議同時關注納粹入侵方被囚禁或轉移人員的命運，以及向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支付經濟賠償等問題。
然而在法國戰敗之前，1939年8月28日清晨6點鐘，在P.B.C.公司牌照為9234 RJ 4的一輛卡車上，裝有第一批四十箱從盧浮宮向香博爾（Chambord）方向轉移的羅契爾德藏品。1939年8月28日-31日，羅契爾德收藏被全部轉移。它們與國家公共收藏中的其他重點珍貴藏品一樣，經歷了從盧浮宮到香博爾城堡的遷徙。分裝在一百六十六個標有“L.G.”記號包裝箱中的羅契爾德收藏，隨後又輾轉抵達瓦朗舍城堡。編號“L.G.”（“盧浮宮版畫”）代指愛德蒙德 羅契爾德繼承人捐贈的全部收藏，並未針對藏品類別進一步細分（素描、書籍、手抄本或銅版畫……）。
盧浮宮館藏研究員德雷弗斯（Carle Dreyfus）1940年3月21日撰寫過一份報告，即有關國家博物館位於瓦朗舍城堡（chateau de Valen ay）的倉庫。我們從報告的描述得知，“第一輛載有國家博物館包裝箱、目的地為瓦朗舍城堡的卡車于1939年9月13日抵達。從這一天開始，到10月14日為止，共有二十五輛卡車先後運達。城堡中被徵用存放藝術品箱的房間有：一層的一間陳列室、一個大沙龍、一個保險櫃，外加一個地下室，庭院入口處的車庫工具間。在陳列室中存放了123個標記有“L.A.”的箱子（亞洲藝術部）。大沙龍中存放了36個標記有“O.A.”的箱子（中世紀、文藝復興及現代工藝品部）、39個標記有“L.A.”的箱子（亞洲藝術部）、166個標有“L.G.”的箱子、籃子或收藏夾（愛德蒙德羅契爾德收藏）……存放于瓦朗舍城堡的藏品總計為532箱，它們分別存放在專門的接收地點，有明確的編號標記，方便需要時搜尋。亞洲藝術部與羅契爾德收藏的全部藏品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而其他博物館或盧浮宮其他部門的藏品則分散存放于被徵用的不同城堡之中……”
裝有羅契爾德藏品的箱子在整個大戰期間都存放在瓦朗舍城堡中。國家博物館檔案只記載過一次保管方面出現的漏水意外。瓦朗捨得藏品保管負責人如下描述這次事故：
“我向您確認，昨天即5月1日，我們在電話中溝通過的有關前一晚發生在瓦朗舍城堡的意外。 我9點40分收到皮耶下士的報告，于11點趕到瓦朗舍現場。 我在現場觀察了解到，拉吉維爾 特維德公主（princesse Radziwill-Tweed）在18點左右使用過盆浴，當時並未發現浴缸排水有任何異常，浴缸中的水全部正常排出。然而，埋在浴室石板地面裏的排水系統發生泄漏，導致在浴室地板層與大沙龍柱間中央區天花板之間形成一大灘積水。積水沿柱子與吊燈吊點流淌下來，並在積聚最重的地方造成破裂。天花板有將近兩米長的範圍損壞，露出天花板板條柵。水從破裂處流下，影響到地面一米五長的一片區域。
這次漏水事故波及或濺濕到L.G. 20, 37, 61 與72號包裝箱，164與162號包裝籃，117, 136, 133與134號包裝盒，浸濕的程度各不相同。
在我的指揮下，所有上述包裝都被打開、晾幹。幸運的是，包裝內的藝術品大多受到防水紙層的包裹保護。
儘管如此，被水浸泡過防水紙層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潮濕感，藏品因此被置於最佳的通風地點。
唯一受到實際損失的是L.G.20號箱，其中裝有23冊……
這些藏品的晾幹被安排在條件允許的最好環境中進行。在等待館藏研究員安德烈布隆先生到來之際，書籍被打開以保證最好的通風效果，因沾水而黏在一起的書頁被重新揭開，並用吸水紙分隔。
L.G.136,144號紙箱的外保護層也受到水浸，紙箱本身並未受到損壞。
