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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一個人之所以成名，首先要“術業有專攻”，即在本專業一定要有自己的創見，而何以形成創見，非要廣聞博取，海納百川，兼收並蓄，最後熔鑄一爐，自成家體。大千先生藝術沿革，此處不表，單就其信中數次提及著目寒先生代為其收藏古書畫，就足見大千先生藝術取法路數之正、代價之大，遠非一般畫手所能比擬。大千先生收藏極富，其收藏並非為了炫富，而是為了能直接面對原跡取法。如在一封致目寒先生信中言：“去年所見宋人賺蘭亭圖，兄斷為居然、又有宋元畫冊頁一牛望月而喘、一絡腮牧人扶杖，此二幅時時往來於心，乞設法先照來”。在另一封信札中大千先生著目寒弟詢問某藏舊畫之周姓後人居於台灣何處，為的也是想要收藏其手中所藏兩部宋元冊頁及宋人沈子蕃所繪緙絲青綠山水軸。而且在信中特意叮囑目寒“此三件兄有意得之，弟如尋得，可與講價，托言他人，千萬不可説是兄買”，因為：“一知為兄，則價錢將抬高也”。這些信讀來極是有趣，蓋大千先生收藏是為了學習，但在旁人看來，你張大千有的是錢，既然你要買畫，價錢肯定高。所以為了能收藏到自己的心儀之物，不得不委託目寒弟代為講價。這也見得出大千先生好古、崇古之深。即如其二哥張善子説“八弟季爰嗜古如命，見名畫必得之為快。甑無米、榻無氈，弗顧也。”張大千不顧一切收藏眼見心愛之物，得寶後並不就壓了箱底，炫富鬥奇，而是為了能日摹巨跡，深加研究，而且他收藏了古字畫，並不就自己獨享，而是與大風堂門人及至好親朋同享。在一封信中大千這樣寫到：“每年皆須外出旅行，友朋門生往往借觀”，説的就是其原來在成都時，收藏了很多古字畫，每年外出旅行，總是隨身帶著古舊字畫，以便讓門生故舊至好親朋借觀，這不由不讓我對那些曾經隨伺大千左右的門人表示欣羨。就像臺靜農先生當時在四川江津時，喜歡倪元璐的作品，每天以臨摹倪元璐的帖子，張大千知道以後，就檢出其自藏的倪元璐的幾件原作送給臺靜農，讓其直面原跡。此種愛古、尊古但不吝嗇的作為，五百年來怕真是無人能做得到。大千先生入古之深，除了與他廣為蒐羅歷代名跡有關之外，還與他購藏之後詳加研究行諸文字有極大關係，就是從學理上對舊物進行仔細比對。比如其收藏了大量的石濤作品，可謂海內第一，他不僅從石濤原作取法，更是對石濤所作字畫詳加研究，最後還寫成一部《清湘老人書畫編年》，致信目寒將此部編年稿寄給他，還説“待志希（羅家倫）所藏即可付印”。如此説，大千先生臨摹石濤以致亂真，是有理由的，試想，連他擁有如此多石濤原作又極具才情的畫家都臨摹不像，實在毫無道理。也正為大千先生有這樣的物力、心力，才使得他對自己的鑒賞眼力頗為自負，其在《大風堂名跡》序中寫到：“世嘗推吾畫五百年來所無，抑知吾之精鑒，足使墨林推誠、清標卻步、儀周斂手、虛齋降心，五百年間，又豈有第二人哉”。透過這些文獻史料，我們就可得出，大千之所以成為大千，主要是其在藝術本體上的自覺研究和高端取法，如果他沒有在術業上有專攻，倘若沒有他如此愛古、習古、化古的心力，即“業”不立，他就是將牛皮吹上天，怕也是幻夢一場。
其二，大千先生是用生命在真誠交友待人。一個人僅有天分，不足以感人，也無以成事。他必須得有一批志同道合、情同金石的摯友。張大千是個喜愛熱鬧的人，他喜歡交朋友，喜歡和好友做一輩子的好朋友，好朋友若不與他信，他就會落寞。他是有些怕寂寞與獨孤的，但凡友朋有求於他，哪怕他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他都會舍命陪君子。大千先生身上頗有些江湖做派，這與他早年在匪幫當過一百天的刀筆師爺有關，好在他後來離了匪幫，入了文行。但他把江湖做派中情重金石、兩肋插刀的義氣用在藝術生活中，使得他的朋友是越來越多，因此每次他的畫展或者其他諸事，如遷家安居等，都有眾友相幫。那些朋友之所以願意幫大千先生做事，那是因為大千先生從不會虧欠任何人。他付出的情義比他獲得的情義要多得多，但是大千先生從不會算計這些，對他而言，朋友，是靈魂的依託。此批信札中有一封信述及其香港至友高嶺梅二十余日沒有給他寫信，這就使得大千先生十分落寞，他給目寒信中説“畫展閉幕之日得弟書，得諸友之助，至為圓滿，欣甚幸甚，惟至今已逾二十余日不得嶺梅之書，又甚悵然”。那麼，大千先生以生命待友的方式之一，就是贈畫、贈物，大量的贈畫。朋友的壽誕，贈畫；朋友的父母長輩壽吉贈畫，給晚輩、門生、家人也是贈畫；感謝朋友幫他做事，贈畫；年輕時贈畫，成名時還是贈畫；得享大名時依然贈畫；在八十五歲生命將盡的時刻，依然在為門生題贈詩文而倒在畫案，即或是生命垂危，還讓家人抱二十本自己的畫集，要盡力題贈詩文給門人。他的一生就是在這樣不斷的贈予過程中昇華為濃濃的情誼，而受贈者不僅在當時感受到大千先生的深情厚誼，就是在現在，依然能享受到饋贈的福報。試想，這樣以命真誠待友的人，人們不能不懷念，也不能不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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