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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現實 感受人生——王世明的中國人物畫
中國人物畫的傳統，歷史悠久，積澱豐厚；而近現代中國人物畫的發展，表現出藝術思想的根本特徵，是對“現實主義”的認同和實踐。説“認同”，是指以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為基礎和導向的中國傳統美術的觀念，將“現實主義”作為人物畫創作和評鑒的導向標示，而表現現代社會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是中國人物畫“現實主義”風格取向的重點所在。許多優秀的中國人物畫家幾十年來，對此都予以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實踐，從不滿足於記錄人物的神形動態，到注入盡可能深厚的文化內涵，顯示出畫歷史人物，而不忘直面現實；畫平凡民眾，更醉心於感悟人生。人物畫的傳統，以形取神、筆精墨妙只是其一，它體現出的是藝術語言的民族特色，而更加寶貴的傳統，則是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執著與堅守，它標誌著中國人物畫家藝術思維的精深和高遠。
王世明近幾年創作的中國人物畫，就是對執著于“現實主義”藝術精神的表現。在他歷次的人物畫創作中，中國農民一直是主要形象。無論是表現農民在田間的艱辛勞作，還是表現農民工在城市的徘徊。在他的創作中，確實是以底層民眾為描寫對象的作品。而不是像一些繪畫中的農民往往是以一種概念，或者表現一種處境艱辛而具有悲憫無助的民眾，或者表現一種生活幸福而具有普適、自得自滿的民眾。王世明的中國人物畫確是從一個新的角度，傳達出一種當代“現實主義”藝術的文化內涵。
“現實主義”藝術的文化內涵，其核心是要感受具體而有生命力的“實踐”。徐悲鴻與蔣兆和皆力倡關注人生的人物畫創作觀。徐先生“吾人努力之目的，第一以人為主體”，“要以人的活動為藝術中心”，他身體力行先後創作了《愚公移山》和《九方皋》等不朽之作。蔣兆和“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無超人異興之思想，無悠閒風雅之情趣”，而專注于描寫“人之不幸者，災黎遍野，亡命流離，老弱無依，貧病交集，嗷嗷待哺的大眾”，願意用畫筆“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于大眾之前”，他以巨著《流民圖》展示了現代水墨人物畫強烈的人文精神和現實主義藝術的震撼力。
王世明在中國人物畫的創作中，從對農民到農民工這些城市邊緣人群的表現，表面上是創作題材上的轉換與追述，實際上是他近年來探索現實主義的藝術精神，關注現實社會的藝術思考。他所表現的“棒棒”系列就是最好的例證：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的大量出現，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長期存在的城鄉社會經濟的二元結構狀況，極大地推動了城市社會的經濟體制改革，在事實上重組了城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國的農民用他們樸素的角色和身份轉變的實際行動，在有意和無意之間，以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觀念、行為和結構等諸方面不斷的縮小著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差異，推動著整個中國社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王世明把注意力集中于這些農民工的群體，近距離觀察和研究這些穿行于城市，努力融入城市的農民工人群，試圖以他的畫筆表現這些城市邊緣人群的思考與焦慮、歡欣與痛苦，表現他們的歷史與現在，表現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深刻的身份和心理的轉變，這應該是一個複雜的形態和精神的存在。在城市中，農民工或許暫時處於邊緣位置，但他們永遠是“自我”的中心，在傳統與現代文明的多重衝突中，重塑自我人生並構築自身的現代性，才有可能使他們從城市中尋找到生存的支撐，從而發現人的尊嚴與生命的高貴。這也應該是現代藝術發展的價值所在
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物畫家們就開始了深入獨立的社會文化思考，而不再做主流意識形態的解説或註釋者。大批的文學家和導演們都被容許將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人物搬進作品。而許多畫家也以不加修飾的筆墨描繪那些衣食無慮而精神匱乏的城市人群的無所適從和百無聊賴，以十分直白的形式充斥在畫家的筆下。但是王世明關注的則是另一種生命的狀態，那就是在城市人眼中顯得陌生的外來者，那些為生存而背井離鄉的個體生命。不論是《古今人物之棒棒人生》中的民工，還是農村生活中的老者，王世明對他們都懷有別樣的理解和同情。正因為如此，當人們在王世明的“棒棒”作品中出現的收租院人物形象的時候，同時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相關聯引發的思考並給我們提供了多種解讀的可能性。觀者可以認為是畫家表現的人物今昔命運的對比，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勞動者的同情，或是對歷史與現實的糾結而使我們無所適從。在《歸牧》與《集市》作品中，觀者更容易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單一的生活場景：在構圖形式上，畫家採用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廣告宣傳畫形式，使作品具有了歷史的印記，同樣給我們一種説不清道不明的感覺，從而大大提高了觀者對作品視覺形象的參與度。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現實生活與歷史所割捨不開的情節及歷史對畫家所産生的深刻影響。
在現代中國人物畫史上，以中國農民工為題材的美術作品是當下“現實主義”美術作品較為普遍的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畫家更關注的是歷史的現實背景，因而表現為一種場面或一種社會的現象；而王世明更關注於人類生存環境中的個體生命，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底層人群對生存狀態的追問，引發觀眾的感慨和思索。與“農民工”的相通之處是王世明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冷漠與溫情、渴望和憧憬的並存，看到他們在生活中被現代城市“邊緣化”，而執著于他們個體人生的莊嚴。
當然，我們瀏覽王世明的人物畫作品時，也會感受到他與不同畫家所記錄的形象，所運用的筆墨方法之間如影隨形的協調性。中國畫的創作于筆墨技藝本身也是一種具有個性色彩的審美對象。對於中國人物畫傳統而言，畫家所掌握的筆墨技藝與他所選擇描繪的對象之間，長期存在著分離狀態，只有到近現代寫實人物畫的出現，筆墨技藝與人物形象的相關性才被畫家所認識並被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在當代文化語境下，在強化“書寫”的同時如何使人物畫的探索上獲得新的筆墨語言和造型方法，以及畫家個人的“形質”與“筆意”的相關性，從而完成從傳統到當代藝術的轉換。王世明似乎放棄了他早期所崇尚的中國文人畫家清雅灑脫，或者剛勁婀娜之類的筆墨韻味，他的散鋒筆法往往帶著那麼一種不加掩飾的笨拙和滯重，他的用墨也常常深藏著那麼一種不可言狀的自如和靈動，他説他畫“棒棒軍”中“飛白”用墨的筆法，是來源於對農民工夏天勞作的感覺：皺巴巴的衣服及神情的疲憊所映射出的靈魂形態。這應該是勞動大眾最為普遍的平實的生活狀態。這顯然不是畫家對自己繪畫技法的戲劇性比喻，透露出他作品中的人物與他作畫的技法之間在“形質”與“筆意”上的相關性，改變了他以前作品中的“中和”筆墨意趣，賦予了一種“頹唐而知性並存”的筆墨意趣，使人聯想到畫家和那些遠離故鄉的勞動者之間，在看待生活時所共有的感同身受。
對於中國人物畫創作來説，表現底層民眾總是在現實主義的文化基礎上感受人物形象的。而在這種文化心理積澱的基礎上有所歷史的延伸，就是當代中國人物畫創作的重要課題：在表現當代人物形象的同時，找到他們當代文化的心理窗口；在表達畫家個人的感受與意圖時，也傳達中國人物畫的傳統精神。那麼，關注現實，感受人生，以質樸而具有個性化的藝術手法，創造新穎的底層民眾形象，將“現實主義”引入當代藝術的文化視野。這應該是王世明對當代中國人物畫做出的積極而富有意義的探索。
四川美術學院教授 劉揚
20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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