受到水浸但可恢復的所有包裝均被轉移到地下室做晾幹處理。我下令扔掉被泡濕的纖維材料，以及那些因浸泡而變形為紙漿的紙箱層材料。
拉吉維爾公主及其年輕的丈夫特維德先生前來對於他們無意中造成的意外損失深表歉意。
我未能見到瓦朗舍公爵的管家蒙哥多（Montgodo）先生，他此次特別陪同主人前往巴黎，去赴公爵傳統的週三晚宴。 ”
除卻這些由於保存地點是私人宅邸而非符合保藏標準的博物館空間而存在的風險之外，羅契爾德收藏在戰爭與法國被佔領期間並未遇到其他危險。
其實，最主要的危險與這批收藏的“出身”相關。應該特別注意檔案中無從考證的一個資訊，即由科布倫茨轉述布隆的一段話，需要以最嚴謹的態度加以考量。“儘管（國家對羅契爾德收藏的捐贈接收）程式完全規範，藏品于1936年7月25日實際轉移到盧浮宮，然而在行政管理中，這批收藏一直難以真正融入盧浮宮”。科布倫茨説，“而且很可能由於收藏家的‘出身’，由於1940年停戰協議之後開始實施的一系列種族歧視條款，而永遠無法融入。 ”
維希政府的反猶立場促使其特意將“羅契爾德”這個名字從所有官方文件中刪除。這使我們懷疑，將羅契爾德收藏讓渡給納粹佔領者的想法曾經在法西斯維希政府某位官員的頭腦中出現過。不過需要注意，這個甚至經常被布隆身邊人士提及的假設，並不能從國家博物館檔案中找到確鑿證據。檔案不但無法證明維希政府曾有放棄羅契爾德收藏的意願，而且應該説從總體上看，可以排除這個假設。毋庸置疑的是，在納粹佔領期間，坎普（G. van der Kemp）、維爾納、薩勒（Georges Salles）、奧特格爾（Louis Hautecoeur）等國家博物館界的館藏研究員及其他知名人士為保護國家文化遺産有過大量令人起敬的行動，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便維希政府的確産生了放棄羅契爾德收藏的念頭，他們也會以最有效的方式對其加以保護。
於是，貝當法西斯政權僅僅滿足於將此捐贈無理地強制定義為無名捐贈，出發點是這一收藏的猶太出身會使法西斯的種族主義宣傳陷於失語。而國家博物館的檔案則表明，並非如那些猜忌所示，愛德蒙德 羅契爾德收藏自1936年起，便屬於國家重要財産，正如1939年8月28日起被遷移到香博爾城堡的其他珍貴藏品一樣。
隨著二戰結束、解放到來，羅契爾德收藏安全地返回盧浮宮博物館。它從1946年7月開始，重新回到1936年為其指定的位於莫利安殿（Pavillon Mollien）的展廳之中。該批收藏在布隆的管理下重獲生機，布隆繼續對其進行圖錄編輯、藏品編目與出版的工作，直至1957年退休。
展覽規劃也從五十年代開始獲得新的活力，一直延續到今天。
博物館中的紙本刻畫藝術收藏需要藉由有計劃的展覽，向公眾展示其最珍貴的精美藏品，才能永葆生命力。從2004年開始，羅契爾德收藏除卻在盧浮宮本館進行學術研究展或側重審美愉悅的普通公眾展，又增加了將重點藏品帶到國外展覽的規劃。這項外展計劃旨在讓全世界了解這一傳奇收藏中的精美珍品，自然也應該面向中國公眾。更何況，北京、上海、杭州、重慶和成都等城市已經在過去幾年間領略過盧浮宮銅版收藏的魅力。
我們希望在此次幾個月的展期內，通過展示精心挑選出的盧浮宮羅契爾德收藏中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珍品，使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參觀者領略到與盧浮宮享有同樣國際盛譽的藝術傑作的力量。
帕斯卡·托萊斯·戈爾迪奧拉
館藏研究員
盧浮宮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